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能够离开存在长流而独立存在的眞理,那么就不会有眞理的历史了。如果只有一个永恒正确的宗教,宗教的历史就会成为一种不能想象的观念。但是,不管个人生活的小宇宙方面如何高度地发展,它仍然象一张蒙在正在发展的生活上面的薄膜,充滿了血的节奏,經常显示着宇宙的定向的潜伏驅力。种族支配并构成全部的理解力。向空間一抛时間之网就是自觉在每一刹那間的命运。

不是說“永恒的眞理”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具有它們,而且很多,达到使他在思維世界中存在并运用理解官能的程度;在互相关联的思維世界整体中,永恒的眞理在瞬息的思維里是固定不变的东西——其坚实牢固就象套在前提和結論的箍圈里面的因果联系那样。他相信,在这种安排中沒有任何事物是可以更易的。但在实际上,它只是生活的一个波涛,把他的醒觉自我及其世界一起推向高潮。它的統一保持完整,但作为一个单位、一个整体、一件事实,它具有一部历史。絕对和相对彼此之間就象世代延續的横切面和纵剖面一样,后者忽視了空間,前者忽視了时間。讲体系的思想家停留在片刻的因果秩序之中;只有观察形势的发生順序的相术家才能体会到“所謂”的眞实之經常变化。

每当我們在历史的潮流中,遵循着永恒眞理的行程,并注視它們在现存和已歿諸世代的历史图景中作为因素而行进的时候,“一切須臾的事物只是一幅画像”一語对于永恒眞理說来也是适用的。对于每一个人来說,在他存在的短短时光中,有一个宗教是永恒而眞实的,这是命运通过他降生的时間和地点为他安排好的。他由于这一宗教才感觉到,并且他从这一宗教形成了他的时代的见解和信念。他坚守它的教言和形式,纵使他对它們的闡释在不断地变化着。在作为自然的世界中有着永恒的眞理;在作为历史的世界中却有着一个永远变化的眞实。

因此,宗教历史的形态学是一項只有浮士德式精神才能系統陈述的工作,而且只在目前它发展的现阶段上,才是一項适于从事的工作。問題已經闡明,我們必須敢于努力完全摆脫我們自己的确信,并对我們眼前事物一律漠然視之,犹如全都陌生一样。这是多么困难的事啊!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必須具有这样的力量,不仅想象自己处于一种脫离他对世界的理解的眞理的幻惑地位之中——甚至对于把眞理看成只是一套概念和方法的人也是幻惑的——而且实际要在体相上将他自己的体系渗透到它那些最后的細胞之中。而且纵然如此,要想用单独一种在构造上和精神上負荷它自己文化的全部形而上学的內容的語言去获取讲述其他語言的人們的可以传达的眞理观念,这是否可能呢?

起初,在第一个时代的几千年中,〔14〕愚魯的原始居民群众在渾沌的环境面前,目瞪口呆,忧虑重重,这里的莫明其妙的事物不断使他們感到重压,因为在他們中間是沒有人能够合乎邏輯地去控制它的。和他們比較起来,动物是幸运的,它們虽然是觉醒着但却不是思考着。动物只是在情况变化时才懂得恐怖,而早期人类却在整个世界的面前顫抖。在他体內和体外的一切事物都是黑暗的、无法解决的。日常的事情和魔鬼的事情糾纏一起,既无头緒,也无规律。日子里充滿了惊恐和痛苦的虔敬,可是其中很难见到任何关于信仰宗教的暗示,因为从这种对世界的恐惧的初步形式是沒有异向理解的爱的途径的。使人跌倒的每一块石头、他手中所拿的每一件工具、經过他身旁的每一个嗡嗡的昆虫、食物、房屋、气候,这一切都可能是恶魔的;但是人只有当他受到惊吓或者只有当他使用它們的时候,他才相信那种潜藏在它們中間的力量——它們中間有許多正是如此。但是一个人只有当他相信某一事物的继續存在时,才能爱它。爱要以关于得到巩固的世界秩序的思維作为先决条件。西方的研究工作曾經煞費苦心,不仅将从世界各角落搜集的个别观察材料整理就序,而且按照从灵魂信仰(也可以是其他的开端,任凭君意)“引向”它自身所持的信仰的那种假定次序去排列它們。遺憾的是,只有一个特殊的宗教具备这个設計的价值,而中国人或希腊人則会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将它建立起来。实际上,这种将一般人类演化引向一个目标的次序是不存在的。原始人的混乱的周围世界,产生于对片断时刻的不相連續的理解,但仍然充滿印象深刻的意义,总是某些生长、自我完善和結束的东西,时常带有深刻的形而上的預感的裂罅和恐怖。它总是包含着一个体系,至于这是部分地从光的世界的沉思抽象而来或者全部保留在它的里面,都无关主要。这样一幅世界图景并不“发展”,但也不是个别事物的固定总合,在这些个别事物中,不管时間、地点、和人物,这一个和那一个是应当(虽然通常它們就是如此〕选择出来加以比較的。实际上,它們形成一个諸有机宗教的世界,它在整个世界上,具有(而且只要它們沒有消逝,就仍然具有)发生、成长、扩张和消逝的正规而富有意义的方式和一种关于結构、型式、速度、和持續方面业已建立起来的特殊性质。高級文化的宗教不是从这里发展而来,而是另有途径。它們更清晰而明敏地存在于光之中。它們懂得理解的爱的意义,他們具有关于精密智識方面的問題和观念、理論和技术,但是对于日常光的宗教象征性却不复知悉。原始的宗教信仰渗入了一切事物;晚期而又个别化了的宗教則是它們自己的自我滿足的形式世界。

因此,格外莫明其妙的是諸伟大文化的“前”期,它們仍然是彻头彻尾地原始的,然而却越来越显著地預期和指示着一个明确的方向。正是这些历时达几个世紀之久的时期,应当在它們自身中間并且为了它們自已而正确地考查和比較一下。这个即将来临的现象是以什么形式自行准备呢?在我們所见到的枚斋宗教的情况下,其开始时期产生了預言式宗教的类型,这一类型引向了启示录的宗教。这一特殊形式更深厚地建基于这一特殊文化的实质之中,是因何而起呢?再者,古典文化的迈錫尼序曲中从头到尾充滿了兽形神祗的想象,〔15〕又是什么緣故呢?他們不是高居迈錫尼堡垒的正厅里面的战士的神,在那里灵魂崇拜和祖先崇拜是以高尚而庄严的虔敬来实行的,这在碑刻中間仍然可以証明,而是居于下方的神,在农夫茅舍里所信奉的威力。阿波罗宗教巨大的人形神,一定是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的巨大宗教变化中发生的,他們在各方面都带有其黑暗往昔的痕迹。这些形象几乎沒有一个不带有姓氏、属性或泄露天机的变形神話来表明它的淵源。希拉在荷馬看来一定是生着母牛眼睛的;宙斯則表现为一支公牛,台尔普薩传說中的海神波賽頓則是一个馬形。阿波罗成为无数原始神力的名字;他时而是狐狸(黎愷鳥斯),就象罗馬的战神似的,时而是海豚(黛尔菲尼鳥斯),时而是毒蛇(得尔斐的辟西安·阿波罗)。毒蛇也是亚狄加墓石浮雕上的仁慈的宙斯(Zeus Meilichios)〔16〕的、亚士克萊庇阿斯〔17〕的、乃至挨斯庫罗斯著作中复仇女神的形象;〔18〕而保持在卫城上面的圣蛇則被解释成为厄銳克索尼阿斯。〔19〕在亚加狄亚,菲該力亚庙中的狄米特仍然为坡舍尼亚斯所目睹;亚加狄亚的阿提密斯-卡力斯托的形象是一只母熊,但在雅典,布劳伦的阿耳忒弥斯的女祭司也叫做"arktoi”(熊)。〔20〕狄奥尼苏斯——他时而是一支公牛,时而是一支雄鹿——和磐〔21〕始終保持着一定的兽的因素。賽奇(正象埃及人的肉体灵魂,bai)是一只灵魂之鳥。在这后面接踵而至的是数不清的半动物形象,例如半人半鳥的海妖和半人半馬的怪物等,它們塡滿了古典早期的自然图景。〔22〕

那末,預示着行将到来的哥特文化的巨大兴起的墨洛溫时期的原始宗教,其特征是什么呢?两者在表面上是相同的宗教——基督教这一点,在我們考虑它們深处的全部差异时,是不能証明任何問題的。因为(关于此点我們在脑子里必須是十分清楚的)一种宗教的原始特性并不是存在于它的教义和习俗的宝藏之中,而是存在于采用它們并用它們来感觉、讲述和思考的人类的特殊灵性之中。学者必須熟悉这种事实:原始基督教(更正确地說,西方教会的早期基督教)曾經連讀两度成为原始虔信的表达工具,因此,它本身就是一种原始宗教——亦即,500至900年間在克勒特日耳曼西方,和直到今天的俄罗斯就是如此。那末,世界在这些“改宗的”心理上面,如何反映它自己呢?抛开某些少数的假定是受过拜占廷教育的牧师姑且不談,一个人对于这些典礼和信条实际上是如何思考和想象呢?我們必須記住,都尔主教格列高里是他那一代最高的知識见解的代表人物,他有一次用下列的話頌贊从一位圣者的墓石上擦下来的粉末:“啊!神圣的泻药,胜过所有大夫的药方,象斯甘摩尼油一样将腸胃洗刷干凈,并且从我們的良心上滌去了所有的污痕!”对他来說,耶穌之死是一种罪恶,使他充滿憤慨,不过如此而已;反之,他对于在他面前模糊不清地翱翔着的耶穌复活,却深深觉得如同一种运动技巧,它賦予弥賽亚以伟大圣者的性质,从而使他被公认成为眞正的救世主。关于耶穌受难故事里边的任何神秘的意义,他是一无所知的。〔23〕

在俄国,1551年“百教士团体会議”的决定証明了一个完全原始的信仰仪制,剃去胡須和誤执十字架两者在这里都作为致命的罪恶而出现——它們是对于神灵的侮辱。1667年的“反基督宗教会議”导致了拉斯科尔运动〔24〕的巨大宗教分裂,因为从那时起,十字架的符号要用三个手指来划,而不再用两个手指,“耶穌”的名字要念做“Yissus”,而不念做“Issus”——如其不然,对于严格的信徒来說,制服鬼怪的魔力是会丧失的。〔25〕但是这种起于恐怖的后果毕竟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强有力的。墨洛溫时代絲毫沒有表现出那种火热的灵性和浸沉于形而上的渴望的痕迹,而这种痕迹却充斥于枚斋世界的神示的播种时期和密切相似的俄国神圣宗教会議时期(1721—1917年),这是什么緣故呢?自彼得大帝时代以来引导拉斯科尔派的所有那些殉教者宗派以最可怕的形式走向独身、清貧、巡礼、自残和苦行的,十七世紀时在宗教的狂暴中驅使千万人士集体地投身于火焰之中的,那又是什么呢?克里斯特派的教义〔26〕和他們的“俄国基督們”(其中目前只有七人算数);杜克霍鮑尔教派〔27〕和他們当作圣經看待并且保持下来用以收容口传的耶穌贊詩的“生命书”;斯喀甫茨派〔28〕和他們可怖的残伤肢体的箴戒——所有这些都是某种問題的說明,离开它則托尔斯泰、无政府主义和政治革命都是不可理解的〔29〕——相形之下法兰克时代似乎是暗淡无光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只有阿拉米人和俄国人具有宗教天才呢?——假定如此,既然(恰好在这些决定性的世紀中)学究式的正教的障碍已經摧毁了,那末我們所期待于未来的俄国的,又将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