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呈现

日本、德国都是二战的发动者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元凶，但同为战败国，在面对战争责任的问题上，德国则要显得真诚勇敢得多。与反省并切实承担战争责任的德国相比，日本不仅不承认自己在二战时所犯下的罪行，还一心想要抹掉那段历史，战后多次掀起的“教科书风波”就是其否认历史、逃避责任的真实写照。

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的传统由来已久，其历史可以追溯至二战日本战败伊始。日本投降后不久，编撰新的教科书已经来不及，因此当时日本学生所用教材仍然是二战时的，但是有关军国主义思想的内容都经过了涂改，这类书也被称为“墨涂教科书”。虽然敏感内容被涂抹掉了，但是军国主义的教育体系仍然没变，依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学生。

这样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两年过后（1947年），在当时驻日盟军总司令的督促下，按照禁止进行军国主义和超国家主义的教育指示，日本政府开始对教科书体系进行改革，允许私营部门的学者撰写教科书，地方教育工作者可以自主选择使用哪些教科书，而国家文部省只能审定历史事实，不能强行规定历史观点。同时，教科书中宣扬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内容被统一删除，代之以提倡个人尊严的新思想。这一时期，由于同盟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且刚经历战争影响的日本人开始接受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念，因而，教科书是朝着“向善”的方向进行改进的。

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出于冷战需要，美国改变对日的占领方针，允许日本保留有限度的军备并扶植日本经济发展，有意将日本培养成在亚洲对抗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桥头堡。在美国的纵容下，日本国内保守势力顺势抬头。1955年，日本民主党发起所谓“教科书纠偏运动”，攻击中小学教科书是马列主义的和平教科书，因此提出政府应该监督私营部门编撰的教科书，强化国家对教科书的审查权，使得教科书打上了强烈的国家意志。这也导致越来越多的教科书因所谓不符合国家意识形态而被拒用，以此为契机，文部省要求教科书避免对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进行批评，并且要完全避免提及日本侵略中国的史实。这一举动遭到许多教科书编撰者的抗议指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家永三郎。

1963年，家永三郎以自己所写历史教科书遭到文部省大量修改为由，将日本政府告上法庭，控诉文部省将其原稿审定得“面目全非”，大量有关731细菌部队、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内容遭到全文删改^[30]。这场日本政府与私人之间关于教科书编撰问题的拉锯直到1997年才落下帷幕，最终日本最高法院做出裁定，宣判文部省做出的有关南京大屠杀和731细菌部队等4处审定意见确存在一定错误，并责令国家赔偿家永三郎40万日元。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历战后30多年的发展，一举成为经济大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战败的阴云烟消云散，民族自信心空前提升。日本政府不满足于经济上的得势，提出要向“政治大国”迈进。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新一轮的教科书评定中，将日本在战争中的罪行进行了淡化处理，引起中、韩、朝等国家的强烈不满，日本教科书审定制度首次引发重大外交问题。迫于国内外压力，日本于1982年11月，将“邻国条款”作为文部省的一个审定标准，即教科书在有关邻国的历史叙述中，应该体现出尊重邻国国民感情以及寻求国际和谐的要求。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政治右倾化严重。一批由日本右翼分子成立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张否认战争的侵略性质，推卸战争责任，企图编撰新的历史教科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由自民党出版的《大东亚战争总结》和由扶桑社编撰的、经由文部省批准的《新编历史教科书》，前者否认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否认东京审判的合法性和正义性，后者则淡化粉饰甲午战争，将“大东亚共荣圈”说成是“解放亚洲”，把“九一八事变”归咎为“中国人的排日运动”，将“七七事变”说成是“有人向在北京郊外卢沟桥演习的日本军开枪”等等^[31]。尽管此等篡改历史、否认侵略的行为屡屡遭到国内外进步势力的抗议指责，但是日本教科书的“向恶”倾向却没有得到较大改善，反而愈演愈烈，即便进入21世纪，教科书风波依旧在日本频频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