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解析

日本的明治维新改革是成功的，不仅避免了日本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还使日本成为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强国。关于它的成功，可以说是各方面综合因素使然：

第一，幕藩体制有利于革新力量推翻幕府统治。处于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实行的是“幕藩体制”，也被称为“二元政治体制”，即同时拥有两个最高统治者：一个是权威型政治人物——天皇，一个是权力型政治人物——幕府将军。幕府的统治者——将军，通过掌握实权控制了名义上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天皇，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将军掌握日本的最高统治大权，但其权力的合法基础依然要靠天皇授予。这种带有“双向性选择”的关系既使各藩大名臣服于将军，也会使将军在统治不力时失去权力。因为天皇的存在不仅限制了将军权力的无限扩大，而且朝廷赐予的官位意味着各藩大名同时也是天皇的家臣，从而成为批判幕府的动因。此外，大名是日本各地方藩国的领主，臣服于幕府将军统治，德川时代大约有260家大名，他们保留了极大的地方自主权，这严重削弱了幕府的中央集权。脆弱的中央集权在锁国政策下尚可与各地方大名维持着微妙的平衡，而一旦遭受到外力的冲击便很快被瓦解。

第二，倒幕力量强大。首先，日本拥有一个庞大而逐渐没落的武士阶级。日本的中下级武士虽属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但由于幕府和各藩政府实行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意味着中下级武士通往上层的大门被牢牢锁死，政治抱负难以实现。再加上幕府统治末年，幕府和各藩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许多中下级武士面临着俸禄不保的境地，生活状况大不如前，不少下级武士成为“浪人”。在强烈的不满情绪下，中下级武士最终成为反传统的领导力量。其次，日本的资产阶级力量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增强。幕府末年，藩国和幕府为了渡过财政困难，给予了商人很大的权益，垄断经营带来的利润极大地充实了这个以往生活在封建社会最底层的阶级。再加上一部分没落武士为谋生路，直接放弃了武士的身份转而从事资产阶级性质的经济活动，逐渐在经济利益上与资产阶级保持一致，自觉地与资产阶级结成了“特殊联盟”，充当了日本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最后，幕府末年，农民阶级因长期受赋税剥削，他们也同样仇视德川幕府的统治。总之，德川幕府统治末期，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生产关系和社会阶层的变化，不满于幕府统治现状的武士、手工业者、商人、农民等各阶级联结在了一起，凝聚成了强大的倒幕力量。

第三，明治维新的领导层是革新派，且一直坚持改革。在上级精英武士领导，中下级武士、手工业者、商人、农民等各阶级倒幕力量的推动下，维新派彻底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掌握了国家政权，建立了新的明治政府，为推行一系列改革扫清了障碍。维新派在掌握国家政权后，力主改革。明治初期，由于“四民平等”“征兵制”等制度的推行，引起了失去特权的士族阶层的强烈不满，于是他们起兵叛乱。明治政府以强硬手段果断镇压了这些不平士族发起的叛乱。此外，明治政府内部试图通过发动朝鲜战争，来转移国内不平士族不满情绪的“征韩论”主张，也被回国后的岩仓具视等人否决，他们强行压下了当时“征韩派”的意见，极力主张维新改革。就是在这些先进势力的坚持努力下，一系列适合当时日本国情的改革政策才能顺利推行。

第四，明治政府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和步骤。这体现在他们不同时树敌过多，分阶段清除那些反革新势力上。明治政府在“废藩置县”后，为使统治基础得到巩固和扩展，在对待旧特权阶层的方式上，改革主体不仅在政府中给旧公卿和旧大名留了许多位置，还留用了大量旧藩臣，使他们在经济和名誉上都享有特权，这就是“华族制度”。1884年（明治十七年）政府共向509人授予华族爵位，其中旧公卿、旧大名各占56%和36%，合计占92%，而获得国家功勋者39人，仅占8%。^[2]从新政府对权力结构的调整可以看出，改革主体并没有采取激进的方式，没有将保守、落后势力推向敌对面，极大地减少了改革阻力，降低了社会内耗。同时为了避免出现幕府时代阶级固化的局面，在用人标准上逐渐以能力主义取代世袭主义。通过“华族制度”，维新政府成功地将政府的各种敌对势力转换为现代化的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