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为了理解居魯士与提图期間的整个犹太敎,必須經常記住三件事实,对它們,学术是深知的,但由于語言学的和神学的成见,在討論时却不把它們当作因素看待。第一件事实是,犹太人是“一个无土地的民族,”是一种一致,而且是生存在一个由同一类型的諸純粹民族构成的世界中的。第二件事实是,耶路撒冷确实是一个麦加,一个神圣的中心,但它旣不是犹太人的家,也不是他們的精神上的焦点。最后一件事实是,只有在我們坚持把犹太人看成世界历史中的一种特殊现象时,他們才是这样的。
誠然,被放逐后的犹太人跟被放逐前的以色列人比起来,有如休哥·溫克勒所首先識出的,确是一种相当新型的民族。但他們并不是那一类型的唯一代表。那时候,阿拉米語世界已开始出现了許多这样的民族,包括波斯人和迦勒底人,〔65〕他們全住在同一个地区,但是彼此严格不来往,当时他們就已在过着我們称之为犹太居民区的眞正阿拉伯生活方式了。
新精神的最早先驅是具有壮丽本质的預言式宗敎,它們是公元前700年前后产生的,它們向人們及其統治者的原始习俗挑战。它們本质上也是一种阿拉米人现象。我愈是一方面思考阿摩司、以賽亚、耶利米,〔66〕另方面思考瑣罗亚斯德,我就愈觉得他們的关系很密切。区别他們的似乎不是他們的新信仰而是他們进攻的目标。前者攻击那野蛮的、古老的以色列宗敎,事实上那是一整堆的宗敎因素,〔67〕——信仰神圣的石头和树木,信仰无数的地方神(旦、伯特利、希伯伦、示剑、别示巴、吉甲〔68〕),信仰一个单一的耶和华(或厄洛希姆〔69〕),这个名字包括許多最庞杂的神力:祖先崇拜与人体牺牲,托鉢僧舞与神圣的委身——摻上一些关于摩西和亚伯拉罕的模糊传說,和許多晚期巴比伦世界的习俗和英雄故事;它在迦南长久成为国敎以后,现在已經退化和僵化成为农民形式的了。后者攻击对英雄与海盜的古老的吠陀信仰,这些信仰毫无疑問是同样粗鄙化了,必須不时地通过对于圣牛的贊美和关注,才能被喚回到现实中来。瑣罗亚斯德生在公元前600年左右,經常生活穷苦、被迫害、被誤解,老来还要和非信徒作斗爭〔70〕——他是不幸的耶利米的一位可尊敬的同时代人,耶利米因預言,而被他的同胞所憎恨,被国王所囚禁,在事变以后被亡命者带到埃及,在那里处死了。我相信,这个伟大的时期带来了第三种預言式宗敎,就是迦勒底宗敎。
这一宗敎及其深刻的天文学和永远惊人的本性,我猜想,是由具有以賽亚才气的創造性人物在那时候从古巴比伦宗敎的遺留中所引伸出来的。〔71〕大約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迦勒底人就象以色列人一样,是一群說阿拉米語的部落,住在西尼尔以南——耶穌的祖国語言有时候还叫作迦勒底語。在塞琉西时期,这名称用在一种分布很广的宗敎团体身上,尤其是用在它的敎士身上。迦勒底宗敎是一种占星的宗敎,在汉摩拉比以前,巴比伦宗敎不是这样的。它是对枚斋宇宙即世界洞天〔72〕及在其中起作用的定数的最深刻的解释,因此,它是伊斯兰和犹太玄想中的基本内容,直到它們的最晚近的时期都是如此。第七世紀以后那种値得称为确切的科学的天文学——就是敎士們惊人地精确的观象技巧〔73〕——是由它形成的而不是由巴比伦文化形成的。它用星曜周代替了巴比伦的月曜周。伊什塔是古代宗敎中最习见的人物,是司生命与結果的女神,现在变成了一顆行星,泰姆茲是司植物常死常生的神,变成了一顆恒星。最后,拜一神敎的感情表现出来了;尼布甲尼撒认为馬都克大神〔74〕是唯一的眞神,是仁慈的神,而波息帕的老神尼波〔75〕則是他的儿子和对人类的使者。在一个世紀中(公元前625—539年),迦勒底的国王是世界的統治者,但他們也是新宗敎的先驅者。在建筑庙宇的时候,他們亲自运砖。耶利米的同时代人尼布甲尼撒登极时对馬都克的祷告詞现在还存在,在深刻性与純洁性方面一点不比以色列預言中的最优秀的篇章差。和犹太人的悔罪圣詩在韵律和内在結构方面密切地联系着的迦勒底的悔罪圣詩,知道人所不自知的罪过和在被贊美的神前懺悔就能改变的苦难。同一对于上帝的仁慈的信頼在帕尔迈拉的柏尔〔76〕庙的碑刻中作出了眞正基督敎式的表述。〔77〕
預言式敎义的核心已經是枚斋性的了。有一个作为善之本原的神——不管它叫作耶和华,叫作阿胡拉瑪茲达,或者叫作馬都克·巴力——其余的神都是没有力量的,或者是邪恶的。这种敎义希望有个弥賽亚,这一希望淸楚地表现在以賽亚身上,在随后的几世紀中,由于一种内在需要的压力,也到处在迸发。这是枚斋宗敎的基本观点,因为它暗中包含着一种世界历史的善恶相爭的概念,认为恶在中期得势,而善則在末日审判时取得最后的胜利。把历史这样道德化是波斯人、迦勒底人和犹太人所共有的现象。但由于这种观点的到来,地方性民族的观点事实上就消失了,没有尘世的家与疆界的枚斋民族就产生了。选民的观点出现了。〔78〕但是,不难理解,属于强有力的血的人們,尤其是那些大家族,觉得这些精神性过分浓厚的观点跟他們的天性是不相容的,于是就回到了那頑强的、古老的部落信仰。根据丘孟的研究,波斯国王所奉的宗敎是多神敎,没有荷麻圣礼——就是說,它不完全是瑣罗亚斯德敎。以色列大部分国王的情形也一样,迦勒底最后的国王那蒲那比(那波乃多斯)大概也是如此,他之所以被居魯士和他自己的臣民所推翻,事实上是由于他不信馬都克才成为可能的。在犹太人被囚俘时,割礼和(迦勒底的)安息日才开始被犹太人当作一种仪式而采用。
巴比伦的放逐使犹太人和波斯人之問产生了重要的差别,这不是关于自觉虔信的最終眞理方面的,而是关于现实中的一切事实及人們对于这些事实的内心态度方面的。被許可回家去的是耶和华的信奉者,許可他們回去的是阿胡拉瑪茲达的信徒。这两个在两百年前可能具有相等的战斗人数的小部落,一个占有了一个世界——大流士越过北面的多瑙河时,他的势力在南面經过东阿拉伯达到了索馬里海岸的索哥特拉島〔79〕——而另一个則完全变成了异族政策的一名毫不重要的走卒。
这就是使得一种宗敎如此威风,另一种如此卑逊的原因。学者可以对照耶利米,讀一下大流士在貝希斯敦的伟大碑刻〔80〕——这位国王对他的胜利之神是多么赫然自負!而以色列的先知想要保全他們的神的影象所进行的論辯又是多么无望啊。由于波斯人的胜利,被放逐的每个犹太人的眼光都轉投到瑣罗亚斯德的敎义上去了,純粹的犹太預言书(阿摩司书,荷西亚书,以賽亚书,耶米利书)变成了启示录(第二以賽亚书,〔81〕以西結书,載加利亚书)。关于人子,关于撒旦,关于天使长,关于七重天,关于末日审判的新看法全是波斯人对于共同世界感情的提法。在以賽亚书第四十一章中,居魯士本人出现了,被尊为弥賽亚。第二以賽亚书的伟大的作者是不是从瑣罗亚斯德的門徒得到的启发呢?波斯人释放犹太人会不会是由于感到他們两种敎义之間有着内在的关系呢?无論如何,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两方面对于最后的事物,是有着同一流行看法的,他們对于古巴比伦的和古典的宗敎,对于一般非信徒感到了、而且表示了共同的厌恶,而这在他們彼此之間是并不存在的。
但是我們不可忘記也从巴比伦的角度去看看“从囚禁中回去”这一問題。具有强大种族力量的人民大众事实上极少这类想法,把这类想法看成是純粹的幻想和梦想;坚实的农民、手工业者、毫无疑問地还有萌芽中的土地貴族則在他們自己的一个国王,即勒西·加留泰〔82〕的統治下平靜地保持自己的所有,他的首都是尼赫底。回了“家”的只是少数頑强狂热的人。他們連同他們的妻室儿女共計四万人,在总人数中不到十分之一,甚至不到二十分之一,誰若是把这些居民及其命运和整个犹太族弄混了,〔83〕他就决不会懂得以后一切事件的内在意义。犹太敎的小天地过着一种单独的精神生活,而整个犹太民族則虽尊重这种生活,但絕没有分享这种生活。在东方,启示文学,預言的女嗣,是非常兴盛的。这是人們的一种眞正土生土长的詩歌,我們今天还有它的杰作約伯书——这份作品的性质是伊斯兰的,断然是非犹太的〔84〕——而它的其他大量的故事和英雄传說,例如朱狄司、托比特、阿溪卡〔85〕則成了“阿拉伯”世界全部文学的动因。在犹太,只有律法是昌盛的;他勒目法典的精神最初出现于以西結书中(第四十章以下),到公元前450年以后在以以斯拉〔86〕为首的法律师(Sopherim)身上体现出来了。从公元前300年到公元后200年,律法师們(“夫子們”)注释了妥拉經,发展了米示納集。耶穌的来临和圣殿的毁灭都没有中断这一門玄奥的学問。耶路撒冷成了坚定的信徒的麦加,他的可兰經是一部法典,其中逐漸加入了一整套根据法利賽派观点改組过的、迦勒底与波斯动因相混合的原始历史。〔87〕但是在这种气氛中,世俗的艺术、詩歌或学問是没有存在的余地的。他勒目法典中的全部天文学、医学和法学知識有着完全的美索不达米亚根源。〔88〕迦勒底一波斯一犹太敎派之开始形成,大概也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是犹太人被囚結束以前的事;这些敎派在枚斋文化开始的时候发展成为伟大的宗敎,这一进程在摩尼的敎义中达到了最高峰。“律法与先知”——这两个名詞实际上划分了犹太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区别。在后期的波斯神学和任何其他一种枚斋神学中,两种傾向就合而为一了;只有在这里所考虑的情况之下,它們在空間上才是分离的。耶路撒冷的决定到处都被认可,但有多少地方服从是成問題的。甚至邻近如加利利,法利賽派也是被怀疑的对象,而在巴比伦則没有一个律法师是能被奉为神圣的。至于保罗的先生、伟大的迦瑪利,〔89〕他的統治“甚至海外的”犹太人也服从,那是一件出名的事情。在埃及的犹太人的生活上的独立性可以从最近在厄利蕃泰尼和阿斯旺所发现的文件中看出来。〔90〕大約在公元前170年时,欧尼亚斯〔91〕要求国王准許他“根据耶路撒冷圣殿的尺寸”建立一座庙宇,理由是,已有的許許多多不合规格的庙宇是各种团体間永无休止的爭吵的根源。
另外一个題目也应当加以考虑。犹太跟波斯一样,在被放逐以后,人口增加,远远超过了古老的小氏族的限度;这是由于改宗和分离之故——这是一个无土地的民族所能有的唯一征服形式,因此,这种形式对于枚斋宗敎是自然的和明显的。在北方,它很早就通过阿狄阿卑尼的犹太国,到达了高加索;在南方(也許是沿着波斯湾),它渗入了薩巴;在西方,它在亚历山大里亚、西勒尼和塞浦路斯取得了支配地位。埃及的行政和帕提亚帝国的政策大半掌握在犹太人手里。
但是这一运动仅仅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它的精神是启示录的,不是他勒目法典的。耶路撒冷在忙于制造更多合法的障碍来反对非信徒。甚至废弃改宗的习尚还不够。一个法利賽派人允許自己去召喚举世爱戴的赫揩努斯王(公元前135—106年),让他放弃祭司长的职务,因为他的母亲曾經一度被异敎徒所掌握。〔92〕同一狹隘精神在犹太的原始基督敎团体中采取了反对对异敎徒传播福音书的形式。在东方是任何人都不会設置这类障碍的,它們是与枚斋民族的整个观点背道而馳的。但广大的东方的精神优势正建立在这件事实上。耶路撒冷的最高議事会可能具有无与伦比的宗敎权威,但在政治上,因而也是从历史上看,勒西·加留泰的权力却是大不相同的。基督敎徒和犹太人的研究都没有看到这些事实。据我所知道的,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样一件重要的事实,就是,安泰奥卡斯·爱匹芬斯的迫害不是針对“犹太人”的,而是針对犹太国的。这就給我們带来了另一件更为重要的事实。
耶路撒冷的毁灭只打击了犹太民族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尤其是一个精神上和政治上最不重要的部分。說自从那个时候起犹太人就“在分散中”生活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以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形式生活了若干世紀(波斯等族也曾如此)。另一方面,我們也同样很少认識这次战爭对眞正的犹太人所产生的印象,这些犹太人是被犹太視为附属品并以附属品相待的。异敎徒的胜利和圣地的毁灭在心灵的最深处被感觉到了,〔93〕在115年的十字軍中,〔94〕采取了严酷的报复行动;但是暴行和复仇的理想是犹太人的理想而不是犹太敎的理想。犹太复国主义在居魯士的时候和在我們今天一样,只对很小一部分精神狹隘的少数才是实在的。如果那次的灾难眞被感到是“无家可归”(如同我們用西方人的心理所設想的),那末,在馬尔庫斯·奥理略以后是有上百次的机会可以抓住来收复这座城市的。但是那会违背枚斋式的民族理解,它的理想的有机形式是礼拜集会、是純粹的一致——就象早期公敎的“现世敎会”和伊斯兰一样——犹太及犹太氏族精神的消灭正好第一次完全实现了这一理想。
因为針对犹太的韦斯巴新战爭是对于犹太人的解放。第一,它結束了这一小块地方的人自命为就是眞正的民族的要求,同时也結束了他們以其单調的心灵状态等同于整个民族的心灵生活的冒充。东方各学院的研究工作、經院哲学和神秘主义获得了它們的权利;例如,士师卡尔納——或多或少地和阿尔匹安及帕品尼安是相同时代的人——在尼赫底的学院中制訂了第一部民法。〔95〕第二,它从同一时期基督敎所屈服在其跟前的假晶现象的危险中拯救了这一宗敎。自从公元前200年以来就存在着一种半希腊化的犹太文学。“传道书”(一名Ecclesiastes,或Koheleth)中有皮朗的观点。〔96〕随后就有所罗門智慧书、瑪卡比第二书、狄奥多喜旧約、亚里斯提阿斯书翰等作品;〔97〕还有美兰德箴言集一类的作品,无法說应当把它們看成犹太的,还是应当看成希腊的。大約在公元前160年时,有些祭司长在精神上是很希腊化的,因而攻击了犹太宗敎,后来又有赫揩努斯和赫洛德之类的統治者用政治方式攻击过。在公元70年时,这种危险立刻結束了,而且永久結束了。
在耶穌的时代,耶路撒冷出现了三种可以称之为一般的阿拉米趋势,分别由法利賽派、撒都該派和敬虔派〔98〕代表着。虽則这些名称的内涵变化不定,虽則在基督徒与犹太人的研究中,人們对于他們持有极为分歧的见解,但是我們至少可以說,第一种趋势存在于犹太敎的最大純洁性中,第二种见于迦勒底精神,第三种见于希腊化文化。〔99〕敬虔派是密司拉祀拜(几乎成了一种敎团)在小亚細亚以东的兴起。撒都該派在耶路撒冷虽是一个小小的、著名的团体——約瑟夫斯把他們比作伊壁鳩魯派——由于某种使他們成为这一早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們的因素的关系,他們的启示的和末世学的见解完全是阿拉米的。他們跟法利賽派的关系就同神秘主义跟經院哲学的关系,約翰跟保罗的关系,及波斯世界中奔达希經跟万迪达經〔100〕的关系是一样的。启示录的见解是流行的,它的許多特征在精神上是整个阿拉米世界的共同財富;他勒目法典的和阿維斯塔經的法利賽派則是排外的,它企图以不妥协的苛刻态度擯斥其他一切宗敎。
敬虔派在耶路撒冷是象新毕达哥拉斯派一样的僧侶敎团。他們有秘密的經文。〔101〕广义地說,他們是假晶现象的代表,因此,在公元70年以后,他們就完全从犹太人中消失了,恰恰在这同一时期,基督敎文学正在变成純希腊的——这完全不是希腊化了的西方犹太人离弃犹太敎、退回东方并逐漸信仰基督敎的結果。
但,启示录的见解是无城鎭与畏惧城鎭的人类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在对大毁灭的刺激作出最后的惊人反应以后,很快也就在犹太礼拜集会中終止了。〔102〕当人們明白了耶穌的敎义不会导致犹太敎的改良而会导致一种新宗敎时,当公元100年左右反对犹太人的基督徒的日常祷咒公式被采用时,启示录见解只在那年靑的敎会中存在了下余的一个短短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