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解析

民族性格是某一国家比另一国家更经常性地显示出的某种文化的和性格的素质。它对于一国在国际政治的天平上的重量往往有着持久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西班牙人傲慢、轻视工作、轻视商品贸易，一心等待财富从天而降，这些民族性格使其虽然一度拥有庞大的殖民地和巨额的财富，却没有把握住贸易时代和工业时代的主题，无法带动海权及海上贸易的发展，很快走向衰落。

相比之下，英国人和荷兰人对于商品贸易的崇尚和喜好，一方面驱使着他们为商品贸易而发展制造业，从而成为为欧洲各国乃至世界提供产品的“小店主国家”，另一方面也驱使着民众离开本国去寻找财富，并在此过程中建立起海上霸权。这两个商业国家的对外殖民，也不同于西班牙杀鸡取卵式的掠夺，而是更加看中殖民地的商业价值或生产性开发。尤其是英国，在19世纪发展出一种“自由帝国主义”，为日不落帝国进入巅峰状态奠定了强大的基础。

民族性格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构成国民文化和道德品质的一部分，并从一国的生产、消费、舆论、政策等各方面体现出来，从而影响着国家权力。例如德国领导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出于对美国反军国主义的民族性格和地理上远离欧陆的判断而低估了美国的力量。1916年，德国海军大臣把美国加入协约国的意义估计为“零”。即便美国在次年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后，另一位德国大臣也在国会的一次讲话中傲慢地认为：　“美国人既不能游泳也不能飞，美国人永远过不来。”然而，德国人却忽视了美国人的个人主动性、创造才能和技术能力等性格品质，这些民族性格与其他物质因素结合在一起，抵消了地理上的遥远和军事力量不健全的不利因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尤其是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许多专家基于德国的物质力量和德国民族性格中的军国主义等方面，认为最终胜利将属于德国。然而，他们却忽视了德国民族性格中的致命弱点——缺乏节制。德国人不能将自己的目标和行动限制在国家力量所能达到的界限之内，故而一再浪费并最终毁灭了建立在其他人力和物质因素之上的德国国家权力。与此同时，1942年否认苏联还有生存机会的悲观主义论调也仅仅看到了苏联在军事战略、灵活性和工业资源等方面的不利条件，低估了苏联人民族性格中的基本力量和坚韧性，这是他们对付欧洲的巨大力量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