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这里有必要大致地去預測一下世界历史（特别是伟大文化晚期和文明初期的），去考虑一下世界历史是从何处得到它的千变万化的色彩及其事件的深奥的象征性的。原始的等級，貴族和僧侣，是生活的两个方面的最純粹的表现，但它們不是唯一的表现。在遙远的古代——事实上，原始时代本身就常有这种征兆——还有其他存在之流和醒觉的結合出现，在其中时間和空間的象征性获得了活生生的表现，它們一旦与这二者結合起来时，就构成了我們称之为社会組織或社会的那种十分完整的东西。

如果僧侣是小宇宙的和动物性的，貴族便是宇宙的和植物性的（因之，它和土地具有深远的关系）。貴族本身就是一种植物，牢固地扎根在土壤里，建立在土壤上——在这一点上，如同在其他許多方面一样，貴族是一种超級的农民。財产观念就是从这种宇宙性約束发生的，它对在空間自由运动的小宇宙是完全陌生的。財产是一种原始的感情，而不是一个概念；它属于时間、历史、命运，而不属于空間和因果律。它不能以邏輯为根据，但它是存在的。〔46〕“占有”起源于植物，它在高級人类的历史中自行增殖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以致历史含有植物特性和种族性。因此，最眞实意义的財产始終是土地財产，想把其他获得物变成土地的冲动便是族系健全的一种証明。植物占有它深植其中的土地。那块土地就是它的时产，〔47〕它竭尽它的整个存在的力量来保卫它，抵抗异类种籽，抵抗那些遮盖它的毗邻植物，抵抗万物。一只鳥儿也同样保卫它在其中孵雛的鳥巢。爭夺財产的激烈斗爭不是在伟大文化的晚期在貧富之間、围繞动产进行的，而是在植物界开初时出现的。当一个人在树林中感觉到他周围那默默地、无情地为了土壤而日以继夜地进行斗爭的情形时，他便会因那种几乎和生活本身同一的冲动的深度而大吃一惊。这是一場經年的、頑强的、酷烈的角斗，是弱者对强者的一种无望的抵抗，它使胜利者也受到損折——这种情况，只有在最原始的人类中，当一个古老的农民家族从土地、从其窩巢被排挤出来，或者一个貴族世家被金錢势力連根拔掉，更确切地說，从根砍断时，才可以相比。〔48〕晚期城市中的远为显著的冲突具有另一种大不相同的意义，因为，在这里——在各种共产主义里面——所爭的并不是占有的經驗，而是純粹作为物质手段的財产观念。否认財产的决不是种族冲动，而是圣徒、哲学家和理想主义者的純粹智性的、都市的、失去了根柢的、反植物的醒觉意識的空想抗議。同一理性促使隐居的出家人和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不管他叫做墨翟、芝諾或馬克思——否认植物性；同一感情迫使具有种族性的人們来保护它。在这里，事实和眞理又是对立的。“財产是賊赃”这句話是旧思想的一种极端唯物主义的形式。那种思想是：“假使一个人能贏得整个世界而丧失自己的灵魂，对他又有什么益处呢？”当僧侣放弃財产时，他是在放弃某种危险的和身外之物；当一个貴族这样做时，他便是放弃他自己。

这使我們接触到对財产观念的感情的二重性——作为权力的占有和作为猎获物的占有。这两种看法在原始的具有种族性的人类中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每个比杜因人或北欧海盜对这两样都想要。海上英雄同时总是一个海盜；每次战爭都和占有、尤其是和占有土地有关。武士变成緣林豪杰，冒险家变成征服者和国王，相去仅只一步，俄国的諾曼王罗立克、荷馬时代的許多亚該亚海盜和埃特魯里亚海盜，就是这样。在所有的英雄詩歌里面，我們发现，跟战爭得胜、获得权力和女人的强烈的自然的滿足及与喜悅和忧愁、憤怒和爱情的尽情发泄同在的是，对“占有”的莫大愉快。当奥德修斯乘船回到家乡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点他的小船上的財宝；冰島英雄故事里面也說，当农民希尔瑪和奥尔瓦罗德彼此发觉对方的船里沒有財物时，他們馬上就放弃了他們的决斗——为了自尊和荣誉而格斗的人，就他所受的疼痛而言、是一个儍子。在印度的英雄史詩里面，热中于战斗意味着热中于牲畜；公元前十世紀“开拓殖民地的”希腊人本来也是象諾曼人那样的海賊。在公海上，一只外国船天然是一份好奖品。但是，从公元200年时的南阿拉伯和波斯的武士們的爭斗中，以及从公元1200年时普罗溫斯的男爵們的“私人战爭”中——这些战爭并不比牲畜搶掠高明多少——在封建时代的末期，发展出了眞正的战爭，发展出了以取得土地和人民为目标的大战。所有这一切，終于把貴族文化推到了“它的形式的絕頂”，可是僧侣和哲学家却輕視它。

当文化上升到它的絕頂时，这两种原始的冲动就大大分道揚鑣了，它們之間滋长了敌視。这种敌对的历史和世界历史几乎是一件事情。从权力的感情产生征伐、政治和法律；从掠夺的感情产生貿易、經济和貨币。法律是有权势者的財产。他們的法律是一切人的法律。金錢是掠得者的最有力的武器：他凭借它来征服世界。經济喜好并希望有一个軟弱而为它驅使的国家。政治則要求經济生活与国家相适应并在国家的范围之內——亚当·斯密和腓特烈·李斯特，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切文化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战爭貴族和一个商业貴族，然后是一个土地貴族和一个金錢貴族，最后是一种軍事的和一种經济的战爭策划及一种金錢对抗法律的永无休止的斗爭。

另一方面，僧侣和学問同样也分开了。二者所追求的都不是事实的、而是眞理的事物；二者都属于生活的禁忌方面和空間。对死亡的恐惧不仅是一切宗教的根源，而且也是一切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根源。不过，现今，与神圣的因果律相对，出现了一种尘俗的因果律。“尘俗的”是“宗教的”的一个新的相反的概念，后者过去一直只把学問当作一个侍女看待。整个晚期批判，它的精神、它的方法、它的目的，都是尘俗的——甚至晚期的神学也不例外。虽然如此，一切文化中的学問仍旧不变地以先前的僧侣的形式前进——这就表明了它只是矛盾本身的产物，表明了它在每一細节上是多么依賴原始形象的。因之，古典的科学寓于奥缶斯风格的祀拜社团里面，例如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派的团体、克洛同和寇斯的医学学派、亚狄加的阿卡底米学派、逍遙学派和斯多噶学派，所有这些学派的首領都是祭司和先知一类的人，甚至罗馬的撒必努斯和普洛庫路斯两个法律学派，也是如此。圣书圣典，从科学方面和从其他方面說来，都是阿拉伯的——托勒密的科学典籍（《天論》）、伊宾·西納（阿維森納）的医典、及托名“亚里斯多德”但很大部分是伪造的哲学集成，法律（大多数是未成文的）和引用的方法〔49〕（作为思想发展形式的注释），作为供給教师和学生以住室、食物和衣着的修道院的大学（Medrashim），〔50〕采取社团形式的学术流派，也都是如此。西方的学术界无疑地具有公教教会的形式，在新教区域更是如此。哥特时代的有学問的教团和十九世紀的类似教团的学派——黑格尔学派、康德学派、历史法学派及为数不少的英国大学中的学院——之間的桥梁，是由法国的摩里士派和卜兰德派〔51〕形成的，这两派人从1650年起就掌握了并大大創造了历史的輔助“科学”。在一切专門的科学（包括医学和讲坛哲学）中，都有充分发展了的教阶組織，其中有学术上的教皇、等級和显要（作为圣职授任的博士学位）、圣礼和宗教会議。沒有入門的人严酷地被視为“俗人”，并且那存在于信徒們自己当中的普遍化的僧侣团体——表现在象达尔文主义这样的“通俗”科学中——也遭到激烈的攻击。研究学問所用的語言本来是拉丁文，但是今天各种专門的用語已經自行形成，这类用語（例如，在放射学或契約法的領域內），除了那些已經升堂入室的人是誰也不懂的。这里有新教派的創始人，如康德和黑格尔的許多門徒；有对非信徒的传教师，如一元論者。这里有异教徒，如叔本华和尼采，有擯出教門的武器，也有以相約沉默的形式出现的禁书目录。这里有伦理性的眞理（如在法律上把对象区分为人和物），有定理（如关于能和量的定理或遺传学說）那是一种朗誦正統作品的仪式，甚至是一种科学上的宣福式。〔52〕

另外，西方的学者类型（这种类型在十九世紀已經达到它的頂点，相当于眞正的僧侣的底点）已經使书斋变成了一所十分完善的尘世修道的密室，这种修道有其不知不觉的誓願——願貧困，表现为光荣地蔑視富裕的生活和財富，并毫不掩飾地藐視商业及一切利用科学成果去图利的行为；願貞洁，演变出一种眞誠的科学的独身生活、以康德为其典范和頂点；願服从，甚至为了一个学派的观点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此外，最后还有与世界的一种隔离，那是哥特式飞越世界之外的思想的尘俗反应，結果导致几乎完全不关心公共的生活和美好的社会形式——“培育”少而“塑造”多，甚至太多。貴族，甚至其晚后的支流——法官、乡紳、軍官——对于延續族系、对于財产和荣誉，仍然具有古老的根深蒂固的天生願望，但是科学家則认为，除了具有一种純粹科学的良心和继續一种方法或见解，使其不受世間商业主义的損害以外，这些东西是微不足道的。今天的学者已不再远离世界，而使他的科学服务于（事实上不是少见的，而是极机敏地把它用于）技术和賺錢这一事实是一种征候，表示純粹类型的学者正走上穷途末路，而活生生地表现在他身上的智性的乐观主义的伟大时代已成为过去了。

总而言之，我們知道，等級有一种天然的构造，这种构造在其演进和动作中形成了各个文化的生活历程的基本結构。这种結构的形成不是出于特殊的决定；只有当革命成为演进的形式而非某些私人意志的产物时，革命才能使它有所改变。从它的最高度的宇宙意义說，它从未进入实行家和思想家的意識，因为它在人类身上藏得太深了，只能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已知数。人們只是从表面择取口号和理由，在历史的那一方面为它們而战，那一方面理論上被认为是本面的层积，但实际上是不可分割地互相渗透的一个整体。首先，貴族和僧侣从空曠的景色中出现，并表现出存在和醒觉存在、时間和空間的純粹象征性。然后，在一方面的掠夺和另方面的探索下，出现了低級象征力量的双重类型，它們在城市晚期以經济和科学的形状取得优势。在这两股存在川流中，命运和因果的观念被无情地、反传統地想到了极限。被势不两立的敌視从英雄主义和圣者气概的古老阶級理想分离出来的两股力量涌现出来了——这两股力量就是金錢和才智，它們和那两种理想的关系就象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一样。从此以后，財产就被叫作財富，世界观就被称为知識——一种凟神的宿命和一种世俗的因果律。可是，科学也与貴族矛盾，因为貴族既不証明也不研究，而是一切。“怀疑一切”是一个市民的态度而非一个貴族的态度，同时这种态度也和僧侣的基本感情矛盾，因为对僧侣說来，評鉴的正当任务是一种侍女的任务。經济在这里也遇到一个以制欲的道德面貌出现的敌人，它拒絕賺錢，正如眞正以土地为基础的貴族藐視賺錢一样。甚至古老的商人貴族也已在許多場合中消亡了（例如，汉薩同盟的城市、威尼斯、热那亚），因为它带着它的传統，是无法也不会与大城市的生意情景投合的。而且，由于这一切，經济和科学本身也是互相敌視的；在賺錢和知識、会計室和研究室、商业的自由主义和空想的自由主义之間的冲突中，我們再一次见到了行动和瞑想、城堡和大教堂之間的古老的巨大的对立。这种事物的秩序以这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在每种文化的結构中出现——因此，就有可能在社会方面，如同在历史的其他方面一样采用一种比較形态学。

完全处于眞正等級范畴之外的，是手工业者、公务員、艺人和劳动者的职业性阶級（calling-classes），他們的行会組織（例如，中国的冶匠行会、埃及的书吏行会、及古典世界的歌手行会）从很古的时候就有，他們由于职业上的分离（这种分离有时甚至割断了他們与其他人的婚姻关系）实际上发展成为眞正的部落，例如阿比西尼亚的法拉沙人〔53〕和摩奴法典里面所提到的一些首陀罗种姓阶級。他們的分离純粹是由于他們的技术上的成就，因此，不是由于他們是时間和空間的象征性的容器之故。他們的传統同样只限于他們的技术，和他們自己的习俗伦理或道德无关，而在經济和科学中則經常有这类现象。法官和軍官源出貴族，所以是阶級，而公务員則是一种职业；学者起源于僧侣，所以是一个阶級，而艺人則是一种职业。荣誉感、良心在一种場合下依附于身份，在另一种場合下則依附于成就。在前一方面，每个范畴里面都有些象征性的东西，虽則象征可能很小，而在后一方面，在任何范畴里面都沒有。結果，他們和奇异、不规則、往往还有不体面是分不开的——例如，想想劊子手、伶人和江湖卖唱者或古典时代对艺人的估价吧。他們的阶級或行会脫离一般社会，或向社会中的其他等級（或个别的庇护人和米栖斯之流〔54〕）寻求保护，但要使自己投合那个社会，他們是作不到的，古代城市中的行会战爭和艺术家的天性和举止中的的种种怪癖都可以說明他們做不到这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