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以上是那伟大的实际民主政治的一个方面，字句上的一面。现在还須考虑另一个方面，即关鍵性的一面，种族的一面。〔31〕假使在它的战士中，沒有一些眞正具有主宰天資的人，民主政治就会仅仅停留在人們的心理中和紙面上；对这些具有主宰夫資的人說来——虽則他們可能不意識到、且往往沒有意識到这件事实——人民仅是一个客体，理想仅是一种手段。所有的甚至最不負責的煽动方法都是誠实而实际的民主主义者搞出来的，传統的政党也从他們学会了这些方法；煽动骨子里和旧制度下的外交一模一样，但是它設計了一支黄銅的乐队而非古老的宫廷音乐，对群众而非对王公和大臣、对激昂的见解和感情及意志爆发而非对优秀的心灵去应用。

不过，民主政治的进程中有一种特点，就是，那些制定孚人望的宪法的人对于自己的計划的实际作用从来沒有想到过——罗馬的“塞尔維优斯的”宪法的制定人沒有想到过，巴黎的国民会議的創始人也沒有想到过。由于他們的这些形式不象封建制度一样是生长的結果，而是思維的結果（而且也不是以对人对事的深厚知識为基础，而是以正义和公理等抽象观念为根据的），于是在法律的理智方面与那些在法律的压力下默默形成的实际习慣之間就出现了一道鴻沟，这些习慣或則使法律适应实际生活的节奏，或則防止它們干犯实际生活的节奏。只有經驗給过人們这样的教訓：人民的权利和人民的力量完全是两碼事，而且这一教訓只是在整个发展終結时才为人們所融会貫通。选举权愈近于普及，选民的权力就愈少。

在一种民主政治开始时，陣地是被才智之士所独占的。除了1789年8月4日的夜間会議及网球場宣誓，或1848年5月18日在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召开的国民会議之外，历史沒有什么更高貴、更純洁的事情可以表现——当时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人們，对普遍眞理爭論得很久，以致现实的力量得以重整旗鼓，把这些梦想家抛到一边。但是，这时民主政治的另一种量也及时地出现了，并以事实提醒人們，就是，只有当人們有錢时才能利用宪法所賦予的权利。〔32〕认为选举权应当大体象理想家所想象的那样去使用的想法，是以沒有任何有組織的領导（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其財力所許可的限度以內，去影响选民为前提的。这种領导一旦出现，投票除了成为众人对个别組織的一种譴責以外就沒有什么别的意义了，它对这些个别組織的結构最后連一点点积极的影响也沒有。关于西方宪法的理想主題，即群众推选自己的代表那一基本权利，也是这样——这只是一种純粹的理論，因为实际上每一发展起来了的組織都在自己补充自己。〔33〕最后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普选权中根本沒有有效的权利，甚至連选择哪一个政党的权利也沒有。因为那些已然在他們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有势力的人物，通过金錢，控制了所有言論和出版的智性机器，而且能够一方面超越党派随心所欲地指导个人的见解，另一方面，通过他們的任命权、影响、和立法权去創立一个由誠心誠意的拥护者所粗成的坚固团体（“預选会”），这个团体排挤其他的人，并导致会中对于选举投票的厌倦心，这种厌倦的情形最后甚至在重大危机发生时它也摆脫不了。

在表面上，西方的議会式民主政治与埃及、中国和阿拉伯文明中的民主政治有很大的差别，后述那些国家对普选权的观念是完全陌生的。但在实际上，在我們这个时代对我們說来，群众是一个“合乎形式”的选民群，在意义上恰象历来是一个“合乎形式”的服从的集体，即主体的客体，如同它在巴格达作为教派，在拜占廷作为僧侣，在其他地方作为一支最有势力的軍队或一个秘密社团或一个“国中之国”是“合乎形式”的一样。自由始終是純粹的否定。〔34〕自由在于抛弃传統、王朝、和哈里发政权；但是执政权立即毫不减色地从这些制度轉到了新兴势力的手中；这些新兴势力就是政党領袖、独裁者、总統、預言家及其追随者，对于这些势力，民众仍是无条件的被动的客体。〔35〕“民众自决”是一个客气的辞藻——实际上，在一种普遍的无机的选举权中，选举很快就已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在政治上对等級和职业的成熟旧秩序排除得愈激烈，选民群愈无形式和愈加軟弱，它就愈加完全落到新势力，即政党領袖們的手中；这些政党領袖通过一切智性的强制机器把他們的意志强加于人民；他們想方設法，互爭雄长，結果，民众既不能觉察那些方法，也不能了解那些方法；他們把輿論仅仅看成一种可以制造出来，用来互相打击的武器。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过程却被看成一种促使每一民主政治奔向自杀一途的不可抗拒的趋势。〔36〕

古典民众（demos，populus）的基本权利伸展到了最高的国务和司法职位的占有上。〔37〕为了运用这些权利，民众在公会場上是“合乎形式”的，在那里，欧几里得式的、作为点的群众形体上集合起来了，在那里成为一种古典式地施展影响的对象；即，用那些形体的，近在目前的和感官的手段——用那对每个耳和目都起作用的修辞去影响；用那許多会使我們討厌、会使我們几乎难以容忍的手法，如同預演时的啜泣效果和撕破衣裳等动作去影响；〔38〕用那对观众的无耻阿諛，对于敌方的荒唐謊言去影响；用輝煌的辞句和頌揚的結句去影响（在这种地方和为了这种目的，有的是这种东西）；用竞技和礼品去影响；用恐吓和打击去影响；尤其是用金錢去影响。我們在公元前400年的雅典见到这种发端，〔39〕在愷撒和西塞祿时代的罗馬见到它的駭人听聞的頂点。跟各处一样，选举已从提名阶級代表变成了政党候选人的决战場，变成了金錢干涉的竞技場，从撒馬战役以后更成了愈来愈多的金錢干預的比武場。“能够集中在个别人物手中的財富愈多，則爭夺政治权力的斗爭也就愈益发展成为一个金錢問題”。〔40〕这是无須再去多說的。然而，从一种更深刻的意义說来，称之为賄賂将是錯誤的。这不是一个道德敗坏的問題，这是民主精神本身成熟时注定了必然要采取的形式。监察官亚庇阿·喀劳狄鳥斯无疑地是一个眞正的希腊主义者和罗兰夫人集团一类的立宪政治理想家，在他的改革（公元前310年）中，毫无疑問是有名实相符的选举权改革的，这种改革完全不是一种为己党謀利的詭計——但其結果却只为那类詭計开辟了道路。这种制度里面并沒有种族性，可是乍一实行就出现了种族性，并且种族性很快就强行取得了完全的优势。总之，在金錢的独霸中，把使用金錢描写成为墜落的表现是不很公平的。

在罗馬，做官从以一系列的选举形式进行的时候起就要求有极大的資本，致使每个政治家都成了其全体伙伴的債务人。做营造官尤其是如此，担任这一官职的人必須在他的公开竞技的排場上賽过他的前任，以便日后能够得到那些观众的选票。（苏拉在他第一次謀求行政长官的职位时失敗，正因他以前沒有做过营造官。）此外，为了博得游手好閑者的欢心，还要每天带着一批喧赫的随从在公会場上露面。有一項法律禁止豢养受酬的門客，但是，上层社会用貸給人們金錢、举荐人們充任公职和商业职务、及为人們支付訴訟費用等等方法作为爭取人們伴同前往公会場，天天参加招待会的代价，所費反而更多。庞培是半个世界的庇护主。从皮西諾姆的农民直到东方的国王，統通由他代表，归他保护，这就是他能用以与克拉苏的无息貸款和高卢的征服者使每个野心家“成为富豪”〔41〕抗衡的政治資本。为整个选区的选民准备筵宴，〔42〕或是免費招待他們观看角斗士的表演，甚至（象米洛那样）把现款送到家里——西塞祿說，这是由于尊重传統道德之故。竞选資本达到美国那样巨大的数字，有时达到上亿个塞斯退斯；罗馬城內的可用的现金儲备虽很雄厚，公元前54年的选举却把这份现款的很大一部分固定住了，以致利率由百分之四上升到了百分之八。愷撒做营造官时的开銷很大，以致克拉苏不得不在債主們許可愷撒前往他的行省之前，在他的两千万債券上签名作保；并且愷撒在候补大祭司职位时过分滥用了自己的信用，以致失敗就会使他毁灭，因而他的对手卡塔魯斯得以认眞地打算收买他。但是，对高卢的征服和开发——这也是一件基于財政动机的事业——使他变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老实說，法舍魯斯战役就是这样事先打胜了的。〔43〕因为愷撒之所以聚集亿兆錢財是象塞西尔·罗德斯一样为了权力，而不是象韦瑞斯甚至克拉苏那样喜好財富；韦瑞斯或克拉苏首先是一个理財家，其次才是一个政治家。愷撒懂得一件事实，就是，在民主政治的土壤上，沒有金錢及与其有关的事物，宪法上的权利是毫无意义的。当庞培仍然梦想他一跥脚就能喚来若干軍团的时候，愷撒早已用他的金錢把梦想化为现实了。不过，必須明确地懂得，这些方法并不是愷撒开始采用的，愷撒不过发现了它們已然存在，他使自己变成了它們的主人，但是他从沒有把自己和它們等同起来。在将近一个世紀中，以原則为基础的政党已在化成以个人为基础的私人追随，那些人追求私人的政治目的，善于运用当时的政治武器。

在这类手段中，除了金錢外，就是对法庭的影响。因为古典的集会只投票而不討論，所以在公所讲坛前举行的审問乃是党派斗爭的一种形式和政治劝导的学校中的学校。年輕的政治家借控告，可能时借消灭一些大人物〔44〕来开創自己的事业，例如十九岁的克拉苏就消灭了革拉古兄弟的朋友、日后向豪門貴族投降的大名鼎鼎的帕庇里鳥斯·卡尔伯。这就是伽图不下四十四次被审訊的原因，虽然每一次都无罪释放了。在这些事件中，問題的法律方面全然是从属的。〔45〕决定性的因素是法官的党派因緣、辯护士的人数以及支持者的多少——証人的数目实际上只供炫耀之用，为的是使原告在財力上和政治上的威力受到注意。西塞祿攻击韦瑞斯的全部演說的意图是要在美好的伦理热情的掩盖下使法官相信把被告判罪是合乎他們那一阶层的利益的。在古典社会的一般看法之下，法庭的存在是为了維护私人的和政党的利益，那是不言而喻的。雅典民主派的原告在发言結束时往往提醒人民所推选的陪审官，說如果他們把富有的被告放免，他們就将丧失应得的酬費。〔46〕罗馬元老院之所以具有惊人的权力，主要在于他們占有把每一个公民的命运掌握在手中的全部司法的（陪审官的）席位；革拉古在公元前122年頒布的法律，把司法权交給騎士团，把貴族——即官吏阶級——交給金融界，因此是有深远意义的。〔47〕公元前83年，苏拉在剝夺金融巨头的权利的同时，把司法权还給了元老院，当然是当作政治武器还給它的，于是秉权者間的最后决斗在选出的法官的不断更替中找到了另一种表现形式。

古典的公会場，尤其是罗馬的公会場，把群众当作一种有形的实体聚攏起来，为的是强迫群众根据要求来使用它的权利，而“同时代的”英美政治則在世界范围內通过报紙創造了一个智性的和財力的张力的势力范围，在这种范围內，每个个人都不知不觉地各就各位，因而不得不按照一个不在身边的主宰人物所认为合适的去想、去判断、去行动。这是动力学与靜力学的对照，是浮士德型的与阿波罗型的世界感情的对照，是第三度空間的热情与純粹可感知的现在的对照。人并不对人直接說話；〔48〕报紙和它的伙伴新聞电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把整个整个的民族和大陆的醒觉意識放在由論点、口号、观点、情景、情感所組成的一种震耳欲聋的猛烈炮火底下，以致每个自我都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智性的东西的一种純粹机能。从政治上看，金錢并不是从一个人的手里轉到另一个人的手里。金錢本身并不变成請帖和美酒。金錢变成了力量，它的数量决定它能发生影响的强度。

火药和印刷术都是在哥特时代的頂盛时期发明的，都产自日耳曼人的技术思想；它們是浮士德式远距离战术的两种伟大手段。晚期开始时的宗教改革目睹了最早的传单和最早的野炮，文明初期的法国大革命目击了1788年秋的最早的小册子风暴和华尔美战役的最早的密集炮战。但与此同时，大量生产和广泛传播的印刷文字，在知道如何利用印刷文字的人的手里变成了一种可怕的武器。在法国，直到1788年，这仍然是一个表达私人信仰的問題，但英国則已超过那个阶段，深思熟虑地图謀对讀者产生影响。那次从伦敦发动的、在法国土地上进行的、以拿破仑为攻击对象的論文、传单、伪回忆录之战，就是最早的伟大例証。启蒙运动时的另张散頁变成了“报紙”——这是一个意义級其深远的匿名的字眼。报紙上的战斗变成了采用其他手段的战爭的延續或准备，并且在十九世紀的年代里，前哨战、佯攻、突袭、猛攻等战略已发展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一次战爭可能在放第一枪之前就失敗了，因为其时报紙已經贏得了胜利。

今天我們在这种才智性的炮火下生活得很胆怯，以致很少有人能够內心地超然物外，而这是清晰地观看一出怪异的戏剧所必須的。在純粹的民主伪装下起作用的权力欲已經很好地完成了它的杰作，以致客体的自由感实际上由于前所未有的最彻底的奴役行为而感到自鳴得意。自由資产阶級以为废除了最后一种束縛即出版检查是值得自負的，可是报紙的独裁者——北岩爵士！〔49〕——却把讀者奴隶群放在他的社論、电訊和图画的驅策之下。民主政治凭借它的新聞紙已經完全把书本从人民的精神生活中排除掉。书的世界及其使人不能不用心去加以选择和批評的形形色色的观点，现在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眞正占有了。人民讀一种报紙，讀“他們的”报紙，这种报紙每天成千上万地从住戶的前門塞进去，从早到晚蠱惑理智，凭借更为动人的布置使书籍变得湮沒无聞，假如有某种书籍竟然出现，則用“評論”它的手法把它可能产生的影响加以阻塞和排除。

什么是眞理呢？对群众說，經常讀到和听到的就是眞理。一滴孤独的小水珠可能滴落在某个地方，在那里收集可以判定“眞理”的根据，——但它所得到的就是它的眞理。另一种眞理，只关心事实世界的效果和成就的当前的公众眞理，今天是报紙的一种产物。报紙所希望的就是眞的。报紙的指揮者喚来眞理、改变眞理、更迭眞理。报紙做三个星期的工作，眞理就会被每一个人所承认。〔50〕报紙的根据只在有錢使之屹立不动的时候才是駁不倒的。古典的雄辯术也旨在效果，不在內容——莎士比亚在安敦尼的葬礼演說中光輝地表现了这一点——可是雄辯术是限于具体的听众和当时的。我們的报紙的动力所需要的是永久的有效。它必須把人們的心境經常地置于它的影响之下。当財力利于相反的議論并使这些議論日益頻繁地接触人們的耳目时，它的論証就立即被推翻了。那时，輿論的指針就摆向了較强的一极。人人立即相信那新的眞理，并认为自己是从誤信中清醒过来了。

与政治性的报紙密切联系着的是普及学校教育的需要，这种需要在古典世界是完全沒有的。在这种需要中有一种很不自觉的因素，就是想把作为政党政治的目标的群众赶进报紙的势力范围。早期民主政治的理想主义者把民众教育毫无保留地看成一种純粹的单純的启蒙工作，甚至今天人們也能到处发见醉心出版自由的愚人——这种情形恰好为世界性报紙的即将到来的皇帝們鋪平了道路。已經学会閱讀的人們屈服在这些皇帝們的权力之下，并且指揮报紙的权威对人民的彻底决定产生了晚期民主政治中的虛幻的自决权。

在今天的斗爭中，战术在于剝夺对方的这一武器。报紙在它得势的眞正的幼年时期被传統的拥护者用以自卫的官方检查所苦，于是資产阶級就发出呼声，說精神的自由处在危险中。现在，群众平靜地在走自己的路；群众已經确切地取得了这种自由。但是，在看不见的幕后，新兴的势力正以收买报紙的手段彼此在爭斗。不等讀报的人觉察到，报紙連同他本人都換了主人。〔51〕在这里，也是金錢取得了胜利，金錢强迫自由精神为它自己服务。任何馴兽者控制他的动物也不过如此。作为讀报群众的人民一旦失去了控制，他們就会冲过街衢，向指定的目标冲击，使人惊惧，打破窗戶；可是，只要給报紙編輯部一个暗示，群众就会鎭靜下来，走回家去。报紙在今天是一支具有若干严密組成的兵种、以新聞記者为軍官、以讀者为士兵的队伍。但是和任何队伍一样，士兵在这里也盲目地服从，而且战爭目的和作战計划的改变是不让士兵知道的。讀者既不知道也不容許去知道他是为了什么目的而被利用的，甚至不知道他要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我們想象不出对思想自由的諷刺有比这种情形更为駭人听聞的。从前一个人不敢自由思考。现在，他敢思考了，但他不能思考；他的思考意志只是心甘情願地按照指示去思考。他以为这就是他的自由。

这种过时的自由的另一方面是，許可每个人随意說話，可是报紙却有注意或不注意他所說的話的自由。单凭不向世界通报，报紙就能宣判任何“眞理”的死刑——一种緘默的可怕的检查，由于新間紙的讀者群絕对不知道有这种检查的存在，所以它就愈有力量。〔52〕这里，有如在愷撒主义的临盆痛苦中所出现的，出现了一种被埋沒的青春时期的特征。〔53〕事变之弧将自行隐退。正如早期哥特型的表现意志在鋼筋混凝土的建筑物中再度迸发，但迸发得很冷靜、有节制、文明化一样，哥特教会控制人們心灵的那种鉄的意志又以“民主政治的自由”的形式再一次出现了。“书本”的时代受到传道的时代和报紙的时代的夹击。书籍是一种个人的表现，传道和新聞紙則服从一种非个人的目的。經院哲学的年代为智性訓练在世界史中提供了唯一的例証，这种訓练是普遍施行的，是不允許与被願望的統一相抵触的著作、言論、思想出现的。这是精神上的动力学。古典人、印度人或中国人看到这种景象一定会感到可怕。但是同样的事情重复发生，这是欧美自由主义——即罗伯斯庇尔所說的“自由对暴政的专政”——的一种必然的結果。代替火刑的是巨大的沉默。政党領袖們的独霸通过报紙的独霸来获得支持。竞爭者努力用金錢的手段来使讀者——不，是使各民族——一齐不再对敌方效忠，归他們自己去进行心理訓练。人們在这种心理訓练中所学的，都是那些被认为他們应該知道的东西——一个更高級的意志替人們把他們的世界图景綜合起来了。现在不象对巴罗克时代的王侯一样，已經沒有必要使人民承担服兵役的义务了——一个人可以用論文，电訊和图画（北岩爵士！）驅策人們的心灵，直到他們嚷求武器并迫使他們的領袖們进入他們所願被迫进入的冲突中去。

这就是民主政治的結局。如果在眞理的世界中是証据决定一切，在事实的世界中就是胜利决定一切。胜利意味着某一件事物胜过了其他的事物。生活已經彻底战胜，世界改良家的梦想只成了有主宰天性的人們的工具。在晚期民主政治中，种族突然出现，种族或則使理想成为它的奴隶，或把理想輕蔑地抛进了深淵。在埃及的底比斯、在罗馬、在中国、也是这样——但是，在其他任何文明中，权力欲沒有象在我們的文明中一样用那么无情的形式表现出来。群众的思想被置于鋼鉄般的压力之下，因而群众的行动也是一样——为了这个原故，也只是为了这个原故，人們才被許可成为讀者和投票人，亦即处于双重的奴役状态；另一方面，政党則变成了少数人的馴服的僕从，即将到来的愷撒主义的阴影已經射在人們的身上。英国的王权在十九世紀变成了一种庄严而空洞的装飾品，議会在二十世紀也会这样。从前用来对大众炫示的是王节和王冠，今天所用的則是人民的权利，而且愈是拘泥細节，它們就愈无实际意义——正因这个原故，謹愼的奥古斯都就从不放过任何强調古老的、被人尊崇的罗馬自由的习俗的机会。但是权力甚至今天也在轉移，相应地，对我們說来，选举也正在堕落成为昔日罗馬那样的滑稽戏。金錢为握有金錢的人的利益組織选举程序，〔54〕选举事务变成了一种当作民众自决权来演出的，預先协商好了的竞技。如果选举本来是合法形式的革命，〔55〕那末，它已經把那些形式耗尽了，所以当金錢政治成为不堪容忍时，代之而起的是：人类再用血腥残暴的原始手段来“选择”它的命运。

当金錢已把才智毁灭之后，民主政治通过金錢变成了自己的毁灭者。但是，正因为那种以为现实能凭借任何一个芝諾或馬克思的观点来加以改良的幻想已經消失，因为人們已經懂得，在实际的領域中，一种权力意志只能被另一种权力意志所推翻（因为那是战国时期的伟大的人类經驗），于是最后就喚起了一种深深地响往一切残存的古老而有价值的传統的心情。人們对貨币經济的厌倦已达厌恶的程度。人們期望从某些地方得到拯救，他們期望得到一些荣誉和豪俠的、本质高貴的、不自私和負責任的眞实的事物。于是这样一个时代开始了，就是，那被大城市的唯理主义所抑制的、充滿形式的血統力量，又在內心深处重新觉醒了。每一宗为未来保存下来的王朝传統和旧貴族的秩序中的事物，每一件具有輕視金錢的高尚伦理的事物，每一件本质上很健全，值得按照腓特烈大帝的說法称之为辛勤地工作、勇于自我牺牲、小心謹愼的国家公僕的事物，及在其他地方我用社会主义一詞来描写，借以区别于資本主义的一切事物，〔56〕所有这种种都突然变成了巨大的生活力的焦点。愷撒主义是在民主政治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但是愷撒主义的根却深深地伸进了血統的地下。古典时代的愷撒的权力来自保民官的职位，他的尊严及职权的終身性是由于他是元首。在这方面，旧日的哥特型心灵也重新觉醒了。騎士团体的精神盖过了掠夺成性的海盜精神。日后的有力人物可能把地球当作他們的私有財产——因为文化的伟大政治形式不可救药地在傾圮——但这并无关系，他們的权力尽管是无形式的和无限制的，但他們的权力有一种任务。这种任务就是按其本来面目来不倦地照管这个世界，这是耽于金錢权势的时代的反面，它要求高尚的节操和良心。但是正因这个原故，现在就发生了民主政治与愷撒主义之間、垄断的貨币經济的領导力量与愷撒們的純粹政治性的发号施令欲之間的决战。为了了解这場經济与政治之間的决战——在这場决战中政治收复了它的地盘——我們现在就必須把我們的視綫轉到經济史的体相方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