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随着晚期的开始，决定性的轉变发生了，在发生了这种轉变的地方城市和乡村处于均势的状态，并且城市所特有的势力——金錢和智力——已經变得如此的强大，以致他們觉得作为无等級的他們自己成为旧日諸等級的势均力敌的对手了。这是国家观念終于超越各个等級并开始在各个等級的位置上树立民族概念的时刻。
国家已經沿着从封建联合到貴族国家的前进路綫战斗并得到了它的各項权利。在貴族国家中，等級仅和国家相关联地存在着，而不是反过来国家仅在关联到等級时才存在着；但在另一方面，事物的性质却是这样的：只有当民族是按阶級排列的时候和到了民族是按阶級排列的程度，政府才同被治理的民族相遇。每个人都属于民族，但只有中坚分子才属于阶級，并且唯有这些人們在政治上是有价值的。
但是国家越接近它的純粹形式，并且国家越成为絕对的——即不依賴任何其他形式理想——則民族概念对阶級概念的打击也越沉重，而且这样的时刻到来了，这时民族被当作民族来治理，“身份”的区别也成为純粹社会性的了。針对着这个变迁——它是文化的一种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不能挽回的——旧日的貴族阶級和僧侣阶級再一次努力抵抗。对于他們来說，现在每一件事情都处在危险中——英雄的事物和神圣的事物、旧法律、品位、血統——并且从他們的观点来看，去反对什么呢？
在西方，旧等級反对国家权力的这种斗爭采取福隆德党〔75〕的形式。古典世界里沒有代表未来的朝代并且唯有貴族具有政治的存在，我們在那里发见国家观念的朝代的或近似朝代的化身实际上自我形成了，并且在民族的非特权部分支持下，第一次使民族的非特权部分上升为握有权势的人物。这就是僭主政治的使命。
在这个从阶級国家到专制国家（它除了自身的有效手段以外不容許别的有效手段）的变化中，西方的諸朝代——埃及和中国的諸朝代也一样——向无等級者求援，从而承认无等級者为一个政治量。反对福隆德党的斗爭的眞正重要性就在于此，在这場斗爭中，最初，大城市的有势力人物不能不看到对他們自己是有利的，因为統治者在这里是作为国家——对全体的关切——的代表出现的，并且他同貴族作战是因为貴族想要維持作为一个政治量的等級。
反之，在城邦中，国家单純存在于形式之中，并不包含世袭的首領，但是由于根据国家观念而使无阶級的人們发揮作用的需要就产生了僭主政治，在其中，貴族自身的一个家族或派别承担朝代的任务；如果沒有僧主政治的話，則第三等級方面的行动是不可能的。后来的古典历史家距离这个过程是太远了，以致不能了解它的意义，并仅依据私人生活的外观对待它。实际上，僭主政治是国家，而寡头政治則在阶級的旗帜下反对它。所以，僭主政治倚靠农民和市民的支持——这些人在雅典（公元前580年左右）为山居派和沿海派。因此，僭主政治还支持狄奥尼苏斯崇拜和奥缶斯崇拜而反对阿波罗崇拜；为此庇士特拉图在亚狄加把狄奥尼苏斯崇拜〔76〕强加于农民身上，克里斯提尼在西奇昂禁止荷馬詩的吟誦〔77〕，并且在罗馬三位一体之神狄米特（西里茲）-狄奥尼苏斯-闊里几乎的确是在塔尔昆家族的时期介紹过来的。〔78〕它的庙宇是斯普里鳥斯·卡西鳥斯在公元前483年所奉献的，此人后来在企图再次推行僭主政治的一場斗爭中死去了。西里茲神庙是平民的神殿，而其管理人——营造官——則是在未曾听說有保民官以前他們所信托的代言人。〔79〕僭主，如同西方巴罗克时期的君主一样，是广义的自由主义者，在此后的資产阶級統治阶段，他們不再可能成为自由主义者了。然而古典世界在那个时候也开始传遍“有錢方能为人（χρημα
’ανηρ）”〔80〕这句話。六世紀的僭主政治使城邦观念得到結果并創造了公民（Polites、Civis）这个宪法概念，这些公民的总体，不論其阶級出身如何，构成了城市国家的实体（soma）因此，当寡头政治最后仍然企图获胜的时候——再一次由于对于现在的古典渴望和統治者們的近似追求延續的意志（quasi-will-to-duration）所引起的恐惧和憎恨——公民概念在那里已牢固地树立起来，并且非貴族者已經懂得把自己看做一个与“其余的人”相对的等級了。他已經变成了一个政党——“民主”一詞（在其特别的古典意义上）现在获得了眞正重要的意义——并且他所力求的不再是去援助国家，而是自己成为国家，就象貴族从前曾經是国家一样。他开始計算，計算財富和人数，因为財富調查和普选权同样是資产阶級的武器；相反，貴族則不計算，而估价，并不按人数而按阶級来投票。专制国家毁于法国革命和第二次僭主政治中，亦如它出自福隆德党和第一次僭主政治。在已經是防御性的第二次斗爭中，王朝回到貴族方面，以便保卫国家观念不受一种新阶級統治，即資产阶級統治的侵犯。
在埃及，福隆德党和革命之間的时期也是合乎标准的。这个时期就是中王国。第十二王朝（公元前2000—1785年）——特别是阿美尼赫特一世和塞索斯特立一世——已經在同貴族的剧烈斗爭中建立了专制国家。这些統治者的第一个，如同当时的一首有名的詩所叙述的，好容易才逃脫了一次宫廷阴謀；西努海特〔81〕的传記則告訴我們，在他死后（他的死訊保密了一个时候），叛变的征兆显露了。第三个統治者是被宫臣謀害的。我們从伯爵克門諾特普〔82〕的家墓上的碑銘中知道：城市已經变得富庶和几乎独立了，并且互相作战。它們在那个时候的确不会小于希波战爭时期的希腊城市。王朝所依賴的正是它們和一些忠心的富豪。〔83〕最后，塞索斯特立三世（公元前1887—1850年）完全废除了封建貴族。从那时以后，只有宫廷貴族和一个单独的、整頓得令人贊美不止的官僚国家〔84〕；但是已經有人在慨叹了：有身份的人被弄得悲惨不幸，而“无名之士的子孙”却享有高位和受到尊敬。〔85〕民主政治正在开始，海克索时期的社会大革命也正在迫近。
中国的相应地位是盟主（或霸，公元前685—591年）的地位。这些盟主是公侯出身的护国者，他們对陷于无政府状态的許多国家行使一种非立宪的，然而是实际的权力，并为了恢复秩序和承认稳定的政治原則而召集会盟，甚至把“中国的統治者”本人（这时变得完全不重要了）也从周室召集来。第一个是齐桓公（公元前645年死），他召集了公元前659年的会盟，关于他孔子曾写道他使中国免于倒退到野蛮状态。他們的名称盟主，如同“僭主”这个詞一样，后来变为一个詬詈的字眼，因为后来的人只打算把这种现象看做是一种未被法律认可的权力——然而毫无疑問的是：这些伟大的外交家是一种以热心的关切为国家和历史的未来工作的，反对諸古老等級的要素，并且得到了年青的阶級，才智和金錢的支持。这是一种高級文化，它告訴我們的只是我們至今为止从中国史料中关于盟主們所了解的那一点。某些盟主是作家；另外一些盟主挑选哲学家作他們的大臣。无論我們在心里把这些盟主同黎塞留相比，还是同瓦楞斯泰因相比或同伯里安德相比，都是不关重要的事情——无論如何，“人民”是随同他們一起第一次作为一个政治量出现的〔86〕。这是眞正巴罗克时期的景况和高級外交——专制国家在原則上把自己树立为貴族国家的敌手，并且完全获得胜利了。
这些事件同西欧的福隆德党的密切相似就在于此。在法国，国王在1614年以后不再召集三級会議，这个团体对于国家和資产阶級的联合力量已經显得过于强大了。在英国，查理一世在1628年以后同样試图进行无国会的統治。在德国，在同一时間三十年战爭爆发了。三十年战爭的重大宗教意义易于在我們眼前遮蔽了它所包含的其他問題，并且不可忘記的是：它也是决定帝权与大选侯的福隆德党之間的斗爭以及个别諸侯与他們的地方等級会議的較小的福隆德党之間的斗爭的一种努力。然而世界政治的中心当时是在西班牙。在那里，巴罗克的外交型式，通常和高級礼仪一起，已經在腓力二世的內閣中发展起来；并且朝代原則——它具体表现了与国会相对立的专制国家——也已在同波旁家族的长期斗爭过程中达到了它的最高发展。当女王瑪丽，腓力的妻子，关于一个早已預期并經宣告的继承人的希望落空时，那个把英国也列于西班牙制度中的企图就在腓力二世治下失敗了。但是在腓力四世統治的时候，一个跨过各大洋的世界君主国的观念复活了——不再是哥特时期早期的神秘的梦想君主国，即“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馬帝国”，而是一个在哈布斯堡家掌握中的世界版图的确实理想，这个世界版图将以馬德里为中心并将牢固地占有印度和美洲以及拥有作为其基础的早已感觉到的金錢威力。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斯图亚特家族极欲借英格兰和苏格兰王位的继承人与西班牙公主締婚的办法来巩固他們的岌岌可危的地位；但是結果馬德里宁願同它自己在維也納的傍系亲族联姻，因而詹姆士一世再向波旁家的敌党提出他的联姻建議。这种家族政策的无益的糾紛，尤其有助于把清教运动和英国的福隆德党結成一次大革命。
在这些重大的决定中，王位的实际占有者——如在“同时代的”中国——与个别的伟大政治家相比只是次要的人物，西方的命运系于这些伟大的政治家手中达数十年之久。馬德里的欧里瓦瑞斯和西班牙駐維也納大使欧那特是当时欧洲最有势力的人物。他們的敌手是代表德意志帝国观念的瓦楞斯泰因和代表法兰西专制国家的黎塞留——稍后继之而起的是法国的馬扎林、英国的克伦威尔、荷兰的欧尔登巴尔奈外尔特、瑞典的鳥痕謝尔納。直到勃兰登堡的大选侯，我們才再次遇到一个具有自身的政治重要性的君主。
瓦楞斯泰因不自觉地在霍亨斯陶棻家族已經停止的地方着手他的事业。自从腓特烈二世在1250年逝世后，帝国的諸等級的权力已經变得沒有限制了，而瓦楞斯泰因在其統帅的第一次任期內，作为一个专制皇帝的国家的战士，所反对的正是这些等級。如果他是一个更伟大的外交家，如果他更聪明一些，尤其是更坚决一些（因为他在决定性的轉向面前确实是怯懦的），并且如果他特别象黎塞留那样不辞劳苦地把君主个人置于他的影响之下，那么帝国中的諸侯領土可能就全部垮台了。他认为这些諸侯都是叛逆，应被黜位并夺去他們占有的土地；在他的权力达于頂点时（1629年底），即当他在軍事上把德意志掌握在他手中时，他在談話中大声疾呼道：皇帝应当成为帝国的主人，就象法兰西和西班牙的国王是他們自己国家的主人一样。他的軍队是“自給自足的”并因其人数众多也不受等級的羈絆，这支軍队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支具有欧洲重要性的帝国軍队；与这支軍队相比，梯里所統率的福隆德党（因为那就是联盟的实质）的軍队是无足輕重的。当1628年瓦楞斯泰因在斯特拉尔松得前面围攻，具体实现哈布斯堡家在波罗的海的海上霸权并以之袭击波旁家系的后方时——恰好那时黎塞留正在比較成功地围攻拉·罗舍尔——他和联盟之間間的敌对行动已經变得几乎不可避免了。他沒有出席1630年的累根斯堡議会，并且說它的場所“不久就会在巴黎”。这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政治錯誤，因为在他缺席的时候福隆德主义者的选侯們用支持路易十三代替皇帝的威胁手段击敗了皇帝，并迫使他革退自己的将軍。因此，德国的中央政权放弃了它的軍队，虽然它并不理解这个措施的后果。此后，黎塞留抱着破坏西班牙在德国的势力的目的支持德国的更大的福隆德党，而在另一方面欧里瓦瑞斯和瓦楞斯泰因（当他一恢复了他的权势时）則与法国的貴族結成同盟，他們于是在皇太后和奥尔良的迦斯登的庇护下采取了攻势。但是帝国已經失去了它的絕好机会。紅衣主教〔87〕在两方面的竞賽中都获胜了。1632年他处决了最后一个蒙莫伦西〔88〕并使德国的旧教选侯們公开与法国联盟。从那时以后，瓦楞斯泰因由于对自己的最后目的沒有把握，越来越反对西班牙观念，认为他能使帝国观念避开西班牙观念，于是在实际上就越来越接近諸等級的观点——如同数年后法国的福隆德党中的屠棱元帅一样。这是晚期德国历史上的决定性的轉变。由于瓦楞斯泰因的脫离，专制的皇帝国家成为不可能了，并且1634年的謀杀瓦楞斯泰因也无补于事，因为皇帝沒有代替他的人。
然而正在那时候，局势再一次是有利的。因为1640年国王和各等級之間的冲突同时在西班牙、法国和英国发生了。几乎在西班牙每一个省份中，国会都起来反对欧里瓦瑞斯；葡萄牙以及同它一起的印度和非洲，永远失去了，并且就連收复加达魯尼亚和那不勒斯也費去了好多年时間。在英国——恰如在三十年战爭时——国王和統治下院的乡紳之間的宪法斗爭被小心地同革命的宗教方面分开，虽然二者的互相渗透是很深的。但是克伦威尔特别在下层阶級方面——它完全不由自主地把他推上軍事独裁的地位——所遭到的漸次增长的抵抗以及复辟的君主政体的后来声望，表示在一切宗教爭端之上，貴族的利益已經涉及到导致朝代灭亡的程度。
就在审判和处决查理一世的时候，巴黎的一次暴动正在迫使法国的宫廷逃亡。人們为共和国而高呼，并建筑了街垒。如果列茨紅衣主教更象克伦威尔，那么諸等級之战胜馬扎林至少是有可能性的。但是西方的这次重大的、普遍的危机的結局被少数人物的势力和宿命所决定，并体现为这样的一种状态，以致只有在英国福隆德党（为国会所代表）才使国家和王权服从它的支配——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中把这种支配巩固得如此持久，以致古老的諾曼国家的根本部分甚至在今天依然确立。在法国和西班牙，王权获得了絕对的胜利。在德国，威斯特法里亚和約使大諸侯的福隆德党对于皇帝的关系是一种英国式的，而对于地方諸侯的小福隆德党的关系則是法国式的。在这样的帝国中，等級实行統治；在帝国的各个地方中，朝代实行統治。从那时以后，皇帝的高位，如同英国的王位一样，不过是一个虛名，为始于巴罗克早期的西班牙式的庄严遺迹所围繞着；而一个一个的諸侯們，則象英国貴族的領导家族一样，奉巴黎为圭臬，并且他們的小型的专制主义在政治上和社会上都是以凡尔賽型式为依从的。于是，在种种方面，决定都有利于波旁家族而不利于哈布斯堡家族，这种决定早在1659年的比利牛斯和約时已为一切人們所看出了。
随着这个划时代的轉变，国家，作为一种可能性是每一种文化所固有的，被实现了并达到了那种既不能超越也不能长久保持的“状态”的高度。当腓特烈大帝正在桑·苏西〔89〕饗宴的时候，秋季的肃靜的微风早已流动在空气中了。这也是这样的年代，在这些年代里伟大的专門艺术达到了它們最后的、最优雅的和最智慧的成熟阶段——鳩克息斯和普刺克息忒利茲与雅典广場的优秀演說家并存，巴哈和莫扎尔特的音乐与精巧的內閣外交并存。〔90〕
这种內閣政治本身已經变成一种高級艺术，一种对于一切染指于它的人們的艺术滿足，在其巧妙和文雅方面是希有的，彬彬有礼的，优雅的，神秘地作用于极远的地方——因为仅是那种在地球上完全不同的地点引起决定的惊人的联合势力，早已使俄国、北美殖民地、甚至印第安人的各个国家依次地活动起来。內閣政治是一种具有严格规則的竞技，一种中途截取信函和結交秘密心腹的竞技，在一种由若干政府組成的体系內結盟和聚会的竞技，这种体系甚至在当时也被称作（具有深刻意义地）列强——用当时的习語来說，充滿了貴族和才士——的“合奏会”，一种使历史保有那从未被想象过的和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未被想象过的，或甚至想象不出的“形式”的方法。
西方世界的影响范围现在几乎已是整个世界了，在那里专制国家的时期还不到一个半世紀——从1660年波旁王室在比利牛斯和約期間战胜哈布斯堡王室和斯图亚特家族重返英国时起，至針对法国革命的同盟战爭时止。在这場战爭中伦敦战胜了巴黎。或者，假如人們願意的話，也可以說伦敦战胜了維也納会議；在維也納会議中，旧式的外交，即血胤的外交而非金錢的外交，向世界举行了它的盛大的告别演出。与此相当的时期是第一次僭主政治与第二次僭主政治之間的伯里克利斯时期，是护国者与“战国”之間的中国人所謂的“春秋”时期。
在具有传統的但非民众的，世所周知的但非被一笑置之的形式的高貴政治的这个最后阶段，連續发生的两个哈布斯堡家系的断絕以及在1700—1710年間充滿西班牙王位继承和在1740—1760年間充滿奥地利王位继承的外交事件与战爭事件，标志了它的頂点。〔91〕这个最后阶段也是譜系原則的最高峰。Bella gerantalii；tu，felix Austria，nube！〔92〕的确是“战爭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續。”这句名言的确在很久以前就創造出来了（与馬克西米連一世有关），但直到此刻它才达到了最充分的效果。福隆德战爭演变成王位继承战爭，这些战爭是在內閣中决定的并以少量的軍队和按照严格的慣例勇武地战斗到底的。〔93〕巴罗克时代早期的联姻政策所集合于哈布斯堡家族手中的半个世界的继承产，就是所竞爭的对象。国家仍然“相当地适合于形式”；貴族业已变成一个效忠的宫廷貴族和服役貴族，进行王家的战爭并組成王家的內閣。与路易十四的法国并列，一个国家机构的杰作现在在普魯士出现了。从大选侯〔94〕同他的各等級（1660年）的冲突起，到腓特烈大帝（他在巴士底獄陷落前三年接见了米拉波）的逝世，普魯士的道路同法国的道路是一样的，并且每一种情况的結果都产生了一个完全与英国类型相反的国家。
因为帝国〔95〕和英国的情况是另一种样子的。在那里，福隆德党已經获得胜利，并且民族不是被专制政治統治着，而是被貴族政治統治着的。然而在英国和帝国之間也还有巨大的区别，即作为一个島国的英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免除政府的警戒，并且她的上院的貴族和下院的乡紳把他們的行动建立在英国的伟大的自明性上面〔96〕；而在帝国，土地諸侯的上层——以累根斯堡議会为其上院——所主要从事的則是把偶然落到他們各自手中的民族的残缺部分教化成为純粹的“民族”，并把他們所有的分散的小片祖国土地尽量严格地同其他“民族”的小片土地区分开来。代替哥特时期曾經有过的世界眼界，地方眼界被思想和行动养成了。民族观念自身沉溺于梦想的領域中——另一种非种族的而是語言的，非宿命的而是因果关系的世界。并且在这个世界中，詩人們和思想家們所想象的“民族”的观念，最后还有“民族”的事实，出现了；这些詩人們和思想家們在詩和邏輯的空想中亲自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并最后竟至于相信政治在于理想主义的写作、讲讀和談論，而不在于行动和决断——結果甚至在今天实际的行动和决断还同純粹的傾向表现混同在一起。
在英国，乡神的胜利和权利宣言（1689年）实际上結束了国家。国会为了它的阶級，置威廉三世于王位上，恰如后来它阻止乔治一世与乔治二世辞退他們的王位一样。早在都鐸时期已經流行的“国家”这个詞，废而不用了——无論是把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譯成英文还是把腓特烈大帝的“朕为吾国之第一公僕”譯成英文，都成为不可能了。另一方面，“社会”这个詞表现了这个事实，即民族是在阶級統治下而不是在国家統治下“具有形式”的；卢梭和大陆的唯理主义者以重大的誤解通常用来表示第三等級对权威的僧恨〔97〕的也是这个詞。但是“政府”这样的权威在英国是清晰的和充分被理解的。从乔治一世起，政府的中心就是內閣，这是这样的一个团体，它在宪法上完全不存在〔98〕而在事实上是当时发号施令的貴族派别的一个执行委員会。专制政治存在过，然而是一种阶級代表的专制政治。“大逆罪”的观念轉到了議会身上，〔99〕如同罗馬国王的特权轉給了保民官一样。这里也有譜系的原則，但它是用高被貴族內部的家族关系和高級貴族对議会局势的影响来表现的。甚至在1902年，索尔茲柏里侯爵作为塞西尔家族的一員，还推荐他的外甥巴福尔作他的继承人，而反对約瑟·张伯伦。托利和輝格这两个貴族派别越来越清楚地、十分經常地、确确实实地在同一家族中区分开来，区分的根据是“权力”观胜过“掠夺”观——即視土地的价值重于金錢〔100〕——或是“掠夺观”胜过“权力”观，这是一种甚至在十八世紀时就在高等資产阶級中用两个代表两种相反的神士观的字眼“可尊敬的”和“流行的”来表示的显著差异。国家对全体的关切毫不隐飾地为阶級利益所代替。正是因为这一点，个人才要求他的自由——即“自由”一詞在英語中的意义——但是島国的生活和“社会”的建立已經形成了这样的关系，以致作为最后的手段每一个属于社会的人（这是阶級专政中的重要事件）都力图获得他的为貴族政党托里或貴族政党輝格的党員們所代表的利益。
这种至极的、最深刻的和最成熟的形式的稳固状态出自西方人类的历史感情，是古典人类所无的。僭主政治消灭了。严格的寡头政治消灭了。公元前六世紀的政治把它作为一切属于城邦的人們的总和創造出来的德謨（民众），分裂成了許多派别，并且在德謨中突然出现了貴族对非貴族的时发时歇的冲突；国家內部以及国家之間的斗爭也开始了，在这些斗爭中每一党派都企图消灭另一党派，以免自身被消灭掉。当公元前511年，即仍然处在僭主的时代，息巴立斯城被毕达哥拉斯派毁灭掉的时候，这个事件，这类事件的第一次，震动了整个古典世界；甚至遙远的米利都城都为之服丧了。但是这时消除一个城邦或一个党派的事情是太經常了，以致为了处置被征服者而出现一种方法上慣用的方式和选择——相当于西方巴罗克时期的典型的和平条約。例如，居民或被屠杀掉，也許被买作奴隶；房屋或許被夷平，也許被当作战利品予以分配。这里存在着追求专制主义的意志——波希战爭后这种意志是普遍的，它存在于雅典，也同样存在于罗馬和斯巴达——但是那所企求的城邦（即政治点）的狹窄和所企求的任职期的短促以及計划的暫时性，使得始終不可能就誰应当成为“国家”这个問題作出坚决的决定。〔101〕为传統所鼓舞的西方內閣經常施展的高級外交技巧，在这里因无人专門从事而受到了阻碍，这种无人专門从事的状态絲毫不是基于人选的不适当，因为許多人是合用的，而完全在于政治形式本身。这种政治形式从第一次僭主政治到第二次僭主政治的过程是清楚的并与一切其他晚期的同样演变一致；然而这种演变的特殊的古典类型是在混乱中和在許多偶发事件的支配下出现的，这些偶发事件作为一种既不能也不願脫离现在状态的生活的結果自然地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这种演变的最重要的例証是罗馬在公元前五世紀时的演变。这是一个历史家們至今爭論不休的时期，爭論不休的緣故恰好是因为历史家們企图在其中发现一种不会存在于古典国家中的稳固状态，它既不会存在于任何其他地方，也不会存在于罗馬。另外的誤解原因是：那种发展的状况被視为十分原始的，虽然事实上甚至塔尔昆家族的城市定然早已是十分进步的了，而原始的罗馬則处于更为遙远的过去。公元前五世紀的关系同愷撒时期的关系比起来是规模較小的，但它們决不是古代的。因为成文传說是不完备的（除雅典外到处都是这样），继布匿战爭之后的文学运动遂力图用詩并特别（在希腊化时期視为当然者）用例如肯奇那图斯故事里面那样的牧歌式的过去的回忆来塡补这些空白。现代的古典学虽然不再相信这些传說，却仍然受激发这些传說的創作的趣味的影响，并继續用这种趣味的眼光去考虑該时代的情况——当希腊历史和罗馬历史越是容易地被看作两个单独的世界的时候，把历史的开始同提出可靠的历史文献的开始等同起来的那种有害慣例也就照常遵循下去。实际上，公元前500年的情况决不是荷馬时期的情况。罗馬城墙的遺迹表明，塔尔昆家族統治时代的罗馬，与加普亚相比，是意大利最巨大的城市，且較忒密斯托克利的雅典更大一些。〔102〕一个同迦太基締結商业条約的城市决不是农民村社。可以推断：公元前471年的四个城市部落的人口一定是很多的，或許比微不足道地分散在空間的16个乡村部落的总数还要多。
拥有土地的貴族在推翻一次几乎确实很得人心的僭主政治和树立无限权力的元老院統治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再一次为公元前471年左右发生的一連串强暴事件取消了。这一連串的强暴事件是：家族部落为4个大市区所代替；这些市区为保民官們所代表，他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享有貴族政府中任何一个官吏都不具有的帝王的特权；最后，小农摆脫了貴族的門客的地位。
保民官一职不仅是这个时期的絕妙的創造，而且一般地是古典城邦的絕妙的創造。保民官制是抬高到宪法的主要部分那种地位的僭主政治，而且是同一切继續存在的旧日的寡头政治官职并立的。这意謂社会革命也是以合法形式实行的，結果在别处表现为冲击和反冲击的激流者，在这里变成了一种通常限于辯論和投票的范围內的广場論战。沒有必要召来一个僭主，因为他已經在这里了。保民官享有自然附属于这种身份的各項权利，而不享有来自一种官职的各項权利，并因其所具有的特权能够推行革命的措施，这些措施在任何其他城邦中不經巷战是不可想象的。这个創举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罗馬的其他創举都不能象这一样地使罗馬出众人头地。从第一次僭主政治到第二次僭主政治的轉变，以及从此直到晚于撒馬战役时的进一步发展，仅在罗馬完成了，固然不是沒有震蕩地完成了，但无論如何沒有发生灾难地完成了。保民官是塔尔昆家族和愷撒之間的桥梁。因公元前287年的荷尔田希鳥斯法，保民官成为权力无限的，他是具有宪法“形式”的第二次僭主政治。在公元前二世紀，保民官使执政官和监察官成为可以逮捕的对象。革拉古兄弟是保民官，愷撒握取了終身保民官的职位，并且在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中保民官的显位成了他的元首地位的根本要素他借以保有最高权利的唯一要素。
公元前471年的危机不是罕见的，而是古典世界通有的。它的鵠的是寡头政治，这寡头政治甚至在这时，在僭主政治所創設的德謨的范围內，力图成为諸般事物的动力。这不再象是赫西俄德时期那样的、作为与无等級者对抗的等級的寡头政治，而是反对另一政党的寡头政党——二者都在专制国家的組織之內，这是未曾引起爭論的。在雅典，执政官在公元前487年被打倒了，他們的权利也轉到了十将軍委員会手中。〔103〕公元前461年，阿勒鳥柏果斯，相当于罗馬元老院的雅典元老院，被推翻了。在同罗馬有密切关系的西西里，民主政治于公元前471年在阿克刺伽斯（阿格立眞图姆）获得了胜利；于公元前465年在叙拉古获得了胜利；于公元前461年在瑞癸翁和麦撒拏获得了胜利。在斯巴达，国王克利奥米尼（公元前488年）和坡舍尼亚斯（公元前470年）依次徒劳地企图解放希洛特人（用罗馬的說法，即門客），并企图以此为王权取得罗馬保民官的重要地位，来反对寡头政治的监察委員。这个事例所缺少而为罗馬事例所有（虽然被我們的学者忽略了）的因素，乃是商业城市的居民数量，它賦予此类运动以优势和領导地位；因为这个緣故，甚至公元前464年的希洛特的大暴动都失敗了（关于平民离开罗馬前往圣山的罗馬传說或許就是这件事引起的。
在一个城邦中，乡村貴族与城市貴族融合了（此即我們已經看到的城乡統一运动的目标），但是市民和农民却沒有融合。就他們同寡头政治的斗爭而論，他們是一个党派，即民主党，但在其他方面他們是两个党派。这就是在下一次危机中表现出来的东西。在这次危机（公元前450年左右）中，罗馬貴族图謀重建其作为一个政党的权力——我們必須如此地解释十大法典編纂委員的設置和保民官职位的废除；如此地解释十二銅表法的制定，新近获得政治存在的平民因此法而未能得到“通婚权”〔104〕和“經商权”；并尤其如此地解释小型的乡村部落的設立，在其中古老家族的势力不是在法律上而是在事实上占了上风，并且这些小型的乡村部落在此时建立于古老的百人团民会之旁的管区民会中享有16对4的不可对抗的多数。这一点的意义自然是城市居民的特权为农民所剝夺，而且它无疑地是貴族党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企图使地方居民和他們自己对于城市的貨币經济的共同反对奏效于共同的一击之下。
反击迅速地发生了；这种反击见于取消十大法典編纂委員后出现的十个保民官中〔105〕，然而还有其他一些不能不同此有关的事件——即斯普里鳥斯·美里鳥斯建立僭主政治的企图（公元前439年）；軍队設立有执政官职权的保民官以代替民政官吏（公元前438年）；以及結束了禁止貴族和平民之間通婚的卡努列优斯法（公元前445年）。
自然，无可怀疑的是：在貴族党和平民党內都有这样的派别，它們想借废除元老院或废除保民官的办法，破坏罗馬城邦的这个基本特征，即元老院和保民官的对立；然而这种形式已經变得如此的适合，以致它从未遭到严重的挑战。由于軍队实行了平民适任最高官职的办法（公元前399年），斗爭遂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形式。公元前五世紀在內政方面可以总結为爭取合法的僭主政治的世紀；从那时以后，政体的两极性得到了承认，諸政党不再为废除重要的官职而斗爭，却为夺取重要的官职而斗爭。这就是在薩姆尼鳥姆战爭时期发生的革命的实质。从公元前287年起，平民得担任一切官职，并且保民官的建議，当得到他們的贊同时，即自动地成为法律；在另一方面，元老院自那时以后經常用收买或其他的办法誘使某一保民官运用其否决权并以此来剝夺掉这种机构的权力。罗馬人的法律的精巧就是在两个主管当局的斗爭中发展起来的。在别处，决定常常是通过拳头和棍棒——术語为“暴力政治”——做出的，但在罗馬宪法的这个最佳的时期，即公元前四世紀，慣例却是使用論文和說明的武器。使用論文和說明的武器乃是一种論战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法律措詞的最些微的論点都可能成为决定性的。
但是罗馬元老院和保民官的这种均势在整个古典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在一切其他地方，这不是一个搖摆不定的平衡問題，而是一个絕对的二者择一的問題，即寡头政治还是平民政治。純粹的城邦以及与之等同的民族被当作既定的前提来接受，但二者无一具有內在形式的稳定性。一个党派的胜利意味着另一党派的一切組織的废除，而且人們变得习慣于不把任何事物視为神圣到或有效到足以免除当代战斗的种种危险。斯巴达的“形式”可謂元老院的，雅典的“形式”可謂保民官的，并且到了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爭开始的时候，关于在两种形式中必須择取其一的观念确切不移到这等牢固，以致后来只能采取根本的解决办法。
因此，罗馬的前途确定了。罗馬是一个在其中政治热情只以人而不再以机构为它們的目标的国家，是唯一的牢固地具有“形式”的国家。元老院和罗馬人民，即元老院和保民官，是此后无一政党会搗碎的鍛銅般的形式；而其余一切国家，因其各个在古典国家世界中的权力范围的狹窄，只能再一次証明这个事实：对內政治只是为了对外政治能够存在，才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