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解析

17世纪，其他欧洲国家都在忙于宗教战争和宗教迫害，荷兰的宽容政策却吸引了大批欧洲其他国家的宗教难民。荷兰共和国建立之初，大批原先西属尼德兰的工人、商人和流亡者为了躲避西班牙的宗教迫害而移民荷兰，欧洲各地的犹太教徒、法国的胡格诺教徒以及德国的路德宗教徒也纷纷来到荷兰。以鹿特丹为例，就有尼德兰、苏格兰、瓦隆的新教徒以及长老会、圣公会、路德派、抗议派、孟诺派、天主教和犹太教等教派。各个教派只要不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就能自由地在这个国家生活。任何在荷兰的人，不论民族和教派，都可以举行自己的宗教仪式。荷属东印度公司早期的1143名股东中，39名是德国人，301名是尼德兰南部移民，其中最大的股东投资额达8.5万英镑。1705年，一个荷兰人曾表示：“世界各国的人民在这里都能根据自己的信念和信仰侍奉上帝，尽管新教占据统治地位，人人都能自由地根据自己信奉的宗教举行礼仪，当地的罗马天主教堂达25所之多，祈祷和弥撒可公开举行，与在罗马无异。”^[2]他们带来了雄厚的资金、娴熟的手工业技术和廉价的劳动力，对荷兰经济的腾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因宗教原因到荷兰避难的人中，不论是伊比利亚的犹太人还是法国和安特卫普的新教徒，很多是携带巨额资本的商人。从伊比利亚到荷兰的犹太人控制了世界钻石贸易和世界金融网络，他们把大笔资金投入到荷兰，充实了荷兰的银行储备和国家资金，推动了荷兰的海外扩张，并为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的钻石中心、全世界犹太人的金融中心和贸易网络的中心起到了关键作用。

外来的手工工匠带来了娴熟的手工业技术，为荷兰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6世纪末，安特卫普、根特和布鲁基的大量居民因当地对新教徒的屠杀和迫害，流亡到尼德兰北部。他们大多数都是高度熟练的纺织工人，拥有丰富的从业经验，他们把最先进的原材料加工工艺和技术带到了阿姆斯特丹、莱顿和哈勒姆等地，使荷兰取代安特卫普成为欧洲纺织品整染和生产的领头羊，引领了欧洲17世纪的“新布料”时期。17世纪莱顿、哈勒姆的纺织业，阿姆斯特丹的纺织业、皮革业、制糖业和各种化学工业，以及萨尔丹的造船业的发展，都有赖于外国劳动力的技术和经验。17世纪末，荷兰的丝绸、裁缝、制帽、制假发、手表生产等工业还因法国取消《南特敕令》而迁来的胡格诺教徒得到振兴。

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为荷兰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来自德意志的移民向荷兰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些移民担任农村零工、割草工、采挖工、士兵、水手等工作。在伊比利亚犹太人控制的卷烟、食糖加工、丝绸纺织、巧克力制作、麝猫香和钻石加工等高利润行业中，贫穷而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德系犹太人为西班牙系犹太人充当劳工的情况也十分普遍。

此外，外来移民把商业关系和资本主义精神带到了荷兰。犹太人在汇兑和交易所投机方面是行家里手，他们给阿姆斯特丹的经济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他们还帮助荷兰建立了从荷兰到地中海和新大陆的商业网络，使荷兰在贸易中积聚了巨大的财富。荷兰人在伊比利亚的大港口把上乘纺织品交换成西班牙银币，再用这些银币到印度和美洲购买茶叶、珊瑚、丝绸、棉花、胡椒粉、糖、香料、铁、咖啡粉、木材等奢侈品和原料，运回欧洲，从而成为“世界的运输者，贸易的中间商，欧洲的代理人和经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