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阅读面临诸多挑战

（一）民族语言文字保护工作艰难推进

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是文化的基础要素和鲜明标志，是促进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5]。历史上，大部分民族是没有自己文字的。极少数民族，用汉字转写，如古壮文、老白文等。20世纪50年代，部分少数民族创立了自己的文字。1957年，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哈尼文创立。但是，由于当时政策时间很短，1958年创立的白文并没有得到国务院批准。2013年云南省出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成为出台该意见的第一个非自治区省份。条例承认了14个少数民族使用的22种文字，白文成为其中之一。目前，我国用17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近百种报纸，用11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73种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地方台用16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广播，地、州、县电台或广播站使用当地语言广播的达20多种；用少数民族语言摄制的故事片达3000多部（集）、译制各类影片1万多部（集）^[6]。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地，除汉族使用汉语和汉字外，55个少数民族使用80种语言，不同程度地使用39种文字。如西藏、新疆和内蒙古单一少数民族比重大，藏语、维吾尔语和蒙古语在当地使用普遍，云南省有25个少数民族，除回族、满族、水族使用汉语外，其余的22个少数民族操26种少数民族语言^[7]，其中，有的民族有几种语言，如怒族有3种语言，景颇族、瑶族使用2种语言；广西壮族自治区有汉、壮、瑶、苗等12个民族，除汉族、回族使用汉语外，其他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涉及汉藏语系的所有语族。

（二）民族语言文字使用率越来越低

在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族裔的语言文化受到的冲击越来越大。中国使用人口100人以内的语言有7种，使用人口为100—1000的有15种。有的语言已经消亡，如满语、羿语、木佬语和哈卡斯语。还有一些语言，如阿龙语、赫哲语，现在只剩几个老人讲得好。云南怒族有四个支系，各说不同的语言，阿龙语是最濒危的一种。语言学专家孙宏开1960年第一次去调查时，大概有400人能讲，2017年调查时只有100人能讲，并且都是老人，讲得好的只有十几个老人，年轻人都不讲了^[8]。云南省红河县浪堤乡洛玛村是哈尼族聚居的村落，村子目前有137户人家，村里35岁以上的人还有逾90%的人在说哈尼语，但是35岁以下的人，已经有一半不说了。桑植白族保留了白族的很多习俗，但是不会说白语。如今，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年轻一代人选择走出去。走出去的人，保持母语更加艰难。社区比较封闭的时候，保持母语很容易。人口流动和现代传媒加剧瓦解了壮族语言文化赖以传承的群众基础，壮语使用出现了明显的年龄分层，使得壮语在代际间、同辈间传播日益困难^[9]。随着广播、电视、网络的普及，少数民族群众自然而然就习得了汉语，而少数民族语言消亡的原因很复杂，很难一概而论。语言本身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承载了族群几千年的文化现象。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知识系统，语言是传承这套知识系统的载体。如果保护不及时，语言消失了，知识也就消失了。在语言保护行动中，文字成为拯救语言的密码。如一批热爱本族语言文化的哈尼族年轻人已经能够熟练使用哈尼文记录自己民族的传统诗歌与民间传说故事等。在大理白族自治州，一些学校每周会加一节民族语言的课程。

（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对阅读推广难度大

由于西部民族地区不同民族和文化并存，少数民族文字各具特色，包括文字需求多样化，地方民族图书出版单位应充分利用地域文化优势，紧紧围绕少数民族出版选题方向，加强选题策划，精心组织出版一批知识性、艺术性、可读性相统一的精品图书，彰显少数民族图书的影响力。全民阅读工程是个复杂、持久的系统工程，语言文字则是这项系统工程的根基。不仅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和宣传推进，更需要民间各类社会团体、每一个家庭和个人自下而上的热情参与、携手行动。社会阅读机构致力于民间阅读促进力量的聚合和各种优质阅读资源引进、整合与共享，推动全民阅读活动民间化、普及化和常态化，宣扬阅读价值，倡导并大力推动各族人民多读好书、互相学习，充分发挥“阅读”的力量，促使“书”途同归，通过文化融合，助力民族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