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我用“愷撒主义”这个詞来指一种政府，那种政府不論它会有什么样的宪法結构，在本质上是一种向彻底的无形式的倒退。奥古斯都在罗馬、始皇帝在中国、阿瑪西斯在埃及、阿尔普·阿尔斯兰在巴格达都以古老的形式掩飾他們的地位，这是无关重要的。这些古老形式的精神是死去了的〔188〕，因此一切組織，不論多么小心地加以保持，从那时以后是失去了一切意义和重要性了。眞正的重要性集中在完全个人的权力上，行使这种权力的人是愷撒，或其他任何能在自己的位置上行使它的人。这是从充滿形式的世界回到原始状态，回到宇宙的——无历史的状态。生物学的时代再一次接替了历史时代空出来的位置。〔189〕
开始的时候，文明正在臻于极盛的阶段（今天〔190〕），出现了世界都市的奇迹、巨大的石化，这是无形式的一种象征——庞大的、光輝的、傲慢地传播着的。世界都市把这时成为軟弱无力的乡村的存在常流吸引到自己的范围里面来，把象沙丘一样流动的或象散沙流入石隙一样的人群吸引到自己的范围里面来。金錢和才智在这里庆祝它們最伟大的、也是最后的胜利。这是显现在人眼的光的世界中的最人为的、最聪明的现象——不可思議的，“完善到了不眞实的程度”，几乎已經超出宇宙形成力所能及的范围以外了。
然而，无观念的事实立即重新出现了，它們是赤裸裸的、巨大的。永恒的——宇宙的节奏終于克服了数世紀的理智伸张。在民主的形式中，金錢获胜了。曾經有一个时期，政治几乎成了它的范围。但当金錢摧毁了文化的各种古老秩序时，混乱立即放出了一种新的、压倒一切的渗入方成的各种成分中的因素，这就是那些愷撒类型的人物。在他們面前，金錢势力崩潰了。帝国时代，在每种文化中都一样，意味着才智和金錢的政治的結束。血統的权力，未受破坏的身体力量，恢复了它們从前的統治地位。“种族”出现了，純粹而不可抗拒——强者战胜，贅余的人則成为他們的战利品。强者支配世界，书籍和問題的領域則僵化了，或从記忆中消失了。从这时起，前文化时期型式的新命运重新成为可能，并不受因果关系的遮掩，显现在意識中。塞普提姆斯·塞弗茹斯的生活和加力伊努斯的生活之間、阿拉里克的生活和鄂多瓦的生活之間再也沒有內在的差别。拉美西斯、图拉眞、汉武帝全都生存在一种同样的兴衰往复的无历史的时代中。〔191〕
帝国时期一旦到来，政治問題就不再存在了。人們处理现存的情况，对付各种现存的势力。在战国时期，血的洪流染紅了一切世界城市的地面，为的是民主政治的伟大眞理能够变成现实，也为了获得各种权利，沒有它們生活似乎是不值得活下去的。现在这些权利得到了，但是甚至用惩罰的手段也不能打动孙子一代去利用它們。再过一百年，就連历史家們也将不复理解从前的那些爭論了。早在愷撒的时代，有名望的人們几乎已經停止参加选举。〔192〕提庇留时代的最能干的人物疏远了政治，这使得伟大的提庇留的生活十分痛苦；尼祿甚至用威胁的手段也不能迫使騎士們到罗馬来行使他們的权利。这是伟大政治的終結。曾經作为战爭的代替物的智慧的冲突，必然要让位給最原始形式的战爭本身。
因此，象蒙森那样，〔193〕对奥古斯都所形成的“两头政治”以及元首和元老院的均分权力进行深入的分析，乃是对于时代意义的完全誤解。这种制度在一个世紀以前是可能实际存在的，但是它本身就足以使这样的想法不能为当前的有势力人物所考虑。现在，它不过意味着一个軟弱的人物企图用空洞的形式把冷酷无情的事实遮掩起来，去欺騙自己而已。愷撒按事物的本来面目观察它們，他在行使他的統治权时，是以确定的、不动感情的实际考虑为指导的。他最后几个月的立法完全是一些过渡性的措施，其中沒有一条是想成为永久性的。这恰恰是人們一般都忽略了的事情。他是一个过于深入的事物評判者，因而在这个帕提亚战爭即将来临的时刻，不願預測发展或确定它的最后形式。但是奥古斯都，象他以前的庞培一样，不是他的部下的主人，却完全依頼他們并以他們对事物的见解为依据。元首政治的形式完全不是他的发现，而是一种陈腐的政党理想的純理論家的实施，这种陈腐的政党理想是另一弱者西塞祿所設計的。〔194〕当公元前27年1月13日奥古斯都把国家权力交还給罗馬的“元老院和人民”的时候——这件事实因其眞心誠意而更加沒有意义——他为自己保留了保民官的职位。事实上，这是政体里面唯一能够在现实中出现的因素。保民官是僧主的合法继承者，〔195〕早在公元前122年的时候給雅斯·革拉古已經給这个称号注入了一种內涵，这种內涵不再为保民官职位的法律界綫所限制，而只为在位者的个人才干所限制。从革拉古起，經过馬略和愷撒，直到那位力图摧毁他母亲阿格力派那的政治目标的年青的尼祿，这是一脉相传的。一方面，元首〔196〕从那时以后只是一种装飾、一种品位——可能是社会中的事实，但絕不是政治中的事实。而这恰恰是西塞祿的学說賦以光輝和魅力的概念，并且已經被他同神的观念〔197〕联系在一起了。反之，元老院和人民的“合作”是一种过了时的仪礼，其中所含有的生活內容大概和祈年团的祭仪（也被奥古斯都恢复了）中所含有的相差无几。革拉古时代的伟大政党久已变成扈从——愷撒派和庞培派，最后在一方面只剩下了无形式的全能、一目了然的残忍“事实”、愷撒——或任何設法置愷撒于其影响之下的人，在另一方面就只剩下了一小撮狹隘的理論家，他們把不滿情緒掩盖在哲学下面并从那时以后企图用阴謀手段推进他們的理想。这些斯多噶派之在罗馬，犹如孔子信徒之在中国；从这样的理解出发，公元前212年中国的奥古斯都所頒令的“焚书”插曲，通过后来学者对这种巨大破坏行为所做的谴責，就开始成为可以理解的了。但是，毕竟是这些追求已經不可能实现的理想的斯多噶派狂徒，杀死了愷撒：〔198〕他們以伽图崇拜和布魯图斯崇拜来对抗Divus崇拜；〔199〕元老院（这时只是貴族的一个俱乐部）的哲学家們永不倦于悲叹“自由”的沒落，永不倦于煽动叛乱，如同公元65年派索〔200〕的那一次。如果尼祿去世时的形势是如此的話，那么它或許就是苏拉时期的形势的重演；这就是为什么尼祿处死赫尔維狄鳥斯·普立斯庫斯的緣故，也就是为什么克里姆提鳥斯·柯杜斯的历史著作（它把布魯图斯誉为罗馬人中的最后一人）的各种抄本被收集在一起拜在罗馬予以废毁的緣故。这些都是国家針对盲目的理想所采取的自卫行动，如同我們所知道的克伦威尔和罗伯斯庇尔的那些行动一样；中国的愷撒們对于孔子学派所处的地位恰好是与此相同的，这个学派从前曾經苦心制定他們关于国家組織的理想，这时并不懂得忍受现实。这个焚书壮举不外是烧毁了一部分政治哲学著作，并废除了宣传和秘密組織。〔201〕这种自卫行动在两个帝国中都延續了一个世紀之久，随后甚至政党政治热情的回忆也消失了，于是这两种哲学就变成了成熟的帝国时期占統治地位的世界观。〔202〕但是世界现在是悲剧的家族历史的舞台，国家历史溶化在这种家族的历史中；朱理鳥斯—喀劳狄鳥斯家族破坏了罗馬的历史，始皇帝的家族甚至从公元前206年起就破坏了中国的历史，我們在埃及女王哈什普苏和她的兄弟們（公元前1501—1447年）的命运中也模糊地看到了同样的事情。这是走向結局的最后一步。随着世界和平——高級政策的和平，存在的“刀剑方面”〔203〕撤退了，“紡綞方面”重新統治；从此以后只有私人的历史、私人的命运、私人的野心，从头到底，从費拉們的不幸的糾紛到愷撒們为私人占有世界而发生的悲凄的爭执。世界和平时代的战爭是私人战爭，比任何国家战爭更为可怕，因为它們是无形式的。
因为世界和平——事实上它經常存在——含蘊着絕大多数人方面的私人放弃战爭，但与此同时它又含蘊着一种暗中的准备，成为那些沒有放弃战爭的人們的战利品。它始于为普遍和解而毁灭国家的願望，終于只要邻居稍一碰到灾难，便无人援手过問。早在瑪尔庫斯·奥利略治下，各个城市和各个地区就只想到自己，而統治者的活动也只是他的私人事务，正如其他人們的活动是他們自己的私人事务一样。远方的各个民族对于他、他的軍队和他的目标是无足輕重的，正如那些民族对于日耳曼軍队的計划是无足輕重的一样。以这样的精神前提为基础，第二种海盗精神发展起来了。“合乎形式”的状态从民族轉到冒险家的团体和扈从、自封的愷撒們、叛离的将軍們、蛮族的国王們、以及諸如此类的人們——在这些人們看来，居民最后仅仅变成了景色中的一部分。在迈錫尼原始时代的英雄和罗馬的軍人皇帝之間、米尼斯和拉美西斯二世之間〔204〕有一种深刻的联系。在我們日耳曼世界中，阿拉里克和提奥德里克的精神将再次出现——在塞西尔·罗德斯身上有这种精神的最初征兆——并且俄罗斯原始时代〔205〕的外来劊子手，从成吉斯汗到托洛茨基（以及他們之間的大彼得沙皇政治的插曲），終归是和拉丁美洲各共和国的大多数僭望者区别不大的。这些僭望者的私人斗爭久已結束了富有形式的西班牙巴罗克时代。
連同形成了的国家一起，高級历史也疲倦地躺下来睡觉了。人又成为植物，附着于土地上，默默无言，永久不变。无时間的乡村和“永恒的”农民〔206〕重新出现了，他生育子女，并把种子埋在大地中。这是一种勤奋的、知足的人群，軍人皇帝的狂风暴雨驟然扫过了他們。在乡土中有古老的世界城市，它們是一种熄灭了的心灵的空无所有的栈房，緩慢地巢居在其中的是一种无历史的人类。人們的生活仅足糊口，只有一点点节存，一点点財产，但还得忍受下去。在爭夺这个世界的权力和战利品的征服者的斗爭中，群众受到了蹂躪，但是残存下来的人以原始的丰饒塡滿罅隙，继續受着痛苦。在高处有胜利与失敗的永恒更迭，在低处的人們則祷告，用永久克服了一切怀疑的第二信仰的有力虔誠来祷告。〔207〕在这里，在心灵中，世界和平、上帝的和平、灰髮僧侣和隐士的天福，变成了现实，但只是在这里。世界和平在忍受痛苦方面喚起了历史人类在其几千年的发展中从不知道的那种深度。只有当伟大的历史結束了的时候，神圣的、肃靜的存在才重新出现。这是一种在无目的方面高尚的戏剧，就象众星的运行、地球的自轉、地球表面上陆地同海洋的交替和冰同原生林的交替一样地是高尚的和无目的的。我們可以对它深感惊异，也可以对它不胜惋惜，但不管怎样，它就在那里。
〔1〕见第289頁以次。
〔2〕见第306頁以次。
〔3〕见第1卷，第136頁以次。——英譯者注
〔4〕因此这类法典抛弃貴族与僧侣的特权而支持金錢和才智的特权，并直截了当地择取动产，而不取不动产。
〔5〕第180頁以次。斯图亚特家族专制主义者将罗馬法引入英国的同样企图，主要为清教徒法律家寇克所挫敗（死于1634年）——这再一次地証明了法律精神永远是政党精神。
〔6〕见第165頁以次。
〔7〕尤其是关于离婚的爭論，在离婚問題上民間的见解与教会的见解都是有效的，实际上是并行的。
〔8〕西耶士（1748—1836）为法国之方丈和政治家。在法国資产阶級革命前夕，他写了《第三等級是什么？》这本小册子。該书一开始，即为三个有名的問題：“第三等級是什么？——是一切。在已往的政治制度里它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它要求什么？——它要变成有作用的。”——中譯者注
〔9〕见第534頁。——英譯者注
〔10〕反对者以不理智的嘲笑称之为“警察国家”或“兵营国家”的这种很被諷刺的国家类型，就这样发生了。类似的见解也出现在中国的或希腊的宪法学說中。〔付兰克：《儒教史研究》，第211頁及以下各頁；帕尔曼：《古代世界的社会問題和社会主义史》（P
hlmann，Geschichte der sozialen Frage undder Soziasmus in derantiken Welt，1912）〕另一方面，例如威廉·丰·洪堡德——作为一个古典学者，他把个人与国家对峙起来——的政治好尚，全然不属于政治史方面，而属于文学方面。因为他所考察的不是国家在那圍繞着它的眞正国家世界中繁荣昌盛的能力，而是国家在它本身內的私自存在，并沒有注意到这个事实：这样的一种理想，不顾一种被忽視的外界形势，片刻也不能維持。理想家的一个基本錯誤是：在专門注意私生活并将国家的整个內部結构归因于它的时候，他們完全忽視了国家在外部权力上的地位，虽然这实际上完全决定着国家的內部发展的自由。例如，法国革命与德国革命的区别就在于这个事实，即前一革命控制了外部局势并因之也控制了內部局势，而后一革命則两种局势都不控制，注定要成为一出鬧剧。
〔11〕阶級历史是十分确定地与唯物論历史家意識中的經济史不同的。下章将詳論及此。
〔12〕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此处使用的术語“横的”和“竖的”的意义，与它們在现代政治文献中通常出现的意义恰好相反；然而在經济著作中，用法是与本文一样的。——英譯者注
〔13〕注意这个片語，以免对下篇中“subject”一詞的意义有所誤解。——英譯者注
〔14〕比較直到1850—1860年的美国历史上的南方貴族家族的地位。——英譯者注
〔15〕因为在那些世紀里，教会的高位常常給予欧洲的貴族，他們以世传的政治才能为教会服务。政治家如黎塞留、馬扎林和塔里兰（仅举数例），都出自此派。
〔16〕参见本章第598頁以次。——中譯者注
〔17〕见第320頁。
〔18〕即“定罪日簿册”。——英譯者注
〔19〕见第563頁。
〔20〕爱德华·迈尔：《古代史》，Ⅰ，§244。
〔21〕甚至被中国的評論家怀疑。参见兴德勒尔：《古代中国的教士》，Ⅰ，第61頁以次；康拉廸：《中国》，第533頁。
〔22〕见第561頁以次。
〔23〕参閱《中世紀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北京版，第401頁。——中譯者注
〔24〕“Compotus”、“contrarotulus”（为核对用而保留的底帐）、“quittancia”、“recordatum”。
〔25〕1283年，亚拉岡国王彼得洛三世为貴族团体“自由同盟”所迫，不得不授予貴族一系列的特权（后并未完全实现），其总和即称为总特权（Privilegio General）。——中譯者注
〔26〕见第458頁。（中譯者按：霍拉斯为埃及之太阳神。）
〔27〕“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公羊》）〔中譯者按：此語原出《詩經》，小雅，北山篇〕。“天不言，使人发其意”（董仲舒）。統治者的錯誤影响整个宇宙，并引起自然界的变异（付兰克：《儒教史研究》，第212頁以次，第244頁以次）。如此神秘的普遍性是印度的和古典的国家覌念所完全陌生的。〔董仲舒語见《春秋繁露》，卷十，深察名号第三十五。——中譯者注〕
〔28〕963年，鄂图一世召集宗教会議，废教皇約翰第十二，另立利欧入世为教皇。作者上文即指此而言。——中譯者注
〔29〕必須記住：教会的广大領土已經变为主教和大主教的世袭采邑，他們和世俗貴族一样无意允許最高領主方面的干涉。
〔30〕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推翻僣主政治后，罗馬貴族的两个执政者佩有行政长官或裁判官的称号。我以为这些职位可能越过僣主政治并甚至越过先前的寡头政治时期而溯及王权本身的时期，并且作为朝臣职位它們的来源同我們的Herzog、公爵（Prae-it or），Heerwart（在雅典为軍事执政官）和Graf、伯爵（“Dinggraf”，世袭的仲裁者，在雅典为执政官）的来源是相同的。“执政官”（“consul”）的名称（自366年起）在語言学上完全是古代的，因此不含有新創造的意思，而含有一种头銜（国王的顾問？）的复活的意思，这个头銜久已被寡头政治的感情抛弃了。
〔31〕伯洛赫：《希腊史》，Ⅰ.1，第214頁以次，
〔32〕斯巴达統治者在公元前六世紀的全盛时期，从包括庇里阿西和希洛特在內的将近30万人的总人口中，征集了大約4000名战士。（迈尔：《古代史》，Ⅲ，§264）罗馬諸家族在那个时候同門客及拉丁人相較，一定有了差不多相同的力量。
〔33〕人們的聚餐，见史密斯：《古典文物辞典（Smith’s Dicti onary of Classical Anti quities），“Συσσ
τια”条。——英譯者注
〔34〕迈尔：《古代史》，Ⅰ，§264。
〔35〕迈尔：《古代史》，Ⅰ，§267以次。
〔36〕即周公召公之共和行政。——中譯者注
〔37〕西密斯为希腊神話中司法律与裁判之女神。在“伊利亚特”中，她被描写为宙斯的陪审官。黛吉为希腊神話中司时季三女神之一，宙斯与西密斯所生，掌裁判，禀知宙斯世人之罪行。本书作者对这二个概念的特殊解释，并见后第601頁。——中譯者注
〔38〕西密斯为希腊神話中司法律与裁判之女神。在“伊利亚特”中，她被描写为宙斯的陪审官。黛吉为希腊神話中司时季三女神之一，宙斯与西密斯所生，掌裁判，禀知宙斯世人之罪行。本书作者对这二个概念的特殊解释，并见后第601頁。——中譯者注
〔39〕见埃伦貝尔克：《早期希腊文化的法律思想（Ehrenberg，Die Recht sidee im frü hen Griechentnm，1921），第65頁以次。
〔40〕第104頁。
〔41〕见第308頁以次。
〔42〕第322頁以次。
〔43〕查理大帝之子路易死后，路易諸子（秃头查理、日耳曼人吕德威和罗塔尔）之間发生了內訌。843年，签凡尔登条約，对法兰克帝国进行了瓜分。长子罗塔尔得到意大利和萊茵河河口至隆河河口的一长条土地及帝号。855年，罗塔尔去世后，諸子之一，亦名罗塔尔者，分得萊茵河岸的土地，这块領土即因其統治者的名字而得名为罗塔林基亚（Lot haringia）或洛林（Lorraine）。870年，秃头查理与日耳曼人吕德威瓜分了洛林。本书作者上文所云之罗塔林王朝及其未能实现，即指此史实而言。——中譯者注
〔44〕宅納司为罗馬神話中司百物之始及門戶之神——中譯者注。
〔45〕維斯塔为罗馬神話中之灶神——中譯者注。
〔46〕庫孟：《密司拉密仪》（F.Cumont，My steri end er Mithr a，1910），第74頁以次。公元300年左右从封建联合变为貴族国家的薩薩尼政府，在一切方面，即在礼仪方面、在其帝国的騎士性质方面、在行政管理方面、尤其在其統治者的类型方面，都是拜占廷的模式。并参见克利斯登森：《薩薩尼帝国，它的人民、国家和朝廷》（A.Christ en sen，L’Empire des Sassanides，le Peuple，l’ét at，la cour，Copen hagen，1907）。
〔47〕迈尔：《小論文集》，第146頁。
〔48〕见第408頁。
〔49〕克魯姆巴赫尔：《拜占廷文学史》，第918頁。
〔50〕相继被推翻的夏朝和商朝的后裔在整个周代統治了
国和宋国这件事实，明白地說明了这幅图景的形成（兴德勒尔：《古代中国的教士》，Ⅰ，第30頁）。这表示：第一，帝国的图景反映这些国家的略早一些时候的或甚至可能是当代的显要地位；第二，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这里“朝代”也并非我們通常所意指的朝代，却依据的是某种完全不同的家族覌念。我們不妨参看一下使德意志国王（他总是在法兰克領土上获选并在查理曼的阴森森的礼拜堂中加冕）成为一个“法兰克人”的故事，其結果是假如情况是另一种样子，一个从查理起到康拉丁止的法兰克王朝的概念就会引仲出来〔参閱阿米拉：《日耳曼法概論》（Amir a，Germ an.Rech t)，載赫尔曼·保罗：《日耳曼語言学概論（Herm.Paul，Grundriss），Ⅲ，第147頁注〕。从孔子的启蒙时期起，这幅图景成了一种国家学說的基础，并且后来它还为君主們所借用（第511頁）。〔中譯者按：阿米拉所著《日耳曼法概論》一书已收入保罗所編之《日耳曼語言学概論》一书。〕
〔51〕付兰克：《儒教史研究》，第247、251頁。
〔52〕被爭論为违反法律的
国和陈国的“共一君主”，就是一个明証。（付兰克，前揭书，第251頁）。
〔53〕迈尔：《古代史》，Ⅰ，§281。
〔54〕布索尔特：《希腊政治学》，第319頁以次。U.馮·威拉摩維茨〔《希腊人的国家和社会》（（Staat und Gesellsch aft der Griechen，1910），第53頁〕，在辯論族长政治的王国的存在时，誤解了奥德賽中所指出的公元前八世紀的情况和公元前十世紀的那些情况之間的巨大差异。
〔55〕公元216年，汉尼拔敗罗馬人于康奈城。——中譯者注。
〔56〕罗森堡：《古代意大利居民的国家》（A.Rosenberg，Der Staatder alten Itak er，1913），第75頁以次。
〔57〕等級或阶級也是拜占廷的两个政治社团的基础，它們被十分錯誤地叫做“馬戏党”。这些蓝党和綠党称他們自己作“德莫”，并有其正式的領袖。馬戏場十分象1759年的法国皇宫，是公开发表各种政见的場所，在它們的幕后是元老院的阶級社团。当阿那斯塔細鳥斯一世在520年采取一性論者的傾向时，祿党整日在馬戏場唱正教贊美歌，并这样迫使皇帝不得不公开宣布作罢。“三亨利”时期（1580年）的巴黎各党派，賽窩那罗拉的佛罗棱薩的教皇党和皇帝党，尤其是教皇尤金四世在位时罗馬的暴动党派，构成了馬戏党的西方副本。查士丁尼在532年鎭压了尼卡起义，因此也就創立了与等級相对的国家专制主义。
〔58〕这个显著的差异引起了殖民观念方面的相应的显著差异。盖隆强制地把所有城市的居民都迁移到叙拉古，从而叙拉古就变成了古典世界的第一个大城市（公元前480年左右）；反之，例如普魯士的君主們，却邀請移民到他們的国土上来（薩尔斯堡新教徒、法国的胡格諾教徒）。
〔59〕在埃斯奎林丘的坟墓中发现的許多希腊瓶子，始于这个时期。
〔60〕威索瓦：《罗馬人的宗教与崇拜》，第242頁。
〔61〕舒尔茨：《拉丁語固有名詞的历史》（W.Sch ulze，Zur Geschicht el at einisch en Eigen namen），第379頁以次，第580頁以次。
〔62〕奉祀战神馬尔斯——中譯者注。
〔63〕奉祀农业及畜牧之保护神福諾斯——中譯者注。
〔64〕见第565頁。
〔65〕此点也在大祭司对奉神的国王的关系中见到——后者連同三个大佛拉門一起属于王权，祭司和貞女祭司則属于貴族。
〔66〕见第161頁以次。
〔67〕见第311頁以次。
〔68〕这点可从韦尔肯：《紙草学要点》（Grundzüge der Papy rusk unde，1912年，第1頁以次）一书中，清楚知道。
〔69〕迈尔：《愷撒的君主政治与庞培的元首政治》，第308頁。
〔70〕普魯塔克和阿庇安描写人們成群結队地由意大利的各条道路前来表决提庇留·革拉古的土地法案。但是这在本质上正表明：这种事情过去从来都沒有发生过；在提庇留·革拉古对屋大維施加暴力以后，他立刻看出迫在眼前的灭亡，因为群众已經又紛紛回家并将不再集合了。西塞祿时代，在民会上經常仅有少数的政治家发表演說，并无其他人的参加；但是罗馬人从未想到过把投票的地点移至投票者个人的住地——当意大利人在公元前90年爭取公民权的时候，他們甚至也沒有想到过这一点。城邦的感情誠然是强烈的。
〔71〕在西方的各个朝代国家中，每一个国家的国內法对于它的領土是有效力的，因此适用于在其中的一切人們，而不問归附与否。相反，在城邦国家中，它的国內法对于一个人的效力，是由于那个人具有公民权而发生的；公民权的意义因此要比今天的国籍大得多，因为一个不具有公民权的人也就完全不具有一切权利——作为一个“人”，他是不存在的。
〔72〕此处的拉丁文名詞civitas，系作具体名詞用，指古代罗馬的由一城市及其傾土构成的政治单位而言，义同希腊的Polis。——中譯者注
〔73〕σωμα即希腊文中的实体。——中譯者注
〔74〕见第158頁。
〔75〕作者对“福隆德党”有其特殊的唯心主义解释。事实的眞相如下：1648年至1653年期間，在法国发生了“福隆德事件”。具有代議制宪政机关的职能的巴黎法院提出了政治和財政改革的綱領。这些改革首先照顾到法院显貴的利益，但其中的某些条款是符合广大資产阶級集团的利益并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当时的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巴黎法院一时不但获得了資产阶級的支持，而且也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1649年，此运动在宫廷的鎭压下并因資产阶級的妥协投降而告失敗。自1650年起，一小撮貴族为了自己私人的利益，利用福隆德运动的余波，以对抗宫廷。1653年，宫廷收买了叛变的貴族領袖，福隆德事件遂告終止。——中譯者注。
〔76〕格尔克-諾尔敦：《古代科学导論》，Ⅱ，第202頁。
〔77〕布索尔特：《希腊史》，Ⅱ，第346頁以次。
〔78〕参见第463和第498頁。福隆德党和僭主政治与清教——不是政治領域的，而是宗教領域的同样划时代的阶段——的密切关系，就象宗教改革与貴族国家以及“第二信仰”与愷撒主义的密切关系一样。
〔79〕威索瓦：《罗馬人的宗教与崇拜》，第297頁以次。
〔80〕伯洛赫：《希腊史》，第354頁。
〔81〕迈尔：《古代史》，§281。
〔82〕同前书§280以次。
〔83〕关于获得王位继承所采取的方法，参见第605頁。
〔84〕迈尔，同前书，§286。
〔85〕同前书，§283。埃尔曼：《一个埃及先知的忠告》（A.Erman，Die Mahnworte eines
gy ptischen Propht en），載《普魯士科学院会議报导》，1919年，第804頁以次。
〔86〕普拉特：《中国的宪法和行政机关》〔S.Plath，Verfassung und Verev alt ung Chinas（Abh.Münch.Ak.，1864）〕，第97頁；付兰克：《儒教史研究》，第255頁以次。
〔87〕即黎塞留。——中譯者注
〔88〕在武装叛乱以后。——英譯者注
〔89〕桑·苏西为普魯士一座有名的皇宫，位于波茨坦，系腓特烈大帝所建。——中譯者注
〔90〕斯宾格勒认为：鳩克息斯的繪画和普刺克息忒利茲的雕塑是古典文化第二阶段（晚期）在艺术方面的表现，雅典广場的演說家是古典文化第二阶段在政治方面的表现；巴哈和莫扎尔特的音乐和內閣外交則分别为西方文化第二阶段在艺术方面和政治方面的表现。参见表Ⅱ、表Ⅲ。——中譯者注
〔91〕这些危急关头之間的五十年間隔——它在巴罗克时期的显明的历史結构中被特别清楚地看出，但在三次布匿战爭的序次中也可辨认出来——又一次地暗示：在一个小恒星上面表现为人类生活形式的宇宙常流，不是自足的和独立的，而是与宇宙的无尽无穷的运行非常符合的。在麦韦斯（R.Mewees）所著的一本虽小但值得注意的书籍《民族生活中的战爭时期与精神时期及最近世界大战的宜告》（Die Kriegs-und Geist esperi oden im vlk erleben unde Verkündigung desn
chstenWelt krieges，1896）中，确立了那些战爭时期同气象时期、太阳黑子周期以及諸行星的某些危机期之間的关系，并因此預示一次大战的时期为1910—1920年。然而发生在我們感觉范圍以內的这些以及許多类似的联系（见第86頁以次），隐匿了一种我們必須尊重并一定不可用因果的解释或用神秘的头脑魔鬼去侵犯的秘密。
〔92〕“让他們进行战爭吧；而你，幸福的奥地利，則須从事結盟！”——中譯者注
〔93〕见馮·宾德尔-克利格尔斯坦：《战爭中的精神与物质》〔C.vonB（innder）-K（rieg lstein），Geistundst off im Kriege，1896〕；毛德：《战爭与世界生活》（F.N.Maude，War and the World’s Life，1907）及該作者的其他著作；較簡略的說法，則见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中本书譯者所写的“軍队”和“French RevolutionaryWar”两目。——英譯者注
〔94〕指腓特烈·威廉。——中譯者注
〔95〕指神圣罗馬帝国。——中譯者注
〔96〕“統治吧，不列顚”是十八世紀的产物——英譯者注。中譯者按：“統治吧，不列顚”原系苏格兰詩人詹姆·湯姆逊（Jam es Thomson，1700—1748年）一首詩篇的名称。
〔97〕关于此点及以后各点，见著者《普魯士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第31頁以次。
〔98〕爱斯葵斯先生（牛津伯爵）是被正式称作英国首相的第一人。——英譯者注
〔99〕意思是此时英国的議会神圣不可侵犯，背之者即为叛国，犹如从前背叛国王即为叛国一样。——中譯者注
〔100〕“土地”利益与“投資”利益〔哈特謝克：《英国宪法史》（J.Hatsch ek，Engl.Verf assungsgeschicht e，1913），第589頁以次〕渥尔波，1714年以后輝格党的組織者，經常把自己和湯生德描写为“商号”；这个具有所有权的种种更迭的“商号”无限期地一直执政到1760年。
〔101〕帕尔曼：《希腊史》，1914年，第223—245頁。
〔102〕迈尔：《古代史》，§809。如果拉丁語到了很晚的时候——在亚历山大以后——才变为一种文学語言，那么从这个事实得出的唯一推論就是；希腊語和埃特魯里亚語在塔尔昆家族时期必定已經普遍地使用了。这个推論对于这样的一个城市毕竟是不待多說的，这个城市与迦太基大小相仿并能同迦太基有所联系；它与丘米联合作战并使用特尔斐的馬薩里亚金庫；它的标准的度量衡是多里亚人的；它的作战方式是西西里人的；并且它的城內还包括有一片广大的外侨居住地。李維（Ⅸ，36）遵循古老的紀載，提到罗馬儿童大約在公元前300年的时候仍然受的是埃特魯里亚文化的教育，正如后来罗馬儿童受的是希腊文化的教育一样。俄底修斯的古体“Ulix es”表明：荷馬的英雄故事在罗馬不仅是为人們知的，而且是尽人皆知的（见第466頁）。十二銅表法（公元前450年左右）的条款不仅在內容上，而且甚至在文体上，都与大約同时代的克里特的高尔登法典（见第162頁）相一致，如此的絲毫不差，以致草拟十二銅表法的罗馬貴族定然完全精通法律方面的希腊語。
〔103〕这个措施——政府为“武装的民族”所篡夺——是同在公元前438年的战乱中罗馬設置具有执政官职权的保民官一事相当的。
〔104〕指与貴族通婚的权利——中譯者注。
〔105〕根据B.尼西。现代研究者关于十人委員会最初打算成为临时的见解是正确的；但是問題在于：那支持十委員的政党关于行将相继发生的新宪政制度所持的看法如何。正由于此，一次危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06〕瓦尔：《法国革命前历》（A.Wahl，Vorgeschichted.franz.Revolution，Ⅱ，1907）；这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談这个題目的唯一的一本书。一切法国人，甚至最近代的法国人，例如奥拉德和索勒尔等人，都是从这一个或那一个門戶之见来看問題的。从經济的原因来談这样的革命是唯物主义的胡說。甚至法国农民的境况也比其他多数国家宽裕些，无論如何，革命不是在他們当中开始的。剧变是从受过教育的、一切阶級中的受过教育的人开始的——在上层的貴族和牧师中开始得比上层資产阶級还早，因为第一次名士会議（1787年）的进程已經揭露了按照阶級要求彻底改变政府的形式是有可能的。
〔107〕甚至具有高度地方色彩的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也是一件純粹城市性事件；所以只有消逝中的一小部分人口参加。
〔108〕因此，从1815年到1851年，即两次平民暴政中間一段时期中的法国国民軍也是純粹資产阶級性质的。当拿破仑第三攫取王位，发动政变时，巴黎滿是正规軍，而国民軍則被禁止集結，违者处死。——英譯者注
〔109〕第209頁及499頁。
〔110〕见第559頁。
〔111〕哈茨謝克：《英国宪法史》（J.Hatshek，Engl.Verf assu ngsgesch.），第588頁。
〔112〕在海峽那边，人人知道，洛司柴尔德的財富是戏剧性地利用比利时前綫各項不同消息获得的。在1870年至1871年德法战爭的第二阶段中，法兰克福的銀行家掌握了法国国防政府所发行的公債——英譯者注。
〔113〕甚至在恐怖时代在巴黎中央，貝隆博士的組織也很风行，最上层的貴族社会在那里不顾一切危险罄其所有的在吃、在喝、在跳舞。〔勒諾特尔：《革命的巴黎》（G.Len
tre，Dasrev olution
re Paris），第409頁〕。
〔114〕利用馬克思的口号所进行的伟大运动并沒有把业主交到工人手中，而是把两方面都交到了証券交易所手中。
〔115〕两个旧政党早在1680年就有了界綫分明的传統。
〔116〕在英国，道德的和政治的“启蒙”运动也是第三等級（普利斯特利和派利、佩因、葛德文等人）的产物，因此不能够用一种沙甫茲伯利的精細辨别力来理解事物。
〔117〕渥尔坡的继承人柏兰在每次国会会期結束时，根据各人对于政府——即对輝格党——所作貢献的大小，通过秘书，付給众議員每人五百至八百英鎊。党的代理人多定吞是这样描写他的議会活动的：“只要有可能，我从不参加辯論；而我所能参加的表决，我却从不放弃。我听到过很多次能使我信服的辯論，但沒有一次影响过我的投票”。
〔118〕个人的独裁政体之所以受欢迎，实际上是因其合乎資产阶級和“启蒙”理想的利益之故，因为城邦的严格国家理想是反对这类观点的，根据伊索格拉底的意见，那是以不能消亡的禍害为其特征的。
〔119〕带奥多刺斯，ⅩⅠⅤ，7。这幕剧在公元前317年又重复出现了，过去的陶工亚伽多克勒放任他的佣兵和暴民去对付新兴的上层阶級。大屠杀以后，“凈化了的城市”的“人民”集合起来，授予那“眞自由的拯救者”以独裁权（见DiodorusⅩⅠⅩ，6以次）。关于整个运动，可看布索尔特：《希腊政治学》，第396頁以次及帕尔曼：《古代世界的社会問題和社会主义史》Ⅰ，第416頁以次。
〔120〕到过俄罗斯的那部分普魯士軍队已經宣布反对拿破仑——虽則它的将軍約斯克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是一个道地的旧式腓特烈軍官。——英譯者注
〔121〕公元前411年，雅典取消对亚尔西巴德的放逐，此后，他被授予指揮雅典海軍之权，但仍居于国外，至公元前407年始返国——中譯者注。
〔122〕迈尔：《古代史》，Ⅸ，§§626，630。
〔123〕得尔布律克：《兵法史》（1908年），Ⅰ，第142頁。
〔124〕公元前367年是狄奥尼苏斯逝世的一年，这也許不止是偶合。
〔125〕代替执政官是三至六个“具有协議权力的軍团司令官”。正在这个关头上，由于支付薪餉和延长服役期的結果，当时一定出现了一种眞正职业性士兵的核心，他們能把百人队长的选举掌經在自己手里，并决定了軍队的精神。說这时候有什么农民兵役是完全錯誤的，是远离事实的，事实是：四大城市部落担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兵額，这一部分的影响比它的数目所代表的力量还大。甚至在李維和其他人所描繪的“旧黄金时代”的图景中，我們也可以清晰地看见常备队对于党爭的影响。
〔126〕Pomoeri um原指空矌地带。古意大利城市为巩固城防，于城內外均設有空旷地带，此处不得兴造一切建筑，亦不得用于种植。以后，Pomoeri um一詞常指圍以石墙的城市周界，在此界內，实施有关保护本城市的福祉的一切事宜。——中譯者注
〔127〕根据諾伊曼（K.J.Neum ann）的意见，这可以追溯到大监察官。
〔128〕根据罗馬的法律，获得了自由的奴隶除了少数某些限制以外立刻就享有公民权。由于奴隶資源来自地中海各个地域并多半来自东方，因此那是一群聚集在四个城市部落中的沒有根源的广大群众，是不同于古老的罗馬血統的傾向的；在革拉古运动以后，当它的人数分量产生了效力以后，它就很快地摧毁了那些傾向。
〔129〕从公元前四世紀起，貴族就变成了祖先中有过执政官或自认为祖先中有过执政官的家族的一个外人不得搀入的团体。这种条件实施得越严格，旧执政官名单的伪造就越頻繁，为的是使种族上和才具上强有力的新兴家族“合法化”。第一次的（眞正革命性的）伪造出现于监察官亚庇阿·喀劳狄鳥斯时期，显貴的营造官C.弗拉維鳥斯，一个奴隶的儿子，排定了旧执政官的名单——那时候在平民家族中甚至出现了王族的名号。第二次的伪造是在匹特那战爭时期（公元前168年），那时貴族的統治开始采取愷撒的形式〔见科尔內曼：《“王宫”的祭司法》（E.Kornemann，Der Priest erk odex in der Regia），1912，第56頁以次〕。在公元前232年至133年間的两百个执政官中，159个属于26个家族，从此以后，血統的品质枯竭了，但这类形式更被用心地保持着，因而新人物如伽图和西塞祿的兴起就成为一种稀有的现象了。（Regia原为罗馬七王中第二王努瑪（Numa）所建之王宫，后作宗教用途，为祭司长所居之地。——中譯者注）
〔130〕許多例子中的另一个例子是1918年它在促使德国崩潰中所起的作用。
〔131〕甚至在法国，最高法院的司法阶級公开嘲笑政府，肆无忌憚地把皇室的公告从墙上撕下来，貼上自己的告示〔霍尔茨曼：《法国宪法史》（R.Hol tzm ann，Franz
s.Ⅴer fassungsgesch，1910年），第353頁〕；在法国“命令发布了，但不被服从，法律制定了，但沒有执行”（瓦尔：《法国革命前史》，Ⅰ，第29頁及其他各頁）；在法国，大財团可以推翻堵哥及任何用改革計划妨碍它的安宁的人；在法国，以王公和貴族、教士和将軍为首的整个知識界是亲英的，他們贊美一切形状或形式的反抗，那怕除了一些突然并发的偶然事件什么也沒有发生，这种风气使法国軍人帮助了美国共和党人；去反对英国国王；在政府进行改革活动时发生了在荷兰的外交挫折（1787年10月27日）；由于不負責任方面的压力，部长經常更換。在不列顚帝国，托里党的上层集团（串通乔治三世，但实际上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想要伸张王权，結果导致了美洲殖民地的分离。这个党在美洲殖民地內拥有强大的保王党队伍，特別是在南部各州：这些人站在英国方面作战，决定了干敦战役，当反叛者最后战胜以后，他們多数迁居到了加拿大，那是一直忠于英国的。
〔132〕1793年时，三百零六名众議院議員是由一百六十个人选举出来的。旧舍拉謨是老庇得的选区，只有一座住宅，却选出了两名議員。
〔133〕后来，从1832年起，英国的貴族自行采取了一系列謹愼的步驟，使資产阶級和它合作，但要在它的不断监督下，尤其要在传統的框子里，进行合作，結果，年輕一代的人才就在其中生长起来了。民主政治在这里就是这样自行实现的，因此，政府还是严格“合乎形式”的，合乎古老的貴族的形式，而个人則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向，自由参与政治。在一个无农民的、商业利益主宰的社会里，这种过渡是十九世紀国內政治中的一項最惊人的成就。
〔134〕这里是指革命后的早期。——英譯者注
〔135〕这种传統在解放战爭（1812年至1815年）期中建立应急的軍队以后重新得到肯定，并散布到了全社会，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惊奇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軍事覌点和政治覌点是不可分割的。见維达尔·德·拉·布拉什：《普魯士軍队的革新》（Vidal del a Blache，La Régén eration de1’Armée Prusse，1910），第vi章。——英譯者注
〔136〕见《普魯士主义与社会主义》，第40頁以次。
〔137〕罗馬保民官的起源是一件盲目的偶然事件，它的良好后果誰也沒有預见到。与此相反，西方的宪法是彻底地思考过的，其效果是准确地估計过的——不管估計的正确不正确，对它的关心是不容否认的。
〔138〕从少数有关中国古代历史的欧洲人著作中，我們知道中国文献包含大量有关这个时期的材料，这个时期在不可胜数的方面都是和我們今天的时代恰相吻合的。但是完全缺乏任何值得重視的政治方面的論述。参考文献有：胡博特尔：《战国策》（lHübot ter，Aus den Pl
nen derK
mpienden Rei ch，1912）；皮登：《秦朝的六大丞相》，載《中国評論》，XⅢ202，255，365，ⅩⅣ，3（Piton，“The Six Great Chancellors of Tsin”，China Rev iew，XⅢ.202，255，365，ⅩⅣ，3）；沙畹福：《司馬迁的史記》〔Ed.Ch av ann es，Mém.hist.de se-m a-t sien（1895 and followi ng〕；普菲茨迈尔：《秦》，《楚》，載《維也納科学院会議报导》第XLⅢ（1863）、XLⅣ〔Piizm air，Sit z.Wien Akad.，XLⅢ（1863）（“Tsin”）， LⅠⅤ（“Ts u”〕；契普：《吳国史》（1896年）、《周朝史》（1903年〔）A.Tschepe，Hi stoire duroy aume de Ou（1896），and de Tchou（1903）〕。
〔139〕应作公元前367年，见第132頁注②。——中譯者注
〔140〕大約相当于陜西省。
〔141〕在揚子江中游。
〔142〕见史記秦史皇本紀——中譯者注。
〔143〕誤。事实是苏秦說秦惠王而未用，后之燕，說燕文侯，复說赵、韓、魏、齐、楚等国，佩六国相印。——中譯者注
〔144〕司馬迁：《史記》列传第十三。就譯文所提供的事迹来判断，这些次战役的准备和部署、他把敌軍騙入他能粉碎他們的陣地的那种勇敢的軍事行动、以及各个会战的新奇的战术运用，都表示白起是一切时代的最伟大的軍事天才之一，是一个的确值得軍事专家予以充分論述的人物。我們就是从这个时期得到孙子兵法的权威著作的。见斋尔茲：《孙子論兵法》（Giles，Sun-Tseon the Artof War1910）。〔或卡尔特罗普：《孙吳兵法》（Capt.E.R.Calt hrop，The Book of War——Sun and Wu，1908）——英譯者注〕。
〔145〕见第512頁以次。
〔146〕約在今天的山东和河北省北部。
〔147〕皮登：《吕不韦（Piton，Lu-puh-Weih），載《中国評論》（ChinaRev.），ⅩⅢ，第365頁以次。
〔148〕即使中国作者自己也象他們的西方譯者一样地、或类似地誤解了这种說法。这种事实只能証明：在中国的帝国时代正如实际上在罗馬的帝国时代一样，对政治問題的理解迅連地消失了，因为这些問題已不再为人們所亲身生动地体驗到。甚受欽贊的司馬迁毕竟不过是和普魯塔克一流的編纂家而已（他們的时代也相当）。那以同等的生活經驗为假定条件的历史理解的高峰，对中国說来一定在战国时期，正如对我們說来在十九世紀及以后的时間一样。
〔149〕他們两人也象当时大多数的政治領袖一样，都是鬼谷子的学生。鬼谷子的察人之明，对历史可能性的洞察以及对当时外交技巧（“合纵与連横的艺术”）的掌握，必然使他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他以后的另一个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人物是上面提到的思想家和軍事理論家孙子，他是丞相李斯的教师之一（中譯者按：斯宾格勒誤将荀子做为孙子，这是他对中国史的惊人无知的又一表现）。——以上原注〔卡尔特罗普譯本所介紹的孙子兵法，除克劳塞維茨的《論战爭》一书以外，在西方軍事著述中是无与伦比的。克劳塞維茨是和拿破仑同时代的人物并且是拿破仑时代的产物。他身上还有浪漫主义的热情；另一方面，孙子出现得“較晚”〔中譯者：这是按斯宾格勒的历史图式的意义来說的，见附表Ⅲ），他的周圍气氛是前愷撒主义的精明的、务实的气氛。——英譯者注〕
〔150〕关于孙子，有这样一个传說：某次为了取乐（或战术演习），由宫廷貴妇組成了对陣的两支軍队，有一位指揮官（中譯者按：应为二人），王的宠姬，因不遵守命令而被孙子下令处死了。——英譯者注
〔151〕腓特烈的“征兵”（Landeskinder）是长期服役的，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而且这些人的身份是农奴。只因普魯士比較貧困，才不得不采取这种十分背离当时招募志願兵的正常程序的措施，一当普魯士的国庫能够維持募兵制的时候，普魯士軍队立即恢复到这种办法。薩克逊的摩里士（1696—1750年，法国元帅，生于德国——中譯者注）是这个时期唯一的出色軍人，他主张实施公民普遍兵役制。但是有名的“梦想”是在1732年，即在他取得高級指揮权之前写成的（“經过十三个不眠之夜”）。萊布尼茲的軍事著作接触到这个題目，但他既是一个哲学家又是一个讲实际的人，并且他的詳細建議是符合当代的精神的。反之，純粹的哲学家斯宾諾莎明确地主张普通兵役制。——英譯者注。
〔152〕所謂大规模，是和古典技术在其他領域中那种规模极小的一般发展相比而言的。如果按亚述的或埃及的标准来衡量，它无論如何都不算是突出的。
〔153〕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者墨翟的著作，在其第一部分中論述人类的兼爱，在其第二部分中論述守城的器械，这是一个眞理与事实相矛盾的奇异的例証。参看《东亚杂志》〔Ostasi at.Zt schr.，Ⅷ（Hirthnumber）〕中福克的論文。
〔154〕关于拿破仑的“霰弹攻击”，尚存有一套完整的資料。在1914年以前的几年內，人們細密地研究了这种“霰弹攻击”，明确的目的是要找出致胜的关鍵，因为防御用的来福枪方面的机械发展使之发生了問題。——英譯者注
〔155〕在北方，仅仅二千万人口中就出了一百五十多万軍队。〔北方合乎軍役年龄的总人数共四百六十万，其中实际入伍的有二百七十八万人。一百七十万的数字是以三年为期作标准核实計算的，即，在整个战爭期中服役的士兵每一个人做
人計，服役一年的士兵則每一个做 
人計。南方各州投入战場的兵力，按同样的三年标准計算，是合乎軍役年龄的一百零六万五千人中的九十万人。（多治：《我国內战的鳥瞰》（Dodge，Bird’s Eye Viewofour Civil War）〕——英譯者注
〔156〕还需加士对于潜水艇、机关枪和連发枪的最初的重大尝試，虽然是小规模的。——英譯者注
〔157〕现代日本属于西方文明，正如公元前第三世紀的“现代”迦太基属于古典文明一样。
〔158〕伊庇魯斯国王皮洛士曾助意大利南部希腊城市塔連图姆，对罗馬人作战，且在最初几次会战中取得胜利。但在公元前275年的会战中，皮洛士遭到彻底的失敗，意大利南部終为罗馬人所征服。——中譯者注
〔159〕关于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社会史，如同关于中国的政治社会史一样，缺乏深入透辟的研究。仅有直到戴克里先时的西部边緣地带的政治演变是一例外，这部分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属于古典范圍的。
〔160〕薩薩尼帝国的統治者，他在位的时期（531—579年）是帝国的兴盛时代。——中譯者注
〔161〕伴随第一批征服者的只是几千人，他們从突尼斯分布到土耳其斯坦，在新統治者的身边到处都組成为一个独立的和狹隘的等級。“阿拉伯的民族迁徙”是完全不可能的。
〔162〕指倭馬亚王朝。——中譯者注
〔163〕位于幼发拉底河上，邻近忒息丰。——中譯者注
〔164〕韦尔豪逊：《阿拉伯帝国及其灭亡》（J.Wellhausen，Das arabische Rei ch und sein Sturz，1902），第309頁以次。
〔165〕瑪瓦里（Maw ali，单数mawla）一字有数义，此处指非阿拉伯人出身而信仰伊斯兰教者，其社会地位在阿拉伯人穆斯林之下，相当一种被保护民。——中譯者注
〔166〕比較一下內战期間和內战以后英国国会軍队的內部分裂。——英譯者注
〔167〕此派废除伊斯兰教及其一切信条和教规。他們认为世上有善恶的斗爭，国家土地的私有制与国有制、捐稅和全部国家机关都是恶神的創造物。他們力图恢复自由农村公社公有土地的社会制度。——中譯者注
〔168〕见第436頁。
〔169〕参加这次起义的有农民、手工业者和奴隶。巴别克是阿塞尔拜疆的一个手工业者。在他領导下的这次起义，从阿塞尔拜疆开始，后来扩展到了伊朗西部，詳见《伊朗史綱》，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0—31頁。——中譯者注
〔170〕迪特里希：《拜占廷的特异人物》，第54頁，“既然你想得到我們的答复，那么你就把它接受下来吧！保罗曾經說过教会中的一些人被上帝委派做使徒，另一些人做先知，但他沒有提到皇帝——纵使天使命令我們，我們也不追随；你就更不行了！”
〔171〕参看第516頁。
〔172〕于阿尔：《阿拉伯人的历史》（Huart，Gesch.d.Araber，1914），Ⅰ，第299頁。
〔173〕见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Carmat hi ans”目——英譯者注。〔中譯者按：这是阿拔斯王朝統治时期发生的一次农民起义，曾在波斯湾沿岸建立了一个农民共和国。〕
〔174〕克魯姆巴赫尔：《拜占廷文学史》，第969頁。〔七至八世紀时，拜占廷教会侵占自由公社的土地，使大批农民破产，淪为农奴。伊苏里亚王朝的新軍事貴族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并也为了本身的利益，采取了反教会的政策，企图把教会的財产攫为己有。斗爭采取了反对崇拜圣像、遺骨以及其他膜邦用品的运动形式，因为这些都是扩大教会影响、增加教会收入的重要手段。但是公元 821—823年的人民起义，使拜占廷政府深感不安，于是狄奥多拉太后在843年又恢复了圣像崇拜，以便团結統治阶級的全部力量，鎭压人民的起义。斯宾格勒从他的唯心主义历史体系出发，认为这种事的意义相当于欧洲1815年維也納会議时期貴族的复辟。——中譯者注〕
〔175〕关于所有这些事情，参看克魯姆巴赫尔前揭书第969—990頁；及諾伊曼：《十字軍远征前拜占廷帝国的世界地位》（C.Neum ann，Die Weltstell ungdes By z.Reiches vor den Kreuzzügg en，1894），第21頁以次。
〔176〕尼基福·佛卡之后的拜占廷皇帝，出身于軍事貴族上层分子。資产阶級学者一般均歌誦他的武动，认为他是一个天才的軍事領袖。——中譯者注。
〔177〕克魯姆巴赫尔，同前书第993頁。
〔178〕可能不仅始于巴格达，因为那位在西西里被軍队拥戴为帝而在1043年向拜占廷进軍时陣亡的天才的馬尼阿克，一定是一个突厥人。〔按：馬尼阿克是拜占廷帝国的大将，奉命往征西西里，頗获胜利。但遭宫廷之嫉，被君士坦丁九世免职。馬尼阿克拒不受命，且为所率軍队拥立为帝，并向拜占廷进軍，但于1043年的一次战斗中为流箭所伤陣亡。——中譯者注〕
〔179〕公元前1785年至1580年。见下列的迈尔：《古代史》，第§299以次；威尔：《埃及中王国的終結》（Weill，La Fin du moy en empire égypt ien，1918）。同皮特里（英国埃及学者——中譯者注）所主张的1670年代相比，爱德华·迈尔的断定是正确的，这久已为发现古物的地层的厚度和风格演化（包括米諾的风格演化在內）的連度所証实了。这里，通过和其他文化的相应部分比較，再一次得到了証明。
〔180〕第619頁。
〔181〕埃尔曼：《一个埃及先知的忠告》，第804頁以次：“高級官吏被免职了，国家被一些狂徒夺去王权了，以前的国家参議官在向暴发戶們献媚爭宠；行政停頓了，文件被废毁了，一切社会差别废除了，朝廷落于暴民的手中。貴族阶級忍饥挨餓，衣衫褴褸，他們的孩童被作在墙壁上撞死了，他們的木乃伊被从坟墓中挖出来撕裂了。下賤的人們变成了富翁，在宫廷中大言不慚地談論他們从合法主人手中搶来的畜群和船只共有多少。从前的女奴隶现在骄横起来，外邦人也在逞威作福。搶劫和暗杀流行着，城市荒废了，公共建筑物焚毁倒塌了。收成减少了，现在沒有人想到清洁，生育也减少了；啊！但願人类的末日来临吧！”这里是大都市的晚期的革命的图景，一如它在希腊化世界（第643頁）和在1789年及1871年的巴黎所表现的那样。世界都市的群众，領袖野心的无意志的工具，是他們把任何一点殘余的秩序都消灭干凈，是他們希望在外界看到那种和支配他們自己的混乱一样的混乱。不論这些昔尼克式的絕望的企图出于海克索人或突厥人那样的外来侵略者，或出于斯巴达卡斯和阿里那样的奴隶；也不論財产的分配象在叙拉古那样为人們所喝采，或象馬克思主义那样有作为旗帜的著作；这一切都是表面的。当大門和头骨正在被打碎的时候，迎风而叫的是什么口号，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破坏是眞正的而且是唯一的冲动，愷撒主义則是唯一的結果。世界都市，吞并乡村的魔怪，使它的无根基的、无将来的人們行动起来；他們在进行破坏的时候，死去了。
〔182〕紙草上叫：“外来的射手”——即野蛮人的雇佣軍队。本地的青年属于这种軍队。
〔183〕再看一看伊拉克的黑人国家和斯巴达卡斯、塞多留及瑟克司都·庞培的“同时代”的企图，我們就能清楚地了解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威尔假定：公元前1785—1765年，王国崩潰，出现了一个篡夺者（一个将軍）；公元前1765—1675年，在三角洲出现了許多完全独立的小統治者；公元前1675—1633年，为統一而斗爭，尤其是底比斯的統治者們，他們有日益增多的附庸統治者作为扈从，包括海克索人在內；公元前1633年，海克索人战胜，底比斯人战敗；公元前1591—1571年，底比斯人最后胜利。
〔184〕作为一种鼓舞人的覌念，普遍兵役制可能保留下来；付諸实施，則它将永远不再可能。
〔185〕皮登，同前书，第521頁。
〔186〕《历史》（Hist），Ⅲ，1。
〔187〕包括美国宪法在內。只有这样，我們才能解释美国人对其宪法所怀抱的尊敬，虽然他在这里也清楚地看到它的缺陷。
〔188〕愷撒清楚地认識到这一点。“共和国——这是空洞的話，沒有意思，沒有內容”（斯韦托尼鳥斯，《愷撒》，77頁）。
〔189〕见第144頁。
〔190〕根据斯宾格勒的历史体系，西方世界今天正处于文明的第一阶段（—18002000年）。——中譯者注
〔191〕见第144頁。
〔192〕西塞祿在他的“拥护謝斯提鳥斯”中注意到如下的事实：每一部落有五个人参加公民投票，而且这五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他們所代表的部落以外的部落的。但这五个人之所以出席，只是为了让眞正权力的占有者去收买他們。然而，自从意大利人为这种选举权而大批牺牲以来，还不到五十年的时間。
〔193〕奇怪的是，爱德华·迈尔在其杰作《愷撒的君主政治与庞培的元首政治》——这是至今为止唯一的一部具有政治家品质的論述这个时代的著作——及以前关于奥古斯都的論文（《小論文集》，第441頁以次）中，也是这样。
〔194〕《論国家》，公元前54年著，这是为庞培而作的一篇专論。
〔195〕见第628頁。
〔196〕见第648頁。
〔197〕《西庇阿的梦》，Ⅵ，26，“統治国家的人是一个神。”（quamhuncm und umilleprincepsdeus）——以以上原注〔本文叙述普布里鳥斯·科尔
里鳥斯·西庇阿·埃米里亚鳥斯的一次梦境，梦中老西庇阿（撒馬之役战胜汉尼拔者）教导他应勤劳国事，并謂有功于国者，死后得升天堂。在本文中，西塞祿实际上是借西庇阿之口宣揚他自己的主张。——中譯者注〕
〔198〕这是完全确实的；布魯图斯在尸体前面大声喊出西塞祿的名字，而在他一旁的安敦尼則把他斥为这件行动的出謀划策者。但是这种“自由”的意义不过是少数家族的寡头政治而已，因为群众久已厌倦他們的权利了。在这个謀杀案中，站在才智后面的是金錢，这是一点也不令人奇怪的，因为罗馬的大富豪认为愷撒主义标志着他們的权力的开始結束。
〔199〕此处作者所謂的Divvus崇拜，意指愷撒崇拜。Divus原意为神，奥古斯都以后亦用以称去世的、甚至在世的罗馬皇帝。愷撒在世时，元老院虽加以种种尊荣，但他在罗馬城、以至意大利境內尚未被尊奉为神，唯在各行省內已开始享有神的地位。——中譯者注
〔200〕指盖·卡尔普尔尼鳥斯·派索，曾秘謀推翻尼祿的統治，事泄，自尽。——中譯者注
〔201〕另一方面，由于道教諄諄劝戒完全弃絕政治，它是受到支持的。莎士比亚的《愷撒》說：“我希望我身边的人都是些胖子，圓头圓脑的人，能够一夜睡到天亮的人。”（这两句的譯文采自曹未风譯《尤利斯·該撒》，新文艺出版社，上海1956年版。）
〔202〕甚至塔西陀也不能理解。他恨这些最初的愷撒們，因为他們用尽一切所能想象出来的方法去保卫自己，反对秘密的反对派（出自他自己的集团），这种反对派从图拉眞的时期起不复存在了。（以上原注）（但再过一些时候，瑪尔庫斯·奥理略皇帝本人也能成为一个斯多噶派了。——英譯者注）
〔203〕见第531頁。
〔204〕根据斯宾格勒的反动历史体系，罗馬軍人皇帝和拉美西斯二世所处的时代是古典文明和埃及文明的最后阶段，这时人类的原始状态再次出现，所以他在这里說他們分别和迈錫尼原始时代与米西斯（处于埃及的前文化时代）之間有深刻的联系（参见附表三）。——中譯者注
〔205〕斯宾格勒历史体系中的原始时代，非一般意义的原始时代。——中譯者注。
〔206〕第198頁和第561頁。
〔207〕第5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