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呈现

维也纳会议后，梅特涅在维持国际体系及解释神圣同盟的要求上居关键地位。他是被迫担负这个责任，因为奥地利强敌环伺，国内体制又与当代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潮流越来越不相容。普鲁士觊觎其在德国的地位，俄罗斯虎视着巴尔干诸国的斯拉夫人口。当然也少不了法国，亟待在中欧重建黎塞留的传奇。梅特涅明白，一旦允许这些危机演变为实力的角力，不论最后是输是赢，奥地利必落得民穷财尽。因此他的政策是建立道德共识以避免危机，对不可避免者则设法借力使力，支持愿站在冲突第一线的国家，如在低地国家与法国对抗的英国，在德国与普鲁士对抗的诸小邦。

梅特涅凭着非凡的外交技巧，将熟知的外交理论化作可行的外交政策原则。他对奥地利两个最亲近的盟友，也是奥国两个地缘政治上的威胁，说服它们相信，革命所带来的意识形态上的危险，大于它们战略上的可乘之机。若当年普鲁士有意利用德国的民族主义，可能早在俾斯麦前一代便会挑战奥地利在德国的龙头地位。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或尼古拉一世只考虑俄国的地缘政治扩张机会，则必会像他们的后来人一个世纪后所做的那样，更彻底地利用奥斯曼帝国的瓦解，而对奥国十分不利。当时普、俄均自我节制，以免有违维持现状的大原则。在拿破仑的猛攻下仿佛即将寿终正寝的奥地利，借梅特涅的安排又获得苟延残喘的机会，多延续了百年的寿命。

解救这个不合时宜的帝国并指引其政策近50年的功臣，在13岁前不曾到过奥地利，到17岁才去定居。梅特涅的父亲曾任哈布斯堡所属莱茵区总督。他本人见多识广，总觉得说法文比说德文自在。1824年他写给威灵顿的信中说：　“长久以来欧洲对我有如祖国。”当时反对他的人对他义正词严的大道理及巧饰过的讽喻不以为然。但伏尔泰及康德应能理解他的看法。身为启蒙时期的产物，却发现自己被拖进一场与本性不合的革命斗争中，又成为一个四面楚歌但国体难改的国家的首相。

态度严肃，目标中庸是梅特涅的处事风格，他曾说：“勿在意抽象概念，接受事物现状，竭尽所能避免昧于事实。”又说：　“对经不起考验的高调，如保卫人类文明，无从产生实际行动。”

秉持此种态度，梅特涅得以使自己不致随波逐流。拿破仑刚在俄国被打败，俄国军队还未抵达中欧前，他便看出俄国是一长期的潜在威胁。当奥地利的邻国都专注于摆脱法国的统治时，他却以战争的目标是否有利于其摇摇欲坠的国家，作为奥国参与反拿破仑联盟的条件。他的态度与二次大战期间，民主国在类似情况下面对苏联时的立场完全相反。他跟卡斯尔雷及皮特一样，认为中欧强大乃欧洲稳定的前提。为极力避免一决实力高下的战事，他对中庸之道的重视不下于对纯实力的累积：

“欧洲强国之态度随其地缘位置而有不同。法、俄各有一处边界，且易守难攻。莱茵河加以三道堡垒的防御令法国得保安全；恶劣天候则使尼曼河成为俄国天险。奥、普却四境门户洞开，饱受邻国威胁。两国在法、俄强势压力之下，唯有善用智慧步步为营之上策，彼此及与邻国保持友好，始得安宁。”

奥地利虽需要俄国作为对抗法国的屏障，却不放心这躁进的盟国，尤其是沙皇宗教般的狂热。塔列兰曾说，亚历山大一世不愧为疯狂保罗之子。梅特涅说亚历山大是“集男性美德与女性弱点的奇异组合。对真正的野心不敢造次，对纯粹的虚荣却勇气十足”。

梅特涅以为对俄国的问题不在于如何防堵其侵略野心，因奥国对此力不从心，而是如何缓和此种野心。一位奥国外交官回报：“亚历山大期望世界和平，但非为和平本身及和平之好处，而是存有私心；非一无条件，而是有所保留；和平须由其仲裁，世界之安定幸福须来自于他，全欧均应承认此为其功德。有赖其恩赐，并可任其予取予求。”

卡斯尔雷及梅特涅对于应如何对付见异思迁好干预的俄罗斯，有不同意见。卡斯尔雷身为远离冲突现场的岛国的外相，只打算对俄国明显的攻击采取行动，而且一定要攻击威胁到均势才会有所反应。梅特涅的国家却在欧洲心脏地带，冒不起这种风险。正因为不信任亚历山大，梅特涅力主与他保持密切关系，全力防备他可能造成的威胁。他曾写道：“一旦开火，亚历山大定会在佞臣引领下逃离我等的监督，届时将无以节制其自恃天命而为所欲为。”

为冲淡亚历山大的狂热，梅特涅采取双管齐下策略。他虽坚决反对奥地利强出头或采取片面行动，但在他领导下，奥国却成为打击民族主义的先锋。他更不鼓励他国自行行动，部分即由于他担心俄罗斯的宗教式狂热会演变为扩张主义。对他而言，温和中庸既是哲学上的美德，也有实际上的需要。他曾对一位奥国大使做如下的指示：“化解他人之利益主张比急于追求本身利益更重要，别无所求，收益反大。”只要情况允许，他一定设法以耗日废时的谈判，限制他国不得超越欧洲共识所容许的范围，借以拖延他国祭起圣战旗帜的图谋。

另一方面，梅特涅的做法是团结保守势力。凡诉诸行动势不可免时，他另有巧妙之戏法，对此他曾做过如下解说：“奥地利事事重实质而多思量。俄罗斯唯重形式。英国重实质不重形式，我方之任务即在结合英方期期以为不可与俄方之惺惺作态。”梅氏以灵活的手腕，把他深怀戒心的俄罗斯，变成基于保守利益而结合的盟友，把他信任的英国，变为保卫均势不受挑战的最后依靠，由此使奥国得以掌控一个世代的欧洲事务步调。然而必然要发生的事只能延后，无法扭转。即使如此，能够依据不符时代主流的价值观，延续一古国长达一世纪，不可谓成就不大。^[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