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呈现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新尼德兰是一个真正的安乐乡。“新尼德兰是阳光下最美丽的土地之一……那里一切东西都很充足。人们可以捕鸟，野鸟和家养的猎禽都很多。葡萄在野外生长。”对埃弗特·威廉松来说，新尼德兰与非洲相比，肯定更像天堂。这片领土是一个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服务的英国人亨利·赫德森（Henry Hudson）在寻找通往印度的西方航线时发现的，从1614年起，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们在这片今天是纽约州的土地上进行了系统的殖民活动。他们最重要的商品是从印第安人那里购买的皮毛。荷兰人最初定居在今天的奥尔巴尼（Albany）地区，1624年他们在那里建立了拿骚堡，1626年，他们又用价值60盾的货物从当地的印第安人手中换得了曼哈顿岛。埃弗特·威廉松——他开始称自己为埃弗拉德斯·博加德斯（Everardus Bogardus），这是一个更适合于传教士的名字——在新阿姆斯特丹结束了他的旅程，曼哈顿岛上的定居者现在用这个名字称呼该岛。1638年，博加德斯与一个挪威寡妇结婚，她可能是通过阿姆斯特丹来到美洲的。通过她，博加德斯成了位于哈德孙河与今天百老汇之间的一个农场的主人。他出租了一个带烟草仓库的种植园，这意味着这位牧师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卷入了殖民地经济及其农业生产中。

考虑到移民的人数，荷兰殖民者与印第安人保持友好关系是不可避免的。在纽约州那么大的一片土地上（现在那里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900万），1640年只有不到2500个欧洲人，1664年，他们的人数增加到不足7000人。仅在新阿姆斯特丹一地就有2500个居民，是那里最大的移民聚居地。还有1000人住在贝弗维杰克（Bever wijck，即奥尔巴尼），剩下的3500个欧洲人则分散在20多个小的村社里。印第安人可以自由来往，但是这种不受限制的通行却对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家人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他们从欧洲人那里传染到的疾病，比如天花，被证明是致命的。1600年左右，据估计，该地生活的美洲土著居民有90000人，半个世纪后可能只剩下不到14000人。在这场大规模的屠杀中，白人移民无可否认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643—1644年，“新尼德兰人”对印第安人发动了一场血腥的战争，荷兰人毫不犹豫地对他们的敌人发动了夜袭，将所有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全部杀光，在睡梦中割断他们的喉咙。为了保护自己免遭印第安人的报复，他们建起了一堵围墙，当地后来就得名华尔街（Wall Street）。殖民者的野蛮行径也许可以用下列事实来解释，尽管与印第安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可是他们从来不认为印第安人是他们的人类同胞。在对新尼德兰的情况描述的书面报道中，殖民者常把印第安人描绘成“野人”，有时候还将他们称为“那些裸体者”。他们没有殖民者所承认的宗教，他们的婚姻习俗和在财产所有权方面所持的观点与殖民者自己的社会没有任何类似之处，这些理所当然地成为殖民者的评价标准。

对印第安人的战争也是殖民者自己意见不一的结果。许多殖民者，包括博加德斯牧师在内，都把新尼德兰视为一个应该加以扩张的殖民地，如果必要的话可以为此牺牲印第安人的利益。而其他人则把定居点首先视为一个贸易站，只有和土著居民保持和平关系，才能最好地为它的利益服务。新尼德兰的困境实际上反映了荷兰西印度公司作为一个整体所面临的困境。在公司成立的时候，它的一些奠基者们希望它成为贸易和私人生产的联合体，让殖民者也参与进来，而其他一些人则希望公司的行动仅限于贸易。在美洲，通过以货易货的方式获得所需要的商品要比在亚洲困难得多。在美洲，这种商品必须通过欧洲人自己的努力才能够生产出来。开拓殖民地有希望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是必要的投资也肯定会带来巨大的风险。正是在17世纪40年代的前半期，荷兰西印度公司的殖民政策遭受了几次挫折。在马拉尼昂（Maranhâo，巴西北部），葡萄牙殖民者在本国反西班牙统治的起义激励下，于1642年10月爆发起义，反对荷兰人的统治。1645年，荷兰西印度公司再也不能为殖民地军队提供资金了。敌对行动继续进行，直到荷兰人最终在1654年放弃了巴西。荷兰西印度公司——由于受到放弃巴西的打击并且在新尼德兰面临许多问题——毫不吃惊地发现它已陷于困境。

公司不得不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贸易方面。1634年，安的列斯群岛（Antilles）中的背风群岛（Leeward Islands）被征服，此后就一直被用作荷兰西印度公司在加勒比海地区的贸易基地。特别是库拉索岛（Curacao），逐渐成为荷兰奴隶贸易的集散地。荷兰人不仅向荷兰种植园主供应非洲奴隶，而且也在满足西班牙种植园主们对奴隶劳动力的巨大需求。荷兰种植园主大多数是葡萄牙裔犹太人的后代，他们的活动集中在圭亚那“野蛮海岸”（wild Coast）的埃塞奎博河、伯比斯河（Berbice）与波默罗恩河（Pomeroon）三角洲地区，17世纪50年代他们在那里迅速建立起了蔗糖种植园，依靠从非洲输入的奴隶劳动力进行生产。1663年，有4000人生活在这个地区。1683—1713年，苏里南的种植园数量增加到原来的四倍，从50个增加到200个。在17—18世纪之交，每年从加勒比海地区运往荷兰共和国的货物价值近200万盾。

然而，荷兰西印度公司的股东们从所有这些活动中获得的利益并不多。控制伯南布哥的企图耗资巨大，可是却一无所得。1664年，英国人带着一支庞大的舰队出现在曼哈顿沿海。总督皮特·施托伊弗桑特（Pieter Stuyvesant）看到抵抗是无益的，就立刻向他们交出了新尼德兰。尽管1673年荷兰人在哈德孙——这是英国人对纽约的称呼——重新收复了他们的定居地，可是这个胜利仅仅是暂时的。一年后，它再次易手，当时在《第二次威斯敏斯特条约》中，它被划给了英国，作为交换，英国则承认荷兰共和国对泽兰人在1667年征服的苏里南地区的要求。在当时，这是一个有利的交易，不过荷兰西印度公司并没有从中获得多大的利益。苏里南地区是由从阿姆斯特丹和泽兰来的企业集团进行开发的。这样，在1674年，当荷兰西印度公司的章程到期时，该公司决定解散就毫不令人吃惊了。^[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