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呈现

17世纪时，荷兰共和国这个小小的国家通过接纳被欧洲其他国家驱逐的企业家，变成了一个世界经济超级大国。为了确保自己的发展，还有其他几个因素推动了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例如，西班牙、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战争让这些国家无暇顾及这个比邻的小国，这些战争耗空了它们的财政，而且西班牙的侵略也被迫暂时停止了下来。但是，在荷兰崛起为世界经济霸主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还是其经济实力的迅速膨胀。在这一过程中，荷兰共和国出色的宗教宽容政策推动了这一目标的实现。

鉴于17世纪整个欧洲都在忙于宗教战争、宗教迫害和狂热的宗教活动，荷兰共和国奉行的宽容政策显得尤为突出。合省联邦几乎是欧洲唯一没有设定国教的地区，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1579年的乌得勒支联盟（Union of U trecht）成立宪章规定：“每一个人都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人不得以宗教原因受到调查或迫害。”合省联邦不强迫人民接受基督教归正教派（Reformed Church），也不会对该教外的任何人罚款或者惩罚。

当然，很多牧师在自己的教堂中宣讲正统教义，严厉谴责在教堂中演奏风琴的做法，反对“异教徒”节日和农村集市宗教活动，对于“17世纪40年代风靡共和国的卷曲长发行为”表示深恶痛绝。此外，荷兰的归正会一直享有特权地位。非归正会成员不得担任政府职位，而且其他宗教不得在“公共场合”举行宗教活动。

但是，实际上，非正统宗教活动和宗教宽容政策还是相当普遍的。各个教区有权选择他们认为正统的教义，而且大多数可以灵活选择。除了加尔文教派这一主体之外，天主教、犹太教、基督教路德教派、基督教门诺派（Mennonites）和基督教抗辩派（Remonstrant）都可以建立自己的“不引人注意的”礼拜场所，开设神学院，印刷自己的神学或者学术书籍。此外，很多政府官员只是名义上的归正教派成员，而且很少掩饰自己反正统教的倾向。

所以，在1616年，当欧洲其他地区的犹太人遭受攻击和迫害时，伊扎克·尤塞尔拉比给一位朋友写信说：“目前，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的信众生活得很好。这座城市的居民能够正确对待人口数量的增加，他们制定的法律和法令支持宗教自由。每个人都可以信奉自己的宗教，但是一般不能公开表明自己的信仰与城市的主要信仰不同。”虽然犹太宗教活动开始时一般只能在私人家中举行，但是到17世纪20年代，阿姆斯特丹已经出现了几座犹太教堂。事实上，早在1612年，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厅“就变成了一个犹太人可以公开自由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1675年，壮丽的塞法迪（Sephardic）犹太教堂在阿姆斯特丹建成。这座教堂的设计灵感来自耶路撒冷的所罗门神殿，可以容纳两千名信众，有着高大的立柱、黑色橡木教堂座椅和巨大的黄铜枝形吊灯，完全不是什么“不引人注意的”建筑了。同一时期，德系犹太人在街对面也建立了自己的教堂，同样拥有当时的希伯来权威、饮食规定和意第绪语（Yiddish）出版社。

荷兰共和国卓尔不群的宗教自由政策成为欧洲的热门话题。敬仰者有之，例如，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在1631年写给笛卡尔的信中说：“难道还有哪个国家可以让你享受如此完美的宗教自由吗？……还有什么地方能够让我们前辈的善良美德得以延续吗？”但是，大部分外国人对于荷兰共和国实行的放任自流的宗教政策感到震惊。一位英国布道者指责说：“还有什么歪门邪道的基督教孽种不能在荷兰耗子居住的沼泽里怀崽、生产，并大肆疯长呢？”另外一个则激愤地表示：　“有时，在一个家庭中，你甚至可以发现他们信奉七种不同的宗教，真乃咄咄怪事。”即使那些从荷兰共和国宗教宽容政策中受益的人也对各种宗教共存的局面表示不满，就像历史学家所说的，“这里似乎成了宗教信仰的廉价市场，什么宗教都可以粉墨登场”，他们觉得自己的国家就像一个英国人所说的“盘踞着几条大毒蛇的兽窝一般，只要不是头上长角的怪物，任何人都可以来这里生活”。

但是，荷兰的宗教宽容政策更多的是出于利益考虑才得以实施的。很多荷兰著名政治家都公开支持宗教自由政策，因为这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例如，荷兰经济学家皮耶特·德·拉·考特（Pieter de la Court）在《荷兰的利益》（Interest of Holland）一书中写到：“宗教宽容政策对于维持荷兰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急需的移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刺激作用。”虽然荷兰的宗教宽容政策是出于策略考虑，但是却产生了极为有效的现实效果。

荷兰共和国就像一块磁石，吸引着来自欧洲各国的大批宗教难民，来自荷兰南部的基督教新教教徒，来自法国的基督教胡格诺派教徒，来自德国的基督教路德派教徒，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塞法迪犹太教教徒，来自东欧的德系犹太教教徒，以及来自英国的基督教贵格派教徒和清教徒。（清教徒是英国宗教迫害时期从基督教禁欲主义者中分化出来的一个群体，在荷兰躲避了十二年以后，于1620年登上五月花号轮船奔往新大陆。）还有很多移民来荷兰纯粹是出于经济目的，大约在1570年至1670年间，很多欧洲城市出现了经济萧条。而阿姆斯特丹的人口反而从三万蹿升到了二十万；莱顿的人口从一万五千上升到了七万二千；哈勒姆从一万六千到五万；鹿特丹从七千到四万五千。总之，这些移民就像一台巨大的发动机一样，在短短半个世纪，让荷兰在世界经济的各个领域占据了支配地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