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最初的人是一种东奔西跑的动物，他的醒觉意識不住地在生活的道路上摸索前进，完完全全是小宇宙，不受地点或家庭的奴役，它在感觉上是敏銳的、担心的，老是警惕地驅除某些敌对的自然的因素。最初，由于农业的关系发生了一种深刻的变化——因为农业是一件人为的事情，猎人和牧人同它没有接触。挖土和耕地的人不是要去掠夺自然，而是要去改变自然。种植的意思不是要去取得一些东西，而是要去生产一些东西。但是由于这种关系，人自己变成了植物——即变成了农民。他生根在他所照料的土地上，人的心灵在乡村中发现了一种心灵，存在的一种新的土地束縛、一种新的感情自行出现了。敌对的自然变成了朋友；土地变成了家乡。在播种与生育、收获与死亡、孩子与谷粒間产生了一种深厚的因緣。对于那和人类同时生长起来的丰饒的土地发生了一种表现在冥府祀拜中的新的虔信。作为这种生活感情的完整表现，我們到处看到了田庄的象征形状，在屋子的布置中、在外形的每一根綫条上，它都把它的居住者的血統告訴了我們。农民的住宅是定居的重要象征。它本身就是植物，把它的根深深地植在“自己的”土壤中。〔10〕这是最神圣意义的財产。仁慈的火灶、門戶、地板和臥室諸神——維斯塔、宅納司、腊司和皮奈提司——象人自己一样牢固地固定在住宅里。

这是每一种文化的先决条件，文化本身也是依次从一种故乡景色中生长起来的，它不断地更新并加强人和土地的亲密关系。茅舍对农民的关系就是市鎭对文化人类的关系。象每一所个别的房子都有它的仁慈的神灵一样，每一个市鎭也有它的守护神或圣徒。市鎭也是一种植物性的存在，它和农民一样是远离游牧状态和純粹小宇宙状态的。因此，一种高級的形式語言的发展总是和一种图景联系在一起的。艺术和宗敎都不能改变它的生长的場所；只有在拥有大城市的文明中，我們才重新輕視这类根源，把自己从这类根源中解脫出来。作为文明的人，作为智性的游牧民，他又重新完全成为小宇宙的，完全成为无家的；他在智性上是自由的，就象猎人和牧人在感觉上是自由的一样。“哪儿好，那儿就是家”这句話在文化发生以前和以后都是正确的。在尚非靑春的大迁徙时期中，想在南方找得一个家去孕育它的未来文化的是一种日耳曼的渴望——一种貞洁的但已是母性的渴望。今天，在这种文化終結时，没有根砥的智性却在一切景色及思想的可能性中馳騁。但在这些极限以内有一段时問，那时，一个人认为一小块土地是値得为之而死的。

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鎭文化，这是一件結論性的事实，但前此誰也没有认識到。第二时代〔11〕的高級人类是一种被市鎭所束縛的动物。世界历史是市民的历史，这就是“世界历史”的眞正标准，这种标准把它非常鮮明地同人的历史区分开来了。民族、国家、政治、宗敎、各种艺术以及各种科学都以人类的一种重要现象，市鎭，为基础。由于各种文化的一切思想家自己都生活在市鎭中（虽則他們的身体可能住在乡村），他們完全不觉得市鎮是一种多么奇怪的东西。要获得这种感觉，我們必須无保留地設想自己是个被奇迹所震动的原始人，他初次看到嵌在景色中的这堆木石，其中有用石头围成的街道，有用石头鋪成的广場——一个形状多么奇怪而又多么奇怪地挤滿了人的住处！

但是眞正的奇迹是一个市鎭的心灵的誕生。一种完全新型的群众心灵——它的終极的基础永远是我們所看不到的——突然从它的文化的一般精神中长出来了。它一旦觉醒起来，就为自己形成了一种可见的实体。从那各有自己的历史的一群乡村的农田和茅舍中出现了一个整体。它生活着、生存着、生长着并且获得了一种面貌和一种内在的形式与历史。从此以后，除了个别的房屋、寺院、敎堂和宮殿以外，市鎭的形象本身也变成了一个单位，它客观地表现出形式語言及在整个生活进程中伴随文化的风格历史。

区别市鎭和乡村的不是大小而是一种心灵的存在，这是用不着說的。不仅在原始的情况下，例如非洲中部的情况，而且在晚期的情况下——中国、印度及工业化的欧洲和美洲——我們发现有許多很大的居住区，可是不能叫做城市。它們是景色的中心；它們本身却没有内在地形成一个世界。它們没有心灵。每一种原始的居民全是作为农民和土地的儿子而生活的——“城市”这个存在物对他們說来是不存在的。在外表上从乡村发展起来的东西不是城市而是市場，它不过是农村生活利益的一个会合点而已。在这里，分别的生存是不能成为問題的。一个市場中的居民可能是一个工匠，也可能是一个商人，但他是作为一个农民而进行生活和思考的。我們必須回过头来，准确地理解：当一座城市从一个原始的埃及的、中国的或德国的村落——广闊土地上的一个小点——中出现的时候，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任何外貌上，可能没有什么区别，但在精神上，它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以后，乡村就被它看成是、感到是、体驗为它的“四郊”，成为一种不同的和从属的东西。从这个时候起就有了两种生活，即城内的和城外的生活，农民同市民一样淸楚地懂得这一点。乡村的鉄匠和城里的鉄匠，乡长和市长，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乡村的人和城市的人本质上是不同的。首先，他們感到了不同，其次，他們被这种不同所支配，最后，他們彼此之間就一点也不了解了。今天，一个勃兰登堡的农民同一个西西里的农民較之他同一个柏林的市民更接近些。从这种特殊性的調节的时刻起，城市便出现了，用不着說，每种文化的整个醒觉意識就是以这种調节为基础的。

一种文化的每个靑春时期事实上就是一种新的城市类型和市民精神的靑春时期。前文化的人在这种他們与其不能发生任何内在关系的类型面前是深感不安的。在萊因河和多瑙河流域，也象在斯特拉斯堡一样，日耳曼人时常定居在无人居住的罗馬城門口〔12〕。在克里特，征服者在被焚毁的城市如各尔尼亚和諾薩斯的废墟上建起了村落。西方前文化的敎团，本篤会士，特别是克呂尼派和泊里蒙司特拉坦兴派，象武士一样定居在自由的土地上；开始在早期哥特城市中进行建筑的是芳济各会士和多米尼加会士。在那里，新的心灵刚刚觉醒。但在那里还有一种柔弱的忧郁感附着在建筑中，象附着在整个芳济各的艺术中一样——个人在那新的、晶瑩的、有意識的事物面前表现出一种近乎神秘的恐惧，那些事物还只是模糊地被一般人所接受的。人类还不大有勇气不再当农民；首先以眞正大城市市民的成熟的和考虑过的机警性生活的是耶穌会士。当統治者每年春天把他的朝廷从一个宮殿迁到另一个宮殿的时候，这是一种征候，說明了乡村还是絕对至上的，它还不承认城市的地位。在埃及古王国，人口稠密的行政中心是“白城”（孟斐斯），但法老們的住处是不断地变換的，如同在苏末人的巴比伦和加洛林帝国的情形一样。〔13〕古代中国周朝的統治者大約从公元前1160年起照例把他們的朝廷設在洛阳（现在的河南府），但直到公元前770年——相当于我們的十六世紀——这个地方才升格为永久性的帝王住处。〔14〕

被土地束縛的感情、植物性的——宇宙的事物的感情，从来没有象在古代的小市鎭的建筑中表现得那样有力，这些小市鎭不过是围繞一个市場或一个城堡或一个礼拜場所的几条街道而已。如果有什么地方能表明每一种宏伟风格的本身就是植物性的，就是在次里。多里斯式圓柱、埃及的金字塔、哥特式的敎堂是从地上生长出来的，它們是眞摯的，有关宿命的，是没有醒觉意識的存在。爱奥尼亚式的圓柱、中国及巴罗克式的建筑則冷靜地知道和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它們是自由的、安稳的，建立在地上的。在那里，由于脫离了土地的力量——甚至脚下的鋪地材料也割断了和土地的联系——存在变得越来越衰弱，感觉与理性变得越来越有力。人变成了才智之士，象游牧民一样“自由”，他变得象游牧民，但比游牧民更狹隘、更冷漠。“才智”是有理解力的醒觉意識的特定城市形式。一切艺术、一切宗敎与科学慢慢地智性化了，它們对乡村說来是陌生的，对土地上的农民說来是不可理解的。随着文明而来的是危机时期。存在的极古的根源在城市的石堆中干枯了。自由的才智——好一个决定命运的詞！——象火焰一样，輝煌地升上天空，而又可怜地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