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政治談話》，1752年。

〔2〕著名的《国民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

〔3〕几乎到处的专家都认为，总动員的經济后果将迫使战爭在数星期之內爆发。

〔4〕见第189頁。

〔5〕见第528頁以次。

〔6〕见第206、239頁以次。

〔7〕见第86頁。

〔8〕“买卖（Negot i um）”（意指每一种有收益的活动的形式；商业是Co m mercium）和“放弃休息和神仙般的眞正宁靜”，是《格拉善的教令輯要》（见第184頁）里面所用的詞句。

〔9〕见第7章——中譯者注

〔10〕彼拉多的問題也解决了經济与科学的关系。宗教人士想手持教理問答去改善他的政治环境的本性总是要落空的。但政治环境沿着自己的道路不受阻撓地继讀前进，让他尽自去思索。圣者只能适应这种环境——那时他就成了一个教会政客和沒有良心的人——或者逃避这种环境、隐遁起来、甚至逃往彼岸世界。但同样的事也在城市的理智主义中发生——这里不是沒有它的喜剧一面的。一个已然建立起一种充滿美德且（当然是）唯一眞正的社会伦理体系的哲学家，可以启发經济生活，使它知道应該怎样行动和朝着什么目标行动。不論标榜的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从柏拉图、普魯东或馬克思得来的，情形都是一样的。在这里，經济也是运轉无阻的，让那思想家撤退下去，把对这个世界的悲叹傾注在紙上，或以一个經济政治家的身份参加这个世界，在后一种場合中，他或者使自己成为荒謬可笑，或者立刻将他的理論扔掉，开始为自己爭取一个領导地位。

〔11〕见第89頁。

〔12〕猎人和牧人的流浪队伍也完全是如此。但是，伟大文化的經济基础，始終是那牢固地依附于土地并給予高級經济形式以滋养和支持的人类。

〔13〕见第535頁。

〔14〕萧伯納所著《巴巴拉少校》里面的安德謝夫是这个領域內的眞正統治人物。

〔15〕见第555頁。作为一种政府手段，它叫作財政經济（財政政策）。在这里，整个民族是以賦稅和关稅形式征收貢物的对象，其目的不是使整个民族的生活过得更舒适，而是为了巩固它的历史地位并加强它的力量。

〔16〕这成語是广义的，例如工人、新聞記者和学者上升到領导地位时也包括在內。

〔17〕见第538頁。

〔18〕见第119頁。

〔19〕见第309、459頁。

〔20〕包括那在古时确实同僧侣和术士区别不开的医业。

〔21〕包括牧人、漁夫和猎人。此外，还有那古代传說和祭礼所指証的农民与矿工之間的奇怪的和非常深刻的关系。象谷物从地里长出来、猎物从丛林里赶出来一样，金属也从矿并里巧妙地开采出来。在眞正的矿工看来，甚至金属也是一件活着的和成长着的东西。

〔22〕从最早的海上航行到世界城市的証券交易所，都是这样；一切貿易，不論取道河流、大路，还是与它有关的鉄路，都是如此。

〔23〕与此有关的有机械工业及其純粹西方类型的发明家和工程师；实际上，现代农业的一大部分，例如在美国，也与此有关。

〔24〕甚至在今天，矿业和金属工业总被識为比化学工业和电力工业之类高貴一些。在技术界里，它們具有最古老的貴族专利权，祀拜神秘的殘余还支配着它們。

〔25〕即直到奴役和奴隶制的极限，虽則象今天的东方和罗馬的“家生奴隶”一样，奴隶制本身往往不过是强迫劳动契約的一种形式，此外就很难察觉了。自由雇佣劳动者常生活在更为严格的隶属境遇中，更不被人尊重，他的“事先通知解雇”的合法权利在許多場合下对他实际是沒有什么价值的。〔在这里，英国的讀者会想起1904年南非关于“中华劳工”的爭論以及經常在澳洲政治中出现的契約劳动的問題。在老一代中，为在西印度群島的产糖島屿上实行奴隶制作辯护的人仍然可以找得到——至于美国“老南方”的一些遺族和传統继承人，那就更不必說了。——英譯者注〕

〔26〕见第158頁。

〔27〕就埃及和哥特文化的初期而言，这一点我們知道得很确切，就中国和古典文化而言，我們也大体知道；至于阿拉伯文化的經济假象（见第330頁以次，第562頁），可以概括地說：在哈德良以后，它是高度文明化的古典貨币經济的瓦解过程；这种經济，当一种青春时期的物物交換經济在戴克里先治下出现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物物交換經济在东方显然又是与眞正的枚斋交易因素重叠在一起的。

〔28〕见第554頁。

〔29〕不論是早期荷馬时代的意大利維拉諾瓦坟墓中的銅币〔韦勒尔斯：《罗馬銅币史（Will ers，Gesch.d.rmKupferprgung），第18頁〕，还是古代中国以以妇女的帷布（布）、鈴、环或佩刀为形式的青銅币〔康拉廸：《錢》，《中国》（tsien，Conrady，China），第504頁〕都沒有当作貨币来論述，而是被认为商品的鮮明象征。早期哥特时代的政府（仿效古典时代）所鑄的，当作主权标志的硬币，在經济生活中，只算作商品；一块黄金和一头黄牛同值，但反之則不然。

〔30〕因此，他往往不是乡間的固定的和独立自足的生活的产物，而是一个出现其中的外人，一个既不重要又沒有来历的外人。这就是腓尼基人在古典初期，罗馬人在密司立对提时期的东方，犹太人、拜占廷人、波斯人、阿美尼亚人在哥特人的西方，阿拉伯人在苏丹，印度人在东非，以及西欧人在今天的俄国所扮演的角色。

〔31〕所以，规模是很小的。由于当时的对外貿易是十分冒险的、逗人幻想的，它照例大大地被夸大了。1300年左右的威尼斯和汉薩同盟的“大”商人，几乎不能与更馳名的手工业者相比。連1400年左右的美第奇或弗格尔家族的营业額也只等于今天一个小城鎭中的店鋪生意的营业額。最大的商船通常是几个商人所共有的，比现代德国的內河駁船还小得多，而且每年只作一次重要的航行。英国有名的羊毛出口是汉薩同盟貿易的一个主要部分，在1270年左右，总額几乎不到两列现代貨車的装貨量〔桑巴特：《近代資本主义》（Sombart，Der moderne Kapit alismus）Ⅰ，第280頁以以次〕。

〔32〕见第200頁。

〔33〕见第1卷，第2章。

〔34〕馬克和美元不是“貨币”，就如公尺和公分不是“力”一样。錢币是实在的价值。只是由于我們对古典物理学一无所知，才使我們得以免于把引力和一磅秤錘混为一談——在我們的数学里面，由于它的古典基础之故，我們仍旧把数和量混为一談；我們模仿古典硬币，以致在貨币与錢币之間引起了同样的混淆。

〔35〕因此，相反地，我們能把米制（厘米、克）称为一种估价；事实，所上有的貨币尺度都来自物理学中关于衡的理論。

〔36〕同样，一切价值学說，无論怎样力求客覌，都是——而且必然是——从一种主覌的原理发展起来的。例如，馬克思的价值学說，把价值按促进体力劳动者的利益的方式来解释，因之，发现者或組織者的努力对他就似乎是沒有价值的了。但說这是“錯誤”是不对的。所有这类学說对它們的支持者說来，都是“正确”的，对它們的反对者說来，則是“錯誤”的，而且决定一个人是支持者或反对者的不是理性，而是生活。

〔37〕西方的紙币是从十八世紀末年起由英格兰銀行（在极小的规模上）发行的，中国的紙币則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

〔38〕也被想成“总額”；另一方面，我們說物品形式的財产用“分量”。

〔39〕甚至那些置身于中介人中，用錢作“商品”来賭博的金融市場上的现代海盜，也是如此。

〔40〕普賴西格克：《希腊化埃及的汇划制度》（Preisigke，Girowesen im griechischen AEgypten，1910）。这些托勒密时期的貿易形式已成时尚，在第十八王朝时，也已达到了同样高的水平。

〔41〕黎息阿斯，公元前458—380年，雅典演說家。——中譯者注

〔42〕資产阶級关于自由的理想，也是如此。在理論上，因而也是在宪法上，一个人在原則上可能是自由的，但事实上，在城市的私人經济生活中，他只有依靠金錢才能得到自由。

〔43〕“証券交易所”这个名称甚至能用于其他文化，如果我們用那个詞指的是一种发达的貨币經济的思想器官的話。

〔44〕《巴巴拉少校》一剧的序言（Constable，伦敦，1909年）。

〔45〕见第554頁。

〔46〕“农民”只是一个与土地有实际关系的人，此外已无其他意义。

〔47〕这种思想的日益增加的强度，在經济图景中是作为一种可供利用的貨币数額的增长而出现的，这种貨币数額是抽象的、想象出来的，与作为商品的黄金的看得见的供应毫无关系。比如，金融市場的“漲价”就是一小撮人所玩弄的一种純粹的智力把戏。結果，日益增长的貨币思考力在每种文化中喚起了一种感觉，即和計算单位有关，“貨币的价值正在下跌”——例如，从梭伦到亚历山大时就跌得很利害。实际发生的是：商业的价值单位已經成为人为的，再不能和农民經济的原始的和活生生的經驗价值相比了。結果，用什么教字来計算亚狄加的提洛同盟（公元前454年）的財宝，或包括在公元前241年和201年的和約中的款額，或公元前64年庞培的战利品，以及我們自己在几十年內是否要从以亿計——在1850年时还未听說过，今天則已成了家常便飯——过渡到以兆計，已經沒有关系了。在公元前430年和30年，塔伦的价值并沒有一个共同标准，因为黄金，象牲畜和谷物一样，不仅它本身的計算方法已不断发生变化，就是它在那始終前进的城市經济中的意义也已不断改变。唯一稳定的因素是，貨币的数量——切勿与代币的儲备和支付的手段混为一談——是反映貨币思想的另一自我这一事实。

〔48〕见第1卷，第2章。

〔49〕弗里德兰德尔：《罗馬风俗史》（Fried dinder：Rm.Siengesch.，Ⅳ，1921），第301頁。

〔50〕薩拉斯特：《喀提林》（Sallust，Catilina，35，3）。

〔51〕见第714頁。

〔52〕古典人很难想象物质上难确定的資財如土地，怎样能变成具体的貨币，这可以从那些竖立在希腊的田地上的、表示那块土地的抵押权的石桩看出来，也可以从罗馬人用阿斯和里布拉卖东西的方法看出来。在这种买卖的方式下，人們把一块土地当着証人的面交出来換成一块硬币。結果，物物交易（可以这样正确地称呼它）从来不存在，而任何类似耕地市价的东西也不存在。土地价值与貨币价值之間的正常关系，在古典人的心目中，就象艺术价值与貨币价值之間的关系一样是不可思議的。才智的——即无形体的——产品，例如戏剧和壁画，在經济上是完全沒有价值的。关于古典的法律覌点，见第190頁。

〔53〕能够保存下来的古典艺术珍品，甚至在奥古斯都时代就不很多了。高雅的雅典人自己过于无历史地思考了，以致他們不会因为一座黄金和象牙的塑像出自斐狄亚斯之手而感动得饒了它。值得記住的是，帕德嫩內殿里的有名的雅典娜神像的黄金部分是可以移动的，其重量时时受到鉴定。因此，它們的經济用途是从一开始就有了准备的。

〔54〕蒙森全集，Ⅳ，第200頁及以下各頁。

〔55〕奥古斯都統治时期，瓦魯斯任日耳曼太守，因欲施行租稅和罗馬的訴訟程序，激起日耳曼人的起义（公元9年）。瓦魯斯在推托堡森林遇伏大敗，自杀。——中譯者注

〔56〕见第158頁。

〔57〕那认为在雅典或伊斯那奴隶也曾占到人口三分之一的信念完全是一种謬誤。反之，公元前400年以后的历次革命却是以大量剩余的自由貧民为前提的。

〔58〕见第470頁。

〔59〕这是这种奴隶制与我們今天的巴罗克型的糖业奴隶制之間的差别所在。后者标志着我們的机械工业的开端，它是一种“活的”能量的組織，开始时以人作燃料，跟着就过渡到以煤炭作燃料，只有在煤炭已經确立它的地位的时候，奴隶制才被看作是不道德的。从这个角度来覌察，在美国內战（1865年）中，北方的获胜意味着煤的集中能量在經济上战胜了簡单的体力。

〔60〕见第592頁以次。說古王国統治下的埃及行政和周朝最初期的中国行政有类似的情形是沒有錯誤的。

〔61〕这些財政机构的clerici（职員）就是现代銀行职員的原型。见第592頁。

〔62〕哈姆佩：《德意志皇帝史》（Hampe，Deut sche Kaiserg eschichte），第246頁。雷奥納多·皮薩諾所著的《算盘之书》〔LiberAbaci（1202年）〕直到文艺复兴以后仍是会計学上的权威，而且，在阿拉伯的数字体系之外，他还采用了表示借方的負数，他受到了伟大的霍亨斯陶棻王室的提拔。〔雷奥納多·皮薩諾，約生于1170年，1240年后死，中世紀著名的意大利数学家。关于他所著的《算盘之书》的簡明介紹，可参看D.J.斯特洛伊克著《数学簡史》，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67—68頁。——中譯者注〕

〔63〕见第180頁。

〔64〕弗拉·卢卡·帕細欧里，約1445—1509，意大利数学家，著有有关算术、代数、簿記等方面的作品。——中譯者注

〔65〕桑巴特；《近代資本主义》，Ⅱ，第119頁。

〔66〕我們关于电的性质的图景与“票据交換所”的手續之間有一种密切的关系。在这种交換所里，几个商号（张力的中心）的正的和負的貨币地位是用一种純粹精神的行动来加以平衡的，并且眞正的地位是通过一种登帐手續表现出来的。见第一卷，第十一章。

〔67〕见第1卷，第章。2

〔68〕见第189頁。

〔69〕在我們的文化中，一个国家的信用是以它的經济潛力及其政治組織为基础的——它給予財政运轉和財政登賬以眞正的金錢創造的特征——而不是以可以換成这样东西或那样东西的任何数量的黄金为基础的。把黄金儲备提高为信用的实际尺度的是古典学者的迷信——“实际”的意思是說，信用的水准因此依靠的不是“将要”而是“能够”。但是，流通的硬币乃是商品，从对国家的信用来說，它具有价格——信用越差，黄金的价格越高——以致从此以后，它只能比照其他商品价格来維持。因此，黄金，象其他商品一样，是比照帐面計算单位来衡量的，而非相反地象“黄金本位”这个术語所表示的那样。在一些次要的交易中，它也充当文付手段，如同邮票一样。在古埃及（它的貨币思想是惊人地类似西方的），甚至在新帝国統治下，也沒有任何类似硬币的东西。书面轉賬完全够用，而从公元前650年到亚力山大里亚和希腊化政权的建立这个时期流入的古典硬币，通常是被切成碎块，象商品那样按重量来計算的。

〔70〕韦支伍德，1730—1795年，英国名陶工。——中譯者注

〔71〕那就是为什么它不为我們（现在）的法律学而存在的原因。

〔72〕这一切同样适用于“工人們”取得工作領导权的場合。他們不是不会管理，以致营业倒閉，就是他們会一些，随后他們本身也在本质上变成企业家，此后只考虑如何保持他們的权利。沒有任何学說能把这件事实从世界上消除掉，因为生活就是这样。

〔73〕αφρμ，意为起点、原因。——中譯者注

〔74〕所以，从1770年起，銀行才成为一种經济力量的中心，它初次在維也納会議上干与了政治。在此以前，銀行家关心的主要是証券业务。中国的甚至埃及的銀号具有一种不同的意义，古典的銀号，甚至在愷撒时期的罗馬，也只能叫作现金兌換錢柜。它們收納现金租稅，并以归还现金为条件出借现金；于是，各神庙借其具有还願物形式的貴金属变成了“銀行”。提洛的神庙，在几个世紀里，一直以百分之十的利率出借貸款。

〔75〕商号的覌点，即使在哥特时代晚期，也是以“ratio”（計算）〔因而有现代法文“raigongociale”（商店）的說法——英譯者注〕或“negotiatio”（銀行业）的形式出现的。要把它正确地譯成古典語言是不可能的。Negotium（买卖）对罗馬人說来，是指一种具体的过程，一种“交易”，而非一种“生意”。

〔76〕帕尔曼：《希腊史》（Phlmann，Griech.Geschichte，1914），第216頁及以下各頁。

〔77〕格尔克-諾尔敦：《古代科学导論》（Gercke- Norden，Ein l.in der Alter-tumswi ssensch.），Ⅲ，第291頁。

〔78〕克罗迈尔（Kromayer），见哈尔特曼：《罗馬史》（Hartmann’sRm.Gesch.），第150頁。〔克罗迈尔（1859—1934年），古代史教授，曾任教于来比錫等地，对于古代战爭史有一定的研究。——中譯者注〕

〔79〕当时的“犹太人”是罗馬人（第519頁），而犹太人本身則是农民、工匠和小商人〔帕尔范：《罗馬帝国中的商人的国籍》（Parván，Die Nationali tt der Kaufle uteinrm.Kaiserreich，1909）；还有蒙森：《罗馬史》（Rm.Gesch.），Ⅴ，第421頁〕；那就是說，他們是从事在哥特时代成为他們的商业活动之对象的职业的。今天的“欧洲”对俄国人恰处于相同的地位，俄国人的极为神秘的精神生活把“想錢”看作一种罪恶。（高尔基著《夜店》里的旅客，以及托尔斯泰的一般思想；见第338、456頁）今天在这里，象耶穌时代的叙利亚一样，我們有两个并列的經济世界（见第334頁以次）：一个从西方侵入的、上层的、外来的、文明化的世界（最初年月的布尔什維主义完全是西方的、非俄罗斯的，是这种渗透的渣滓），和一种无計划的、只为目前需要而交換的、在下层深处进行的、无城鎭的以物易物的生活。我們必須把表面的口号看作一种呼声，在这呼声里，簡朴的和全然忙于自己的心灵活动的俄国人順从地傾听上帝的意志。俄国人中間的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一种內心的誤解。他們容忍大彼得主义的高級經济生活，但他們既沒有創造它，也沒有承认它。俄国人不反抗資本，但并不理解資本。任何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都会在这些俄国人当中觉察到一种年青人类，对这种人类說来，金錢是尚未存在的，而只有与一种重心并不放在經济方面的生活有关的物品。一种不知何所据而云然的、在大战前迫使許多人自杀的对价值的极端厌恶，是曲解事实的一种文学謊言，事实是，对无城鎭的以物易物的思想說来，用錢賺錢是一种邪恶的行为，〔从未来的俄国的宗教覌点看来）是一种罪恶。今天，随着沙皇制度的市鎭的毁灭，住在市鎭里面的人（暫时地）在布尔什維主义的都市思想的外壳下过着农村生活，他已經把自己从西方的經济中解放出来。他的天启的憎恨——和耶穌时代的純朴的犹太人对罗馬人的憎恨一样——是針对着彼得堡的，彼得堡是一个城市，是一个具有西方烙印的政治权利的所在地，但也是一个毒化了并錯誤地領导了整个生活的西方金錢思想的中心。下层的俄国人，今天正在誕生一个第三种基督教，它还沒有教士，它是建立在約翰福音的基础上的——这种基督教与枚斋精神較之与浮士德精神接近得多，因之，它的基础是洗礼的一种新象征性，它既不注視罗馬，也不注視威登堡，而是經过拜占廷到耶路撒冷，預兆着未来的十字軍。这是新俄国所眞正关心的唯一的事情。毫无疑問，它必将再一次落在西方經济的掌上，如同原始基督教徒屈服于罗馬人和哥特时期的基督教徒屈服于犹太人一样。但是本质上，它在其中是沒有任何关系的。（见第334、385、456、480、483頁）。

〔80〕见“Dioc letian，Edi ct of，”一条，載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英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