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背景与思想前提
斯宾格勒的代表著作《西方的没落》，据他自称，构思于1914年以前，完成于1917年。但在1922年出版的第二卷中，已經涉及到了第一次大战后德国的一些問題，因此我們可以把《西方的沒落》一书看作是基本上反映他在1917年以前的思想，但也部分地反映他在战后初期的思想的著作。
1871年的巴黎公社，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的一頁。从这时起，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战爭爆发，是“資产阶級絕对統治和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資产阶級变成反动的和最反动的財政資本的时代。这是新的阶級即现代民主派准备和慢慢聚集力量的时代。”〔2〕德国自从1871年完成統一后，資本主义經济迅速地发展起来。二十世紀初，德国資本主义已經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德国帝国主义是一个拥有现代大資本主义技术和高度組織性的“容克資产阶級帝国主义”。〔3〕在这个国家里，軍国主义势力是根深柢固的。当德国帝国主义走上世界政治舞台时，世界基本上已被分割完毕，它痛感自己的殖民地太少，拼命要求世界的重新分割。这是一个特别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在另一方面，我們还須看到，德国是馬克思主义的誕生地，德国的工人阶級也是十分强大的。在俾斯麦統治时期的黑暗年代里，德国工人阶級曾經进行过非常英勇的斗爭，并終于使反动透頂的非常法不得不被迫废除。二十世紀初期，随着自由資本主义的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德国的阶級矛盾也急剧地尖銳化起来了。在震动世界的俄国1905年革命以后，德国工人阶級組織了大规模的經济罢工和政治罢工。但是，德国工人运动也有着它的弱点，它还没有一个眞正的馬克思主义政党。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对它的腐蝕影响是特别恶劣的。
随着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爆发，特别是在苏联脫离資本主义体系以后，世界資本主义进入了它的总危机的第一阶段。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誕生，战后欧洲工人运动的高涨，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开展，这一切都严重地打击了資本主义制度，使資产阶級深感恐慌。1919—1923年也是德国工人运动高涨的年代，德国帝国主义怀着胜利的信心走上了战場，但却以失敗而告結束。德国的統治阶級感到特别頹丧，但它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敗，从战敗的那一刻起就在积极准备着卷土重来的一日。同时，使它更为震动的是，德国工人阶級几乎在1919年推翻了資本主义的統治。只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叛变，德国工人阶級的强大发动才被残酷地鎭压了下去。
斯宾格勒的反动历史哲学就是在这样的世界历史和德国历史的背景之下出现的。它所反映的是：（1）德国帝国主义的特别富于侵略性的对外政策，它的征服世界的野心；（2）德国容克在德国的特殊地位、它的利益与阶級意識；（3）資本主义进入没落时期以后，特别是在資本主义进入总危机阶段以后，資产阶級对于前途的日益丧失信心；（4）資产阶級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它的垂死的掙扎，它对工人阶級、馬克思主义以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刻骨仇恨。
从思想前提来看，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是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一些最反动的資产阶級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以及文学家的影响之下产生的。这里，我們只能极扼要地談一談这个問題，且仅限于那些和他有着密切关系的人物。〔4〕斯宾格勒的思想的直接来源是尼采哲学。尼采哲学形成于十九世紀的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这正是資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尼采以其特殊灵敏的反动嗅觉，預感到資本主义社会的日益腐朽和没落，同时也深为工人阶級和社会主义理想的巨大力量所震撼，遂提出了一系列极其反动的主张，为成长中的垄断資产阶級出謀划策，妄图永远巩固他們的統治。尼采賤視人民群众，推崇“超人”，把群众看作“超人”的工具。他疯狂地鼓吹权力意志，赤裸裸地主张侵略战爭，把生活看作就是“搶劫和屠杀”。〔5〕他是剝削制度和貴族政治的坚决維护者，是工人阶級和社会主义的死敌。尼采也是一个历史科学的坚决否认者。他认为历史是服务于生活，服务于非历史的力量的，所以永远不能成为而且也不应当成为純粹的知識。在他看来，历史就是超人的意志的产物，是根本没有什么规律的。尼采的这种反动哲学完全符合垄断資产阶級的利益，使他自然成为帝国主义时代許多反动哲学流派的始祖，斯宾格勒就是他的門徒之一，而且在恪守师訓方面可以說是相当忠实的。我們在后面行将看到，斯宾格勒的一系列反动观点都是脫胎于尼采的。导源于尼采的“生命哲学”的两个代表人物狄尔泰和柏格森，特别是其中的狄尔泰，无疑地也是斯宾格勒的思想前輩，尽管他并未正式承认过他們对他的影响。狄尔泰大肆吹嘘說，他所提倡的新的生命哲学标帜了旧哲学体系的終結。这种生命哲学的出发点就是人的积极的生活。他极力强調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别，认为前者的对象是非人类的世界，而后者的对象則是人类世界，亦即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的精神活动的产物。历史就是生活，而生活过程則是思想与行动的統一，但归根結底仍然是以精神为决定因素的。由此出发，他进一步得出如下的荒謬結論：自然科学导致规律的創造，人文科学則导致价値体系的創造。人們解释自然，但是理解精神生活。但是，他又說，在任何理解中，都有非理性的成分，因为生活本身就是这样。由此可见，他在人文科学中特别强調“理解”、“体驗”的作用，实质上就是要抹杀社会科学的存在，把它变成一种可以任凭人們主观解释的东西。实际上，狄尔泰是根本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的。他关于三种不同类型的世界观的說法（每一种都是相对的，但又都是必需的），旣否认了客观世界的存在，从而也否认了客观眞理的存在。狄尔泰对于现代德国哲学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他关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区别的看法，尤曾风靡一时，深受广大德国資产阶級学者的贊同。我們即可看到，上述狄尔泰的种种看法对于斯宾格勒的思想确实是有着相当的影响的。此外，生命哲学的另一代表人物、柏格森的活力論和直觉論，以及与生命哲学有着密切关系的生存主义的創始人基克戈尔特的学說，也都可以看作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所由以建立的思想前提条件。
在历史学方面，斯宾格勒非常贊同德国資产阶級史学家爱德华·迈尔的历史观点。迈尔的《历史的理論与方法》一文，被他推許为“一切哲学的反对者所曾經写过的最杰出的历史哲学著作”。〔6〕但是，我們在斯宾格勒身上，还可以看到另一个早于迈尔的德国資产阶級历史学家、普魯士学派的殿軍特頼乞克的明显影响。这个“德国官僚警察的历史学家”〔7〕在十九世紀末叶的德国史学界中是一个很有势力的人物。他的《十九世紀的德意志历史》一书以及他的那些政論文章，以其普魯士崇拜、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对工人阶級的仇恨而博得了反动資产阶級知識分子的喝采。
最后，德国反动詩人、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史推芳·盖欧尔格，以及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达尼列夫斯基，〔8〕也都給了斯宾格勒以一定的影响。〔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