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在罗馬，国家在公元前340年前后所达成的强大而巧妙的形式使社会革命能在宪法的范围內进行。一个拿破仑式的人物，例如公元前310年的监察官亚庇阿·喀劳狄鳥斯，他建設了第一个导水管和亚庇阿路，差不多象一个僭主一样統治罗馬，但当他設法想用大城市的群众去消灭农民，从而使政治走一面倒的雅典方向时，他就失敗了——因为他的目的是要把奴隶的子孙引进元老院，要以金錢而不以土地賦額为基础去改組百人团，〔127〕要把被解放的人和无土地的人分配到乡村部落中去，使他們的票数超过乡下人（他們經常能够作到这一点，因为后者很少出席）。但是继任的监察官不失时机地一反所为，把无土地的人重新赶回大城市部落中去。无等級者本身是有少数显赫家族的良好領导的，它知道（如前面所已說过的），它的目的不在摧毁而在掌握元老院的行政机关。結果，它就打进了一切政府机关（甚至根据公元前300年的欧古尔尼鳥斯法，打进了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性的大祭司和占卜师的僧职），并且在公元前287年的爆动中，它甚至沒育得到元老院的同意就取得了平民表决的法律效力。

这种自由运动的实际結果恰恰和理想家所期待的相反——罗馬沒有理想家。这种运动的伟大胜利剝去了无等級者的目标，从而剝夺了它的动力，因为实际說来，当它不“在反对”什么时，它就是无力的。在公元前287年以后，国家形式的存在是为了政治上的用处，也用在一个只有罗馬、迦太基、馬其頓、叙利亚、埃及等伟大边陲国家才眞正有价值的世界中。罗馬已經沒有再成为“民权”活动的对象的危险了。那唯一持續“合乎形式”的民族之所以能够臻于显赫宏伟的境界，其基础正是这一保障。

一方面，在无形式的、由于大量吸收得到自由的人〔128〕而在种族冲动上久已趋于微弱的平民中，它发展了一个以伟大的实际才能、地位、財富出色的上等阶层，这一阶层的力量和貴族社会中的相应阶层的力量联合起来了。因此出现了一小群最富有种族品质、过着高貴生活、具有广闊政治眼界的人們，全部統治經驗、将帅經驗和交涉經驗都集中和留传在他們身上；他們认为指导国家是合乎他們身份的唯一职业，认为自己是行使指导国家的特权的继承者，他們教育子女的只是統治艺术和对于无限自負的传統的坚信。这种貴族的存在是沒有宪法依据的，它以元老院为它的宪法机器。元老院本来是代表貴族（亦即“荷馬时期的”貴族）利益的一个团体，但是在元老院中，从第四世紀中叶起，卸任的执政官——一些既曾統治，又曾統帅的人——成为終身議員，形成了一个具有出色才智的人的严密团体，控制了元老院，并通过元老院控制了国家。甚至在公元前279年时，在皮洛士的大使息涅阿斯看来，元老院就已象一个国王組成的会議，最后，它的核心是一小群拥有“元首”和“显貴称号的領导人物，是一些在地位、权力、威仪等各个方面都能和亚历山大后继人各帝国的統治者相匹敌的人物。〔129〕出现了一种任何其他文化中的大城市所不曾有过的政府，出现了一种也許除了在威尼斯和巴罗克时期的罗馬教廷以外找不出同类的传統，而在威尼斯和罗馬教廷，情形是截然不同的。这里沒有成为雅典毁灭原因的理論，沒有使斯巴达最后成为可蔑視的地方主义，而只有一种庄严型式的慣例。如果“罗馬”是世界历史中一件十分独特的、不可思議的现象，那不是由于罗馬“人民”之故，（罗馬“人民”象其他“人民”一样，本身只是一种沒有形式的原料）而是由于这个阶級之故，不管怎样，它使罗馬具有了良好状态，保持了良好状态；結果，这一种在350年时还只在意大利中部具有重要性的特定的存在之流逐漸把全部古典历史吸引到了它的地基上，使古典历史的最后的伟大时代变成了一个罗馬时代。

这一小群沒有任何公权的人在运用革命所創造的民主形式方面表现出来的是政治机智的純熟；这些形式在这里也如在其他地方一样，从被运用中得到全部价值。它們当中有一个唯一的因素，如果处理不得当，就有立刻使两种互相排斥的力量交織在一道的危险，可是被处理得很好、很鎭靜，因而傾向永远是由經驗比較丰富的人决定的，可是人們始終相信决定是由自己作出的、是自己所希望的。既要合乎民意，又要得到最高的历史成就——这就是这一政策的密訣，因此，它是这种时期唯一可能的政策，是罗馬統治中至今沒有匹敌的一种艺术。

但是，在图景的另一方面，革命的結果是金錢的解放。从此以后，金錢就成了百人团民会的主人。自称为“人民（populus）”的人日益变成了金錢巨头的工具，因此統治集团需要全部的战术优势来在平民中保持平衡，来使那在貴族家族領导下的、大城市群众仍然被除外的三十一个乡村部落中的农民保持有效的代表权。因此就出现了取消亚庇阿·喀劳狄鳥斯所作的安排的激烈努力。大財团和群众之問的天然联盟虽則后来在革拉古兄弟和馬略时为了摧毁血統的传統实际上实现了，〔130〕但在好几个世代中都不可能实现。資产阶級和农民，金錢和土地占有，保持着一种不同机体間的相互平衡，而由国家观念（貴族是它的体现）使两者結合起来，使其发生效用，直到这种內在形式裂为碎片，两种趋势在敌視中分裂为止。第一次布匿战爭是一次商人的战爭，是反对农村利益的，因此执政官亚庇阿·喀劳狄鳥斯（他是大监察官的一个后裔）在公元前284年把这个問題的决定交給百人团民会去討論。在另一方面，波河平原的征服是合乎农民的利益的，因此，它是在管区民会上由保民官盖·弗拉米尼鳥斯所通过的——这个保民官是罗馬历史中第一个眞正愷撒型的人物，是弗拉米尼鳥斯大道和弗拉米尼鳥斯竞技場的建立者。但在执行他的政策时，他（公元前220年当监察官的时候）禁止元老院議員經营商业。同时又使平民得以进入古老的貴族百人团，因此实际上他只使第一次布匿战爭期中的新金融貴族得到了好处，这样他就完全不知不觉地变成了組成为一个等級的大財团的創造者——騎士团的創造者，他們在一世紀后結束了貴族阶层的伟大时代。此后，当汉尼拔（弗拉米尼鳥斯陣亡在他面前）被鏟除时，甚至就在那种政府中，金錢已稳当地变成了完成它的政策——古典世界所知道的最后的眞正国家政策——的“最后手段。”

当西庇阿家族及其集团不再是一种統治力量时，剩下的就只有个别人物的私人政策了，他們毫不迟疑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把“全世界”看作一种掠的对象。历史家波里比阿（他是这个集团的一員）把弗拉米尼鳥斯看作一个純粹蠱惑者，把革拉古时期的一切不幸都归咎于他。就弗拉米尼鳥斯的动机而論，波里比阿是完全錯誤的，但就弗拉米尼鳥斯的影响而論，他是正确的。老伽图怀着盲目的农民热情因为反对伟大的西庇阿的世界政策而推翻了他，弗拉米尼鳥斯就象老伽图一样，成就了他所想成就的反面。金錢进入了血統領导权的領域，金錢不到三个世代就消灭了农民。

如果罗馬之成为革命后仅存的、組織上未受損害的唯一城邦是古典民族的宿命中的未必有的幸运，那末，与此相反，在我們西方（具有在延續观念中根深蒂固的譜系形式），激烈的革命毕竟甚至只在巴黎一处发生，差不多就是一种奇迹了。是法国专制主义的軟弱而不是它的强大引进了英国的观念及金錢的力量，以致引起了使“启蒙运动”的口号具有生动形式的爆发，它把德行和恐怖、自由和暴虐結成一体，甚至在1830年和1848年的次要灾变以及教近社会主义者对于灾变的渴想中还有所反响。〔131〕在英国本身方面，当法国的貴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专制地統治时，的确有一小群醉心于革命观念——那些观念都是起源于英国的——的人围繞在福克思和蒒立丹周围，并且人們还談論着普选权和議会改革。〔132〕但是那已足够引导两党在一个輝格党員小庇得的領导下，采取最严峻的办法去击敗一切想要为了資产阶級利益而稍稍干与貴族制度的尝試了。英国的貴族挑起了二十年的反法战爭，动員了所有欧洲的君主去扑灭革命，而不是扑灭拿破仑——那革命具有朴素的勇气去把英国民間思想家的意见变成实际的政治，从而使第三等級取得它的地位，它的后果更好地在英国的議会走廊中預见到了，而巴黎的沙龙却忽視了这些后果。〔133〕

英国的所謂“反对”是指一个貴族政党主政时另一貴族政党的态度。“反对”在那里不象在全欧洲一样，指的是对于另一些人的业务工作的业务性批評，而是指那种实际的企图，那种企图想强使政府的活动納入一种让反对派随时在适当时机都可以取而代之的形式。但是这种反对立即（并且完全不顾社会先决条件）被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知識界看成了想要創造的东西的榜样，就是，在王朝监督下的一种第三等級的阶級統治，关于王朝的前途則并无很明确的看法。从孟德斯鳩起，英国式的安排被热情的誤解所贊美，虽則这些大陆国家不是島国，缺乏“英国式”演化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英国只在一点上是个眞正的榜样。当資产阶級已經进展得太远了，以致使专制国家又倒退为一种等級国家时，他們发现，那里的图景事实上不过是它过去的样子。确实是这样，在那里統治的只是貴族——但至少不是王室了。

轉变的結果，大陆国家在文明开始时期的基本形式是“君主立宪”，它的最大可能性是我們今天所称的共和国。必須一劳永逸地澄清那些空論家的咕噥，他們是用无时間的概念，从而也就是用不眞实的概念来思考的，在他們看来，“共和国”就是形式本身。十九世紀的共和国理想之不同于古典的共和国，甚至也不同于威尼斯或原来的瑞士各州，和英国的宪法之不同于大陆意义的“宪法”是一样的。我們称作共和国的东西是一种否定，由于內在的必然性，它要求被否定的事物是一种永存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具有从君主制借来的形式的非君主制。血系的感情在西方人的心中是异常强烈的；他們心里牵强附会，即使朝代全然不存在了，也认为决定他們的政治行动的是朝代。在那里体现了历史的东西，因此我們不能无历史地生活下去。是象古典世界一样，朝代的原則經对不影响一个人的內心感情呢，还是象西方的情形一样，它是实际存在的，以致受过教育的人要經过六代才能在自己身上摧毁它的呢，这当中的区别是很大的。感情是一切計划出来而非生长出来的宪法的秘密仇敌；归根結底，它們不过是恐惧和不信任所产生的自卫办法而已。城里人关于自由——从某些事情获得自由——的概念把自己局限在一种純粹反朝代的意义上，并且对于共和国的热忱只是基于这种感情的。

这种否定不可避免地包含一种理論的优势。朝代及其近亲外交保存有古老的传統和节奏，宪法中則充斥着制度、学究气和框子式的概念——这在英国是不可思議的，在那里，沒有什么消极的和自卫的东西依附在政府的形式上。浮士德文化是一种最卓越的讀与写的文化，并不是沒有道理的。印刷的书籍是时間无限的标記，报紙是空間无限的标記。和这些象征的无穷威力与专横相比，甚至中国文明几乎也象是缺乏书写的了。在宪法里面，文献被用来代替知人知事的知識，文字被用来代替种族，抽象权利被用来代替成功的传統——不管卷入事变潮流中的一个民族是不是还起作用，还“保持它的形式”。米拉波反对那把“政治和虛构混淆起来”的国民議会，他是孤軍作战的，不成功的。不仅当时的三种空想宪法——1791年的法国宪法和1848年、1919年的德国宪法——而且事实上全部这类尝試都閉目不看事实世界中的伟大宿命，以为摧毁了它，事情还是一样的。不是意外的事变，即有力人物所引起的偶发事件和紧迫情况在支配，而是因果律在支配——是原因与結果的不受时間限制的、公正的、不变化的、理性的結合。沒有一部成文宪法懂得金錢是一种政治力量，这是有征兆意义的。它們包含的是純粹理論，全部都是这样。

君主立宪本质中的这道裂口是无法弥补的。在这里，现实和概念、工作和批評是正面敌对的，它們的摩擦就构成了一般受过教育的人所說的內政。普魯士——德意志和奥地利最初确有宪法，〔134〕但在古老的政治传統跟前效力从不很大，抛开它們不談，只有在英国，政府的措施才是純一的。在这里，种族抵抗住了原則。人們明白：眞实的政治、志在历史性胜利的政治是一个訓练問題，不是一个形成問題。这不是貴族的偏见，而是一件宇宙性的事实，它在任何英国賽馬訓练者的經驗中比在世界上一切哲学体系中更为清晰地表现出来。形成可以使訓练更細致，但不能代替訓练。英国的上层社会，伊頓公学和貝利奥尔学院就是訓练的基地，那里一貫有把握地訓练出政治家来，同样的情形只有普魯士軍官团的訓练——訓练成事物的潜在节奏的內行和主人（并不排除意见与观点的暗流）。他們受了这种訓练，所以能在1832年以后泛滥一时的資产阶級革命原則的大洪流中保全和控制他們所指导的存在之流。他們有“訓练”，具有一个騎师的柔軟和鎭定，当他騎上一匹駿馬时，就觉胜利愈来愈接近。他們容許伟大的原則去打动群众，因为他們很清楚，使这些伟大原則见諸行动的“資本”是金錢，并且他們不采取十八世紀的野蛮方法，而代之以更巧妙但效果并无逊色的方法，其中最簡单的一种方法就是以重新选举的花费来威胁反对者。大陆的空想宪法只看见了事实上的民主政治的一个方面。英国沒有宪法，但人們却是处于“良好状态”的，在这里，民主政治被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

关于这种种的模糊感觉，在欧洲大陆上从未完全消失过。巴罗克时期的专制国家是有一种十分清晰的形式的，但“君主立宪”則只有不稳定的妥协，并且各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区别不象在坎宁以后的英国一样，各有不同的、但經过良好考驗的执政方式，輪流应用于实际的执政工作，而是根据它們各自希望改变宪法的方向来决定的，就是，向传統的方向去改变，还是向理論的方向去改变。应該使国会为王朝服务呢，还是使王朝为国会服务？这就是斗爭的关鍵，在爭論中，他們忘記了对外政策原是終极的目标。一种宪法的“西班牙”方面和命名錯誤的“英国”方面是不会也不能共同生长的，所以在十九世紀时，对外的外交工作和对內的国会活动是朝着两个不同方向发展的。每一方面在基本感情上对于另一方面都是陌生的，看不起的。“生活”在不是从它自身发展出来的形式中焦虑疼苦着。法国在热月以后落在証券交易所的統治下，由于軍事独裁权的不时建立（1800年、1851年、1871年、1918年）才緩和一些。俾斯麦的創造基本上属于一种王朝性质的，具有一种完全次要的国会的成分，而它的內部摩擦又十分激烈，以致耗尽了有用的政治精力，最后，在1916年以后把机体本身也消耗完了。陆軍有自己的历史，它的伟大传統可以远溯到腓特烈·威廉一世，〔135〕行政方面也有自已的历史。在它們中間，有着作为一种眞正的政治“訓练”的社会主义的根源，它和英国式的訓练恰恰相反，〔136〕但又象英国式的訓练一样，是强烈的种族品质的一种充分表现。軍官和官吏都受过高度的訓练。但沒有认識到培养一种相应的政治类型的必要。高級的政策是“按行政”处理的，次要的政策就无益地爭吵。因此，自从那位即使沒有眞正政治家的支持（只有这种传統才能产生这种情形）也强大得足以把軍队和行政当作政策工具来看待的唯一人物，俾斯麦，逝世以后，軍队和行政本身終于变成了目的。当世界大战的結果去掉了上层阶层的时候，剩下的就只有受相互反对的教育的政党了，它們把政府的活动降到了一种任何文明中前所未聞的水平。

但是今天的議会政治完全在衰退中。它是采取其他手段的資产阶級革命的继續，1789年第三等級的革命被賦予合法的形式，它和它的敌人王朝一起联合为一个政府单位。事实上，每一次近代的选举就是一次通过投票箱和每一种口头的或书面的刺激来进行的內战，每一个伟大的政党領袖就是一个拿破仑。这种意在无限地保持有效的形式是西方文化所特有的，在其他任何文化中都会是无意义的，不可能的；从这当中，我們再一次看到了我們醉心“无限”、醉心历史預见〔137〕和預謀、醉心安排遙远的未来的意志的具有特征的傾向，但这一次是以資产阶級的现在标准为根据的。

然而，議会政治不象絕对的城邦和巴罗克国家是个頂点一样，它不是頂点，它只是一种簡短的过渡，就是，在具有成熟形式的文化晚期和无形式世界中的伟大个人的时期之間的一种过渡。它象十九世紀前半期的房屋和家俱一样，包含着一种良好的巴罗克残余。議会习慣是英国的罗可可式——但已不再是沒有自我意識到的、寓于血統中的，而是皮毛的、模仿的和依靠善意的。它只在最初的热情的簡短期間才有一副深刻和持久的面貌，随后，只因在胜利的得意中尊重自己新近贏得的地位，才使它不得不去采納被击敗阶級的高尚态度。即使形式和利益矛盾也要保存形式，这就是使議会政治成为可能的习尚。但是，当这种习尚終于被充分地遵守时，这件事实本身就說明了議会政治的本质已經消失了。非等級者又分成了它原来的各个利益集团，坚强的和胜利的自卫热情过去了。形式一旦失去号召人們进入防的年青理想的吸引力时，不通过（甚至不顾）投票箱来达到一种目的的非議会的方法，例如金錢、經济压力、尤其是罢工，就会出现。无論大城市的群众或强有力的个人对于这种既不深刻又无过去的形式都是不会眞正尊重的，一旦发觉它只是一种形式时，它业已变成了一个記号或影子。在二十世紀开始的时候，議会政治（甚至英国的議会政治）就迅速地想要担負起那一度属于王权的职务。它在虔信的大众看来是一种动人的壮观，而在法律上业已从王室轉移到人民代表手里的重大政策的重心則在事实上正在从人民代表方面轉移到私人团体和私人的意志方面。世界大战差不多完成了这一发展。从劳合·乔治的統治和法国軍閥的拿破仑主义是无法回到旧日的議会政治中去的。至于美国，它一直是站在一旁的，是独立的，与其說它是一个国家，不如說它是一个地区，它从孟德斯鳩学說得来的总統与国会的平行，自从它参与世界政治以来就难以保持了，一到眞正危险的时刻，它是一定会让位給墨西哥和南美久已熟知的那些无形式的权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