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呈现

美国2020年大选的政治僵局令人印象深刻，但却不算意外。毕竟选举前夜，共和民主两党就都已经做好指控大选不公的准备。民主党瞄准特朗普任命的邮政局长德乔伊拆除邮箱的举措，认为这是要增加民主党支持者邮寄选票的难度；现任总统则指控邮寄选票将带来大规模的舞弊。一场大选，能够让执政党和在野党同时充满怀疑，证明支撑选举的政治制度出现了结构性问题。美国2020年的大选乱象，折射了美国民主制度之殇。

特朗普一再宣称自己得票数高于拜登，再次让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人们对这一幕并不陌生，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就是在落后希拉里290万张选票的情况下当选总统的，而这也不是选举人团制度第一次践踏基本的民主原则。2000年小布什落后戈尔50万票当选，引发了世纪司法大战。再往前追溯，伍德罗·威尔逊在1912年大选中落后对手100万票当选，讽刺的是这位总统的博士论文还是研究民主的《议会制政府：对美国政治的研究》。再早的亚伯拉罕·林肯于1860年大选中也是在落后对手1/3选票的情况下当选，这也成为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的重要诱因之一。

为什么会出现得票数多却败选的现象呢？原因有两个。第一，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总统理论上既是公民代表，也是各州代表，但现实中公民力弱，各州权重，因此从联邦建立那天起，不同州公民的选票价值就不一样。为了维系联邦，《1787年宪法》用牺牲民权的方式向州权妥协，大州虽大但选举人团票有限，小州虽小但选举人团票数相对较多，且抱团取暖，可以让当选总统必须考虑他们的利益。这种传统沿袭下来，选举人制度把选举人票的分配自动与各州在参众两院的议席分配重叠，比如怀俄明州选民选票比加利福尼亚州权重高4倍，这样的现象成为美国民主制度的常态。

第二，美国是一个精英民主的国家，自制宪会议时就鼓吹“反对多数人暴政”。汉密尔顿、杰斐逊和麦迪逊等人不相信公众真的能有效行使民主权利，所以要各州选择一些“最优秀的人”组成选举人团来选出“最优秀的总统”。但实际情况从未与他们的设计相称过，选举人团制自诞生之日起就弊病丛生，各州和政党操纵选举人团成为常态。到了1801年第四届总统选举时，同为立国元勋的杰斐逊和伯尔在各州的支持率相持不下，众议院连投27次无果，最后同为开国元勋的汉密尔顿因个人恩怨和党派算计，通过内部交易把伯尔选了下去。此举与选举人团制度倡导的民主、公开原则相悖，也开创了政客操纵选举的恶劣先河。大选余波，以伯尔在决斗中杀死汉密尔顿的政治悲剧告终。开国元勋在世时该制度尚且如此，后来的局面可以想见。

选举人团制度过度偏向州权，强调精英意志，这种趋势本可以被健全的政党制度纠正，但是美国两党制度的发展加剧了体制的反民主色彩。美国政党制度采取“多数当选制”，即在一个选区内哪个党得票多，就会代表该选区获得在众议院的席位。对手党哪怕只少一票，也会完全失去对该选区的代表权。这种“赢家通吃”的逻辑完全背离了立国时“反对多数人暴政”的原则。^[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