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呈现

均势政策是英国几百年来一以贯之的外交战略。特别是到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欧洲新秩序安排上，英国在海峡对岸扮演了精妙绝伦的离岸平衡手，游刃有余地担负起欧洲国际关系的调停角色。

由于英国在对拿破仑战争的最后阶段起着外交和军事上的主要作用，因此它可以对1814—1815年和谈进程施加极大的影响。威灵顿公爵在西班牙的胜利，使他成为1815年6月滑铁卢战役之前的军事英雄，而1812年以来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子爵则通过1814年3月的《肖蒙条约》成功地巩固了摇摇欲坠的反法同盟。

1813年，反法同盟因其内部意见分歧而处于分裂状态。奥地利外交部长梅特涅依然钟情于单独与拿破仑媾和的幻想，而俄国与普鲁士却在波兰和北德意志的未来问题上沆瀣一气，互相勾结。1813年10月同盟军在莱比锡战役中的胜利进一步激化了各国之间目标分歧的问题。

1814年1月，卡斯尔雷出使欧洲，协调同盟各国的政策，取得极大成功。他坚持大国一致行动以达成一个解决欧洲问题的总协议，而不是随着问题的出现去达成一系列的特别协定，他的观点逐渐得到了其他国家的认同。卡斯尔雷的决心在《肖蒙条约》中得到了回报，该条约构想了一个有效期长达20年的同盟来监督法国，并由英国提供财政援助。因此英国得以在1814年3月拿破仑战败和被俘后对与法国和谈的条件施加决定性影响。

尽管英国对欧洲问题总协议颇为关注，但是其优先考虑的问题却是对法和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1793年英国对法宣战的原因并不是意识形态上的，而是奥属尼德兰（比利时）的入侵及法国攻击荷兰的威胁。因此和约中补充了统一“比利时”与荷兰的计划，以便确保与英国海岸线相邻的安特卫普和斯海尔德河掌握在安全可靠的人手中。

由于获得了重大战略利益，卡斯尔雷就能采取比其他调停人更为公允的立场，并在和谈进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同时，由于多数国家在战争还在进行时就达成了事先约定，这些事先约定就使得和谈不可避免地变得复杂起来。

英国对法国的态度特别宽大仁慈，即便在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脱和滑铁卢战役之后也是如此。法国的疆界划定得比较公平，波旁王朝得以复辟，与此同时，一些基本的政治权利也在其宪章中作出了规定。普鲁士和其他一些国家要求法国解体的请求被英国拒绝。卡斯尔雷坚持认为，维持一个和平的法国的策略既宽宏大量，又严厉强硬。因此，为了应对法国扩张主义的重新抬头，卡斯尔雷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他在法国的边境上建立了一些“缓冲”国家或“看守国”，同时以欧洲某一强国作为后盾。这样做是为了阻止法国军队再像18世纪90年代那样横行无阻，迅疾征服其邻国。先前的奥属尼德兰与荷兰的统一加固了通往北方的障碍，这一障碍在普鲁士统治下的莱茵河流域各公国统一之后进一步得到了巩固。与此相似，热那亚并入皮埃蒙特——这一合并由于奥地利对伦巴第和威尼西亚的统治而得到加强——阻断了法军进入意大利的沿海路线。除此之外，战胜国还把其反法同盟的有效期再次延长了20年。

要使英国海上利益得到强有力的维护，只能寄希望于英国的制海权。英国在战争期间享有搜查权（针对战争走私等），这引起了他国的不满，但是这些不满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控制。同时，英国对贸易路线的战略控制，特别是对地中海和环非洲地区的控制也得到了加强。这说明对法战争迫使英国优先考虑欧洲大陆的政治及其自身的安全，在此之前，英国的主要利益在欧洲之外以及商业方面。继续保留诸如马耳他、好望角及西印度群岛的一部分地区等关键的殖民地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与此同时，英国也把其他许多殖民地归还了荷兰、西班牙，甚至法国，这一慷慨行为甚至让拿破仑都感到困惑不解。此外，英国还希望各国共同谴责奴隶贸易。

1814年9月到1815年夏季举行的维也纳会议解决了中欧的问题，但英国认为这可能是和解协定中最难令人满意的部分。卡斯尔雷一直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欧出现，并由奥地利与普鲁士保证其稳定，它的作用是构成一道阻挡俄国及法国扩张的屏障。卡斯尔雷的计划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奥地利和普鲁士是否抵制俄国势力的扩张，特别是抵制沙皇对整个波兰领土的觊觎。但是，作为对奥地利和普鲁士可能失去其东部领土的补偿，普鲁士人要求得到整个萨克森，当时，萨克森国王在背叛拿破仑问题上显得犹豫不决。

要维持德国与整个欧洲的“势力均衡”，就必须寻求一个合理解决波兰-萨克森危机的办法。起初，卡斯尔雷想让两个日耳曼国家联手对抗俄国，但是这一策略在1814年遭到失败，于是，他只好另外寻求妥协的办法，那就是削减新波兰的国土面积，说服奥地利同意普鲁士取得五分之二的萨克森土地。即便如此，要确保普鲁士遵守这些条款，仍然有必要以战争来威胁。在奥地利的影响下，这一危机最终促成了一个脆弱的日耳曼国家联盟的形成，而这让卡斯尔雷感到非常失望。

毫无疑问，卡斯尔雷在1814—1815年调解过程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如果“维也纳协定书”是对长时间战后无数遗留问题的切实可行而又理性的反应，那么，这位英国外交大臣则功不可没。然而，卡斯尔雷的声誉因19世纪自由党人和历史学家的诋毁而遭受了不公正的损害，这些人极力夸大民族主义感情在1815年欧洲各民族之间的影响力。但是，在卡斯尔雷死后一个世纪，英国一位外交大臣对他的工作倍加推崇，该大臣在1926年说：“在卡斯尔雷时代，大不列颠作为新欧洲的和平缔造者和调停人而重新走上前台。”^[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