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呈现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至1945年战败为止，持续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人口被当作兵力和战斗力的年代，人口无疑对战争的胜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被提升到关系日本民族存亡的高度。

1941年，近卫内阁制定并发布了《人口政策确立要纲》（以下简称“要纲”），作为战时人口政策的纲领性文件。“要纲”开头指出：“建设东亚共荣圈，谋求其久远、健全发展是皇国的使命，为达成此目的，确立人口政策，使我国人口急速且永远地发展增殖，谋求人口资质的飞跃性提高，确保于东亚的统治能力，合理分配人口是当务之急。”“要纲”提出具体目标，即通过增加出生和减少死亡来增加人口，要求在20年后的1960年时日本总人口达到一亿。为增加出生，结婚年龄要提前三年，每对夫妻要生育五个孩子。具体措施有奖励结婚、制定家庭补贴制度，减轻多子女家庭赋税负担，禁止避孕和堕胎等。减少死亡主要通过降低婴儿死亡率和预防结核来达成，目标是20年内死亡率降低至3.5‰。此外，不仅要注意人口数量的增加，还要求人口素质的提高。

日本之所以谋求人口的“急速且永远的”增殖，是对当时的人口现象的危机感而来。日本人口在1935年左右达到7000万，但是出生率从1920年以后呈现降低趋势，并且随着战争的进程还有继续下降的可能。死亡率虽也在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仍然处于高位。从理论上来讲，死亡率不可能无限制下降，因此如果放任不管，日本人口迟早会出现停滞，出生率的降低将会导致“日本民族的凋敝”。当时的知识分子还以出生率低、老年人多过青年人的法国在战争中败于实施人口增殖政策的纳粹德国为例，提醒人们出生率降低的危害。

同时，妄图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充当亚洲盟主的日本非常在意出生率与周边国家的差距。厚生省在1941年出版的《国民优生图解》中，使用多幅图片和数据向人们展示提高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必要性，其中讲到：

“我们要在世界舞台上称霸，需要注意的不是法国、英国、德国，实际上是同样处于亚洲、将日本包围起来的‘支那’、苏联、印度。……出生率远远高于我国的苏联、　‘支那’、印度的全部人口更是我国的二至四倍。因此，比较每年出生的婴儿数，我国出生一人，‘支那’出生七人，印度五人、苏联三人。我国要与此等多产国家为伍、伸张国运，绝对需要国民的自觉。”

日本从大正时代开始出生率降低的主要原因在于近代化过程中人口集中于城市，晚婚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同时婚内出生率也在降低。厚生省人口局推测从1925年至1935年的十年间，出生率从34.92‰下降至32.63‰，新生儿减少了约40万人。其中因推迟结婚年龄导致的减少约23万人，婚内出生率降低导致减少了约17万。而婚内出生率降低一方面是由于节制生育，另一方面是女性的生殖力衰弱造成。

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节制生育运动与人口增殖政策背道而驰，政府深感忧虑。“要纲”中指出要“有民族自觉、排除个人主义世界观”即针对于此。1943年厚生省人口局发行的《国民优生法解说》中明确指出：

“国力的基础是国民的人口，而人口必须是健全的。墨索里尼将之称为‘人口战’，确实非常准确。我们必须成为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同时必须觉悟这场战争不是那么容易的。……主要原因是健全的人因为节制生育减少出生，不健全的人却无自觉地繁殖。如此看来，人口战的敌人是在内部。”

实际上，为了让“健全的人”越来越多，让“不健全的人”不再繁衍，1940年公布并于翌年7月开始实施了《国民优生法》。厚生省预防局优生课长床次德二曾解释制定该法的理由有以下几点：一、阻止因结婚难、结婚年龄推迟、计划生育的蔓延而导致的出生率下降；二、近来在国防力和劳动力方面人力资源不足；三、防止恶性遗传疾病；四、提高国民体力。从实施该法的过程来看，颁布《国民优生法》的目的主要是通过杜绝恶性遗传病人生育避免人口素质下降，同时让身体健全者多生育。为防止恶性遗传病人的增加，要对其实施号称“优生手术”的绝育手术，同时禁止身体健全者绝育，对违反者要进行惩罚。该法颁布后，截至1945年，对调查中有恶性遗传疾病的病人17085人中的538人实施了绝育手术，仅占2.6%，大概是因为忙于战争或战败来得太快而实施得不彻底。同时，为了让“身体健全者”越来越多，严格禁止身体健康者进行绝育和流产手术。《国民优生法解说》指出：“健全者因为不想要孩子、孩子太多、为了保持美貌、免除责任等原因进行不孕手术或采取X光照射等其他措施，导致健全人口的减少”，　“避孕是不利于国家的行为”。《国民优生法》的实施规则规定，要求实施不孕手术和流产手术的医生有义务在7天前提交申请，接受审查是否应该进行手术。在战争体制下，人们的生育行为成为服务于战争的工具，避孕被视为违背国家利益的利己行为，人口扩张政策被发挥到极致。^[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