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在这个关头上，当文化开始变为文明时，非等級者（non-Estate）第一次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决定性地对事情进行了干与。在僭主政治和福隆德党时代，国家曾求援于非等級者去反对等級本身，非等級者第一次懂得了自己是一种力量。现在，它以向其他方面爭取自身自由的阶級身份，为了自己而运用它的力量。它发见：专制的国家、皇室、根深蒂固的制度是古老的諸等級的天然同盟，是象征性传統的眞正的和最后的代表。这就是第一次僭主政治和第二次僭主政治、福隆德党和資产阶級革命、以及克伦威尔和罗伯斯庇尔之間的区别。
国家对于国內的每一个人都有繁重的需索，城市的理性感到它是一个包袱。因此，在同一局面下，巴罗克艺术的伟大形式开始被认为是有束縛性的，变成了古典主义者或浪漫主义者——也就是，病态的和未成形的；从1770年起，德国文学就是强有力的个别人物对于有束縛性的詩歌的长期反抗。关于整个民族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受到“良好訓练”或“合乎形式”的观念变成不可容忍的，因为个人的內心已不再处于良好状态中了。道德、艺术、思維方式方面都是这样，政治方面尤其是这样。每一次的資产阶級革命都是以大城市为舞台，以不理解古老的象征为标志的；它用实实在在的利益，用热情思想家与世界改良家願其概念得到实现的渴望（甚至只是其願望）去代替那些古老的象征。现在，除了理性所能証实的以外，什么都沒有价值了。但是，这样被剝夺了一种在本质上是有象征性的，在作为上是形而上学的形式的崇高地位之后，民族生活在历史的存在川流中就失去了昂首自若的力量。在法国政府——愚騃的路易十六手下的一小撮能干而又有远见的人——絕望地試图保持他們的国家的“现状”之后，在1787年味眞茲逝世以后，外部情况的整个重心就变得很明显了。从这位外交家逝世起，法国就在欧洲的政治結合中多年消失，不见踪影了；同时，皇室不顾一切阻力所进行的巨大改革——尤其是那一年根据最自由的自治原則所进行的一般行政改革——仍然是完全无效的，因为鉴于国家的軟弱无力，諸等級当时所面临的問題突然变成了一个权力問題。〔106〕正与一世紀以前和一世紀以后一样，欧战已挾其坚定的必然性日益迫近，但是誰也沒有注意到外部的情势。作为一个等級的貴族很少从外交政策和世界历史来考虑过問題，而作为一个等級的資产阶級則从来沒有这样考虑过。新形式的国家是不是能在其他国家間站得住脚，誰也不过問。关心的只是它能不能获得人的“权利。”
資产阶級是一个代表城市“自由”的阶級，它的强烈的阶級感情持續了好几个世紀（在西欧，甚至持續到了1848年以后），但是它从来沒有完全成为自己的行动的主人。首先是因为，在每一危急的情境中都可以看出，它的統一是一种消极性的統一，只在反对某种另外的事物的时刻才眞正存在——“第三等級”和“反对党”差不多是同义的——并且一旦他自己有什么建設性的事要做，不同集团的利益就一直拉扯不清了。从某方面得到自由——这是大家所要求的。但是才智之士要求国家反抗历史事实的压力，实现“正义”；或实现“人权”或实现对居統治地位的宗教的自由批評。金錢則要求一个自由的途径，去得到买卖上的成功。有許多人要求停止或抛弃历史的伟大性，或希望割断这种或那种传統及其体现，而这却是他們本来在物质上或精神上賴以为生的。但此时及以后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因素，那是在福隆德党（包括英国的內战）或第一次僭主政治的冲突中所不曾存在过而此时代表一种力量出现的——就是在一切文明中以各种不同的被蔑視的名目出现的——社会渣滓、群氓、暴民、賤民——但都具有同样可怕的含义。现在只有大城市說話才具有决定性的分量，城市以外最多能够接受或拒絕既成的事实，一如我們的十八世紀所証明的；〔107〕在大城市中，人口中一部分沒有根基的人置身在一切社会联系之外。他們并不感到自己属于某一等級或某一职业的阶級，甚至并不感到属于眞正的工人阶級，虽則他們不得不作工。从一切阶級和身份中抽出的成分都本能地归属于它——这些成分是連根拔起的农民、受过教育的人、破产的商人、尤其是（如同喀提林时期所惊人清晰地表现的）脫軌的貴族。他們的权力远远超过了他們的人数，因为他們永远在现場，永远参与重大的决策，随时預备行动，全不尊重秩序，甚至全不尊重一个革命党派的秩序。事件之所以具有那种使法国革命区别于英国革命、使第二次僭主政治区别于第一次僭主政治的破坏力，就是从他們得来的。資产阶級对于这类群众眞正感到不安，須要自卫，并設法使自己和他們区别开来——葡萄月十三号拿破仑的勃起就是基于这一范畴的自卫行动。〔108〕但在事实的压力下，区别的疆界是划不出来的；資产阶級因为人数相对的少，內部的团結随时有破裂的危险，它的进攻的力量是微弱的，每逢它用这种微弱的进攻力量向旧秩序进攻时，这类人就打进他們的队伍，涌上前綫，带来贏得胜利的动力的絕大部分，并常常設法为自己巩固贏得的地位，而且他們往往得到那些在精神上被俘擄的受过教育的人从理想方面給予的不断支持，或得到那些想使危险离开自己、轉到貴族和牧师身上去的金錢力量从物质方面給予的支持。
事情还有这一时期表现其重要性的另一方面——在这里抽象的眞理第一次設法要参与事实的世界。主要的城市变得很大了，城里人在整个文化的醒觉意識中变得很优越、很有影响了（这种影响我們叫作輿諭），以致那一直无懈可击的血統权力及血統所固有的传統被动搖了。因为我們要記得，在形式的終极发展中，巴罗克国家和絕对的城邦彻头彻尾地是一个种族的活生生的表现，要記得，历史在这些形式下的自我完成具有这种种族的充分脉息。这里，任何能被形成的国家学說都是从事实中引伸出来的，都是俯首在事实的伟大性跟前的。国家观念終于控制了第一等級的血統，使它完全地、无保留地为国家服务。“絕对的”意味着伟大的存在之流在形式上是一个单位，它具有一种节奏和本能，不管那节奏的表现是外交的或战略的眼光，是道德和礼法的尊严，还是艺术上和思想上挑三拣四的爱好。
作为这一伟大事实的对立面，理性主义现在出现了并传播开来了，我們在前面〔109〕把它叫做受过教育者中的共有的醒觉意識，他們的宗教是批評，他們的神力不是神而是概念。现在，书本和一般理論对政治开始发生了影响——在老子的中国，犹如在詭辯派的雅典和孟德斯鳩的欧洲——并且他們所形成的輿論作为一种十分新式的政治的量插入外交的道路上。說庇士特拉图或黎塞留甚至說克伦威尔决定他們的行动时是受了抽象学說的影响，那是荒謬的，但是自从“启蒙运动”取得胜利以后，实际发生的情形却是这样的。
但文明中的伟大概念的历史作用和理想家心目中所設想的大不相同。一种眞理的效果永远和它的傾向是大有区别的。在事实的世界中，眞理只是手段，它只有主宰精神从而主宰行动时才是有效果的。它們的历史地位并不取决于它們是不是深刻的、正确的、或仅是合乎邏輯的，而是取决于它們发不发生作用。我們从“口号”（Schlagwort）这一措詞中看到这一点。两三个鼓舞人心的字音对于每一次文明化革命的作用，同某些被活生生地經驗的象征对于青春时期的宗教的作用（例如圣塚之于十字軍，基督的体之于尼西亚宗教会議时代）是一样的。只有口号才是事实，至于它們所来自的哲学和社会学体系的残余，那对历史是无关的。但是，作为口号，它們在大約两个世紀中是第一等的权力，甚至比血統的节奏更强有力，这种血統的节奏在向外扩充的城市的僵化着的世界中正在开始变得黯然无光。
但是，批評的精神只是非等級者的混乱群众中冒出来的两种趋势中的一种。和抽象概念一道的还有抽象的金錢、即脫离了土地的原始价值的金綫；和研究一道的还有会計室；它們都是作为政治力量出现的。两者在本质上是同源的，不可分割的——僧侣与貴族之間的旧有的对立在資产阶級的气氛和城市的間架中继續存在，尖銳如故。〔110〕两者之中，作为純粹的事实，金錢更无条件地比理想的眞理占有优势，因为就事实世界而論刚才我已經說过，后者只是作为口号，作为手段而存在的。如果我們說的“民主政治”是指这样的第三等級希望給予整个公众生活的一种形式，那末，我們就必須得出結論說，民主政治和財閥政治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希望与现实、理論与实际、知与行。世界改良家和自由的教导者事实上在帮助金錢发生效果，他們却去絕望地反对金錢，这是它們的一出悲喜剧。表现为人人平等、自然权利、普选等原則的对于大多数人的尊重跟輿論自由、尤其出版自由同样是无阶級者的阶級理想。这些都是理想，但在实现中，輿論自由要涉及輿論的准备，那是要花費金錢的；出版自由中有个具备印刷机的問題，那又是一个金錢問題；随选举权而来的是竞爭选票，在这里，誰花錢誰就能点戏。观念的代表只在一边观望，金錢的代表却在另一边动手。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只有靠金錢才能有效地动作。提庇留·革拉古的群众运动之所以能进行，全靠騎士团这一富有金錢的党派；一到改革中有利于他們自己的部分胜利地合法化了，他們立刻就退出了，运动就瓦解了。愷撒和克拉苏資助了喀提林运动，从而使它不去反对財产而去反对元老院党派。在英国，早在1700年时，出色的政治家就认为“在交易所中，人們买卖公債，也买卖选票，人們知道一张选票的价格就象知道一英亩土地的价格一样”〔111〕。当滑鉄卢战爭的消息传到巴黎时，法国政府的公債就涨价〔112〕，——雅各宾党人摧毁了血統的旧有义务，从而解放了金錢；现在金錢出来做了土地的主人〔113〕。沒有一件无产阶級的甚至共产主义者的运动不是为了金錢的利益而举行的，不是按金錢所指明的方向而开展的，不是在金錢所許可的时限內进行的；而且它的領导人中間的观念論者也毫不怀疑这一事实〔114〕。理智在思考，金錢在指揮；当大城市主宰着其他一切时，一种文化戏剧的最后一幕无不是这样的。到最后，理智是沒有理由埋怨的。因为，无論怎么說，它已贏得了它的胜利——在它自己的眞理領域內，在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书本和理想的領域內。它的概念成了初兴文明的神圣对象。但是通过这些概念金錢在它自己的、只属于这个世界的領域內得到了胜利。
在西方世界的国家中，在英国，第三等級的理想的和眞实的政治两方面都是逐漸变化的。只有在这里，第三等級才能避免向一个专制的国家进軍，去摧毁它，并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自己的統治。因为在这里，第三等級可以成长为第一等級的强大形式，在第一等級那里，它找到了利益政治的充分发展起来的形式，它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从其方法中借用一种无需改进的传統战术。这里是眞正的、十分不易摹仿的議会政治的老家，它以島国地位而不以国家作出发点，它以第一等級的习慣而不以第三等級的习慣作背景。而且，还出现了一种情况，就是，这种形式在巴罗克全盛时期长成了，因而在这种形式中有音乐。議会型式和內閣外交的型式是完全同一的；〔115〕它的成功的秘密就在这一反民主的根源中。
但理性主义的許多口号也都是从英国的土壤上冒出来的，它們和曼彻斯特学派的原則，关系非常密切——休謨是亚当·斯密的老师。“自由”不言而喻指的是理智自由和貿易自由。实际政治和热中于抽象眞理之間的对立在乔治三世时的英国之不可能，就象在路易十六时的法国之不可避免是一样的。后来，爱德曼·柏克就能反駁米拉波說，“我們要我們的自由，不是把它当作人类的权利，而是把它当作英国人的权利”。法国人的革命观念一无例外地采自英国，正如它的君主专制政治的型式采自西班牙一样。法国給予了这两者以光輝的、不容抗拒的形状，被欧洲大陆的广大地区当作范例看待，但对两者的实际运用，它并无所知。要想在政治上成功地利用資产阶級的口号，〔116〕統治阶級就得有一副敏銳的眼光，能够看透那企图掌权，但得到权力时又将掌握不住的阶层的心理素质。在英国，利用是成功的。但在英国，金錢也最不迟疑地被用在政治上——不是指西班牙或威尼斯型所习见的对个别上层人物的賄賂，而是指对民主力量本身的“哺育”。在十八世紀的英国，系統地被金錢支配的首先是議会的选举，次之是被选的众議員的决議；〔117〕英国也发现了出版自由的理想，同时发现了：誰占有出版，出版就为誰服务。它不传播“自由”意见——它制造它。
两方面合起来就构成了广义的自由主义；那就是：免于被土地所束縛的生活的限制的自由（不管那些限制是特权、是形式、或是感情）；才智作各种批評的自由；金錢作各种买卖的自由。但是两方面也都毫不迟疑地希冀一个阶級的統治、一个不承认国家至上的統治。心智和金錢都是无机的，它們需要国家不是把国家看作一种值得尊敬的高級象征的成熟形式，而是把它看作一件为某种目标效劳的机器。所以这些力量和福隆德主义的力量之間的区别是一种根本性的区别，因为后者的反应是保卫古老的哥特式的生活方式和“合乎形式”的方式，反对闖进来的巴罗克式的生活方式和“合乎形式”的方式；而现在这两者都是取守势的，几乎不能辨别的。应当一再强調的是，只有在英国，福隆德党才不仅在公开的战斗中解除了国家的武装，而且以其內在优势解除了第三等級的武装，从而达到了一种民主政治所能达到的第一流形式，这种形式不是計划出来的，也不是摹仿得来的，它是自然成熟的，是一个古老的种族和一种未被破坏的、可靠的机智（它能适应时間变迁带給它的每一种新手段）的表现。因此，英国的国会在参与专制国家的王位继承战爭时，它把它們当作具有商业目的的經济战爭来处理。实质上无形式的非等級者对于高級形式是极不信任的，以致它随时随地都准备用一种独裁的手段来挽救它的自由——免于一切形式的自由；独裁是不承认什么规矩的，因此它敌視一切成长起来的东西，而且由于它的机械化的傾向，它是合乎才智和金錢两方面的口味的——可以想一下例如罗伯斯庇尔所开始、拿破仑所完成的法国国家机器的結构的例子。为了一种阶級理想的利益所实施的独裁是合乎卢梭、圣西門、洛柏图斯和拉薩尔的心意的，正如它曾合乎公元前第四世紀的古典思想家——在“居魯士的教育”一书中的色諾芬和在“尼可克利斯”中的伊索格拉底——的心意一样。〔118〕
但是罗伯斯庇尔的名言“革命政府是自由对专制的专政”的意思还不止此。它表露了那种震动一切群众的深刻恐怖，他們在严重的关头上感到自己“不合乎形式”。一支在紀律上受到震动的联队会对当时的偶然領袖欣然让出权力，其范围与性质是合法的指揮所决不能获得的，如果是合法的，那就将是不堪忍受的。但在較大的范围內，每一刚开始的文明所处的地位就是这样的。沒有什么能比无形式的力量的兴起更能有效地显示政治形式的沒落，从其最显著的例子中，我們可以很便当地指出拿破仑主义。黎塞留和瓦楞斯泰因的存在是何等完全地包含在他們时代的不可震撼的根源中啊！英国革命是多么富有形式虽則其外表是完全沒有形式的！这里恰恰相反；福隆德党进行追求形式的斗爭，专制国家合乎形式，但是資产阶級却在反对形式。仅仅废除一种过时的秩序是不足为奇的，克伦威尔和第一次僭主政治的領袖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在可见的废墟后面不再有一种不可见的形式的本体；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沒有在他們自己周围或在他們自己之中找到任何新創造所必需的不言而喻的基础；他們别无选择，只好用一种偶然的制度来代替一个具有高度传統和經教的政府，这偶然的制度的未来不再牢固地建立在一个緩慢地、彻底地受过訓练的少数人的品质上，而是完全依賴突然出现的适当继承者的机会——这些就是这种时代轉变的特征，因而使那些长久保持一种传統的国家世世代代享受了巨大的优势。
第一次僭主政治由于非貴族的帮助，完成了城邦；现在非貴族却借第二次僭主政治的帮助，摧毁了它。作为一种观念，城邦在公元前第四世紀的資产阶級革命中消灭了，尽管如此，它仍作为暫时性权力的一种安排、或一种习慣、或一种工具而存在下来。古典人事实上在政治方面是从未停止就城邦的形式去思維与生活的。但是它在大众的心目中已不再是一个可尊可敬的象征了，就如自从拿破仑几乎成功地把他自己的王朝变成“欧洲最古的”王朝以来，神圣的王权已不再在西方受到尊敬是一样的。
并且，在这类革命中也象在古典历史中的經常情形一样，只有局部性的和暫时性的解决——沒有象法国革命从巴士底獄到滑鉄卢之战那种光輝的、无往不利的胜利——并且其中的場面还更残暴，因为这种文化的感情基本上是欧几里得式的，它的冲突似乎只有党派对党派的肉搏方式，失敗者的唯一結局不是象西方一样在作用上归并到胜利者的体系中去，而是全部地毁灭掉。在科賽拉之战（公元前427年）和雅各斯之战（公元前370年）中，有产阶級成群地被屠杀；在里昂提尼之战（公元前422年）中，他們被下等阶級逐出城外，那些下等阶級和奴隶經营了一个短时期，怕他們回来报复，就全部撒出，迁移到叙拉古去了。从百十次这类革命中逃亡出来的人充塞了城市，补充了第二次僭主政治的佣兵，侵扰了海陆交通。重新收容这种逃亡分子是亚历山大继承人所提出的和平条款的經常特点，后来罗馬人也这样提出。但是第二次僭主政治本身用这种行动取得了自己的地位。狄奥尼苏斯一世（公元前407年至367年）取得了对叙拉古的統治权——希腊的最成熟的文化集中在叙拉古和雅典的上层社会中，埃斯庫罗斯的“波斯人”三部曲就是公元前470年在叙拉古城写的——方法是大批屠杀受过教育的人和沒收他們的財产；随后他把人口完全改組，在上层是把大宗財富給予他的随从，在下层是把奴隶提升为市民，并把受难者的妻女分配給他們（这不是不常见的）。〔119〕
这类革命跟具有特征的古典方式一样，永远增加数目而不扩大范围。許多这样的革命发生了，但是每一革命都是純粹为了自己而进行的，只在自己所在的一点上来进行，只有它們彼此同时存在这一事实才使它們具备了一种集体现象的性质，这就成了一个时代的特征。拿破仑主义也一样；在这里，一种无形式的統治第一次把自己放在国家結构之上，但又还不能从本质上脫离国家。它倚靠軍队的支持，这种軍队面对着失去了“形式”的民族，开始感到自己是一分独立的力量。这就是从罗伯斯庇尔到波那帕的簡单經过——雅各宾党人失敗以后，重心就从行政方面轉移到野心的将軍們身上了。这种新趋势在西方的影响有多么深厚，我們可以从伯納陀特和惠灵頓的例子中看出来，更可从1813年腓特烈·威廉三世“告吾民书”的故事中看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王不坚决跟拿破仑决裂，王朝就会遭到軍人的威胁。〔120〕
第二次僭主政治这种反宪法的行动也表现在伯罗奔尼撒战爭后期亚尔西巴德和来山得在各自城市的武力中所占有的地位上，这种地位与城邦的基本形式是不相容的。前者是一个失去官职的逃亡者，他违反国內当局的意旨，从公元前411年起实际上指揮着雅典的海軍；〔121〕后者虽則連一个斯巴达人都不是，他却觉得自己是一支忠于他本人的軍队的完全独立自主的首領。公元前408年两强爭夺爱琴海世界霸权就是采取这两个个人之間的一种爭夺的形式的。〔122〕不久以后，叙拉古的狄奥尼苏斯建立了第一支大规模的职业性軍队，采用了战爭的机器（炮队）〔123〕——这是一种新的形式，它成了亚历山大后继人和罗馬的榜样。从此以后，軍队的首脑就成了一种自为的政治力量，并且成为严重問題的是：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是它的軍队的主人，在多大程度上又是它的工具。从公元前390年到367年〔124〕罗馬政府全部掌握在一个軍事委員会手里〔125〕这一事实，相当明白地显示了軍队是有自己的政策的。大家都知道，亚历山大，这位第二次僭主政治中的浪漫主义者，日益受到了他的将軍們的影响，他們不仅强迫他从印度撤退，而且理所当然地瓜分了他的遺产。
这本质上是拿破仑主义：那种把个人統治扩展到不由民族或法律的紐带而仅由軍事和行政的紐带联結起来的地区的作法，也是这样。但是“扩张”本质上恰好和城邦是不相容的。古典国家是一种不能有任何有机的扩展国家，因此第二次僭主政治的胜利就把自己分解为两种政治单位的并列，即城邦及其臣服的領土，其結合最初是偶然的，并永远处于危险中的。这就出现了希腊化—罗馬世界的奇异景象，它的眞正意义还未被人认識——一圈边界地域，其中有一堆城市，它們尽管很小，国家本身——res publica的概念还是象过去一样专属于它們的。在这中央（事实上，就每个个人而論，領导权是在一个点上）的是一切眞实政治的舞台。“全世界”这一有意义的表达，只是它的一种手段或客体。罗馬人关于“帝国”——指的是城壕外的行政上的独裁权力，它在其占有者进入城界（Pomoeium）〔126〕以后就自然消失了——和“行省”的概念是与“国家”对立的，这就表明了古典的共同本性只知道城市本身才是国家和政治的主体，“城外”只和主体有关，是它的客体。狄奥尼苏斯把他的叙拉古城变成一个要塞，由“一群小国家”围繞着，他由那里扩大权力，通过上意大利和达尔馬提亚海岸，直到北亚得里亚海，在那里，他占有了安科納和波河口上的哈特立亚。馬其頓的腓力則照他的老师菲利的哲孙（公元前370年被刺死）的榜样，采取了相反的計划，把它的重心放在外围（实际上就是放在軍队里），从那里对希腊各国施展統治。这样，馬其頓就扩大到了多瑙河，亚历山大死后，塞流西帝国和托勒密帝国也加入了这个外圈——这两个帝国都从一个城市（安提亚克和亚历山大里亚）通过现成的本地机构的中介，进行統治，那种机构的最低等者較之任何古典行政，可以說要好一些。罗馬本身在同一时期（約在公元前326年至265年）把它的中意大利的領土建成一个边陲国家用，一系列具有拉丁权利的殖民地、同盟国和居留地使它从各个方面得到保障。此后，从公元前237年起，我們发现：哈米卡·巴尔加为迦太基（一座按照古典生活方式建立起来的古老城市）在西班牙贏得一个帝国；西·弗拉来尼鳥斯（公元前225年）为罗馬征服了波河流域；最后，愷撒在建立他的高卢帝国。这些就是下面种种斗爭所賴以进行的基础；首先是亚历山大继承者在东方所进行的拿破仑式的斗爭，其次是西庇阿与汉尼拔在西方所进行的斗爭（在这两种情况下，城邦都成长得超过了界限），最后是三雄所进行的愷撒式斗爭，三雄利用全部边陲国家来支持自己，并利用它們的資源，以便成为“罗馬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