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解析
基辛格在《大外交》中说：“1618年开启的战端，年复一年地打下去，直到史学家除了以其历经的时间——三十年战争外，找不出更贴切的命名。”三十年战争是以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宗教战争开始的，后来则失去宗教性质。它是资本主义产生和资产阶级民族形成的深远过程的反映，是和一些欧洲国家最初的资产阶级革命（1566—1609年的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1640—166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密切相连的。由于战争始于宗教之争，又是在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两大势力中展开，所以有的史学家将其称为“宗教战争”，但是这并不能概括它的全貌。如果就宗教方面来说，主持法国国家事务的枢机主教黎塞留，理应支持哈布斯堡王朝致力于恢复天主教的正统地位，但是作为现代国家制度之父，他奉行国家至上的信念，将法国的国家利益看得比任何宗教目标都重要。他的目的是，利用中欧诸国饱受战争的衰惫，从中渔利，从而为法国成为欧洲强国奠定基础。[6]
“国家利益至上”观念的出现是西欧民族国家日渐兴起的反映。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后，“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成为大国指导国家对外战略和调整相互关系的一个行为准则，《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主权观念更是清楚地奠定了新国际秩序的基础。17世纪的法国首相黎塞留是“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积极倡导者和最早践行者。他认为国家是一种价值，国家高于一切，为了它，一切手段都是好的。出于国家利益需要，在国内事务中，他平定地方分裂割据，加强中央集权，并通过发展商业和外贸来增强国家的实力；在国际事务中，黎塞留致力于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称霸欧洲的外交政策。三十年战争期间，虽然他身为天主教徒，还是罗马教会的枢机主教，在教会内位高权重，但他却和信奉新教的德意志诸侯联盟反对天主教的西班牙和奥地利，因为他将哈布斯堡王朝重建天主教权威的企图，视为地缘政治上对法国安全的威胁。为追求现代人所谓的国家安全利益，他站在了新教各诸侯这一边，并利用教会内部的分裂，护卫新教诸侯的自由，反抗神圣罗马皇帝的中央集权目标。总之，黎塞留把宗教与道德均置于“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之下，将法国的国家利益看得比任何宗教目标更重要。基辛格评述说：在宗教热情及思想狂热仍重于一切的时代，黎塞留“不涉及道德使命、冷静沉着的外交政策如鹤立鸡群般突出”。对于指责黎塞留采取助长异端蔓延的政策是犯下道德罪行的说法，他以典型的马基雅维利式论点加以反驳：因为法国是欧洲最纯正最虔诚的天主教国家，谋求法国的利益，就等于谋求天主教的利益，法国的强大符合天主教教会利益。
在黎塞留的倡导之下，“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取代中世纪的世界道德观成为其后法国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遵循这一原则，法国在外交上不但走出了深陷重围的险境，削弱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实力，还大大拓展了版图，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7]
三十年战争中形成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是近代世界历史格局形成的原生形态和母体结构。宗教在欧洲有很大影响，尤其是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之后，在欧洲，宗教改革派得到了普遍的支持，同时明显地出现了新教和旧教之间的尖锐冲突。三十年宗教战争，主要是天主教联盟和新教联盟之间的战争，最初是以法国和德国国内战争的形式为先导，之后，捷克、匈牙利、瑞典、西班牙和英国先后介入，出于不同的利益和关系结成不同的联盟，国内战争演变成了欧洲的国际战争。在1620年7月，双方曾经签订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天主教同盟和新教同盟之间保持和平，但和平并不包括捷克，因此又激发了新的矛盾和冲突，战争继续。1648年8月6日，交战各国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长达三十年的宗教战争宣告结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承认欧洲各国的宗教平等与信仰自由，划清法国与德国、瑞典与德国等国之间的边界，从而正式形成了欧洲各国的近代政治格局。由于这个政治格局包括捷克、匈牙利、瑞典、西班牙和英国等主要是大西洋沿岸的国家，因此，这也表明大西洋时代的世界历史得以形成。
马克思认为：“一些以宗教作为内讧借口的高级领主（签订了）第七次（和平的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宗教改革派获得了一些新的特权。”[8]通过马克思对三十年战争的分析，可以发现，三十年战争实际上是政治上的矛盾和冲突的体现，只不过采取了宗教战争的形式。这表明宗教可能只是政治利益的一个借口，因此，三十年战争既是欧洲新旧教之间的较量，又是一场新兴资产阶级与天主教会和世俗的封建势力的较量。以三十年战争为典型，16—17世纪以大西洋为中心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亦即近代世界历史的基本格局的形成。[9]
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国际关系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了一些现代国际关系原则，对欧洲国际体系的建立和欧洲未来的政治经济秩序影响深远。它开创了以“会议”解决争端的先例，明确规定了现代国际关系的重要法律原则，确定了国家主权的平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首次创立并确认了条约必须遵守和对违约的一方可施加集体制裁的原则。罗马教皇神权统治体制的世界主权论被打破。主权是国家的属性，国家主权的统一性、不可分割性和独立性的国家主权学说和观念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认同。这就否认和打破了罗马教皇神权统治体制的世界主权论，使国际关系中的世俗化倾向加强了。世俗专制的封建王权体制得到了加强，其中，在法国体现得最为明显。《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还确立了外交常驻代表机构的制度，为主权国家间经常性的政治经济交往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