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呈现
1853年7月,四艘巨大的黑色铁甲舰,冒着滚滚的黑烟,驶入日本的江户湾。第二年,日本和美国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宣布开国。日本的近代化进程由此开始。
在国门打开之前,日本人是非常骄傲的。因为“日本乃神国也”,日本人也因此认为自己是天下最优秀的人种。但是,开国之后,这种虚妄被瞬间打破。西方文明撞击之后,大部分日本知识分子马上意识到了西方的先进。日本著名启蒙学者福泽谕吉在1875年所撰写的《文明论概略》中认为:“西洋各国人民智力充沛,有独立自主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平等的,处理事物是有条不紊的,大自一国的经济,小至个人的生活,就目前的情况来谈,我们日本人无论如何是望尘莫及的。大体上说,到了今天人们才恍然大悟,完全承认西洋各国的文明和日本的落后。”[3]
日本社会迅速兴起了一股崇洋热。幕府时期日本禁食牛肉,而此时牛肉却成了“文明的药剂”。大家都以不吃牛肉为不开化的表现,牛肉火锅店顾客盈门,人们在里面大啖牛肉,喝着葡萄酒,用蹩脚的英语谈着时事,认为这是最时尚的表现。
日本人甚至发明了“日本人种和日本文化劣等论”,认为自己从人种到语言都一无是处。福泽的弟子高桥义雄认为,要改变日本人的落后状态,最有效的手段是实施“人种改良”。由于西洋人在身高、体重、头脑等各方面都强于日本人,日本人应该与西洋人“杂婚”,这样于公于私都有好处。明治初期的外交官兼学者森有礼的观点更为偏激,他曾于1872年发表了《英语国语化论》,主张停止汉字教育,废除日本语,用英语取代国语。日本人对本国国民性的反思也由此开始。日本人天生的慕强文化在明治维新改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日本近代化转型的初步成果,在甲午战争中强烈地显现出来。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对日本人一盘散沙状态的感叹发出没有多久,日本人强烈的国家观念就培养起来了。甲午战争时,24岁的加藤芳五郎入伍,亲身感受到普通日本人身上的民族主义狂热,他在《从军日记》中感叹道:“正在田里干活的农民,看到我们乘坐的汽车将要靠近,有蹲在地里两手合拢叩拜的人,有向我们汽车频频敬礼的,我们特别铭记于心,同仇敌忾之心油然而生。观其精神,可以断定他们或是其子女,或是其亲戚都已经奔赴战场,每个人都不能不感叹……”[4]
甲午战争起,“战死”开始成为日本人竭力追求的“名誉”,被升华为所谓日本人的“光荣的樱花般的优良品质”。[5]有一些日本士兵因病归乡,被视为“说谎的家伙、畜生”,[6]被人们群殴。显然,日本民众已经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