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加洛林王朝的前文化时期，人們区别了奴隶（Kneohte）、自由民（Freie）和貴族（Edle）。这是一种只根据外部生活的事实的原始区分。但在哥特时代早期就有了这样的話：

上帝塑造了三种生命，

它們是农民、騎士和僧侣。〔25〕在这里，我們有了一种刚刚觉醒的高級文化的身份差别。袈裟和刀剑作为等級站在一边，极其执拗地反对耒耜，即渣滓、非等級者；那非等級者和等級本身一样是事实，但和等級自己不同，是沒有比較深刻意义的事实。这种分离是精神上的，是被感觉到的，它是如此命定的、有力的，以致任何理解都不能予以忽視。怨恨从乡村中迸涌出来，藐視从城堡反射回去。在这些“生命”間制造这种鴻沟的既不是財产，也不是权力，也不是职业。制造这种鴻沟是沒有邏輯上的理由的。它是形而上性质的。

后来，随同城市，但比城市年輕，出现了作为“第三等級”的市民、資产阶級。这时，市民也看不起乡村，乡村在他周围，沉郁、沒有变化和忍受，跟乡村比起来，他觉得自己是更为觉醒和更为自由的，因此在文化的道路上是远为先进的。他也看不起原始的等級，“乡紳和牧师”，认为他們在智能上比他低，在历史上則落于己后。可是，跟这两个等級相比，市民现在是一种渣滓，一个非等級者，就象农民过去是一种渣滓，一个非等級者一样。在“特权者”的心目中，农民现在几乎根本不算数——市民算数、但被看成一个敌方和一种背景。他是一种衬托，其他的人借之以意識到自己的重要性并意識到这种重要性是超乎一切实际考虑之外的东西这一事实。当我們发现，在一切文化中，同样的事情以完全相同的形式出现时，当我們发现，一种文化的象征与另一种文化的象征无論怎样不同，它們的历史处处是在这些集团的对立中，并由这些集团的对立——在青春时期是感情冲动的农民战爭，在晚期是智能基础上发生的內战——所完成时，那么显而易见的是，事实的意义必須从生活本身的最深刻的基础中去探寻。

这种观念是建立在这两个原始等級的基础上的，而且只建立在这两个原始等級的基础上。这种观念使这两个等級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地位是神授的，因而是絲毫不容非难的——这种地位不仅把自尊和自觉看成一种义务，而且把最严格的自律（如有必要，甚至牺牲生命）也看成一种义务，并且，这种地位还使这两个等級染上历史的优越感、心灵的魔力，它不是靠权力得来的，而是实际产生权力的。那些內心地而不仅是有名无实地属于这两个等級的人实际上是和渣滓不同的；这两个等級的人的生活跟市民和农民的生活比起来，处处受到一种象征性的尊严的支持。这种生活并非仅仅为了生活而存在，而是要具有意义的。这两个等級所表现的是一切自由活动的生命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全然是存在，另方面完全是醒觉的意識。

每一貴族是时間的一种活的象征，每一僧侣是空間的一种活的象征。命运和神圣的因果律、历史和自然、时間和地点、种族和語言、性生活和感情生活——所有这些都在他們身上得到最大可能的表现。貴族生活在一个事实的世界里面，僧侣生活在一个眞理的世界里面；一个有机智，另一个有知識；一个是实行家，另一个是思想家。貴族的世界感情实质上是节奏感，僧侣的世界感情則完全是由张力发出的。在查理曼时代和康拉德二世时代之間，〔26〕在时間川流中有某种东西自行形成了，它不能被說明，但假若我們打算了解新文化的黎明，則必須去感觉它。世間早已有了貴人和教士，但那时才第一次——而且不久——有了貴族和僧侣，这两个詞是就它們的重大意义及其象征意义的全部力量来說的。〔27〕这种象征开始得如此强大有力，以致在最初，所有其他区别如国家、民族和語言的区别部退到幕后去了。从爱尔兰到喀拉布里亚，在一切土地上，哥特时期的僧侣系統成了一个单一的伟大的团体；在特洛耶城下的早期古典武士，或在耶路撒冷城下的早期哥特武士，从我們看米，好象是属于一个大家族的。古埃及的省和周代初期的封建国家，和这类等級比起来（并由于这种比較），就象霍亨斯陶棻王朝时期的勃艮第和洛林一样，黯然无光。在每一种文化开始和結束时都有一种世界主义的情况，但是，在开始时，这种情况之所以存在，是因貴族-僧侣形式的象征力量依然高出民族形式之上，而在結束时則是由于无形式的群众落在它們之下所致。

原則上这两个等級是互相排斥的。宇宙和小宇宙的原始对立也是这种双重存在的基础，那种对立渗透一切在空間自由活动的存在。每一方面只有通过另一方面才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荷馬世界对奥缶斯世界怀有一种敌視性的沉默，前者又（如同我們从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所看到的）成了后者的一个憤怒和蔑視的对象。在哥特时代，革新精神用一种神圣的热情，使自己經历了文艺复兴性质的道路。国家和教会从未眞正均衡过，在帝国和教皇权力的冲突中，它們的对立达到了一种只有浮士德型的人才能达到的强度。

另外，在这两个等級中，只有貴族是眞正的等級，是血和种族的总和，是具有所能想象得出的最充分的存在之流。因此，貴族是一种較高級的农民。早在1250年，西方就已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諺語：“上午耕耘，下午騎战”，并且一个騎士娶一个农民的女儿为妻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和大礼拜堂比起来，城堡是从农民住所經过法兰克时代的乡村貴族住宅的一种发展。在冰島的英雄故事中，农家的园地象城堡一样被围攻和被袭击。貴族和农民是植物性和本能的，根子深扎在祖传的土地中，在家系中自行繁殖、培育和被培育。和他們相比，僧侣实质上是个与貴族相反的等級，是一个消极的、非种族的、脫离土地的——自由的、无时間性的和无历史的醒觉意識的——等級。从石器时代到文化的鼎盛时期，世界历史在每一个农民村落中，在每一个农民家族中一点点地演出。代替民族的是家族，代替土地的是农庄，但是它們奋斗的終极意义仍然是一样的：血統的保持，世代的嗣續、宇宙的事物、女子、权力。“麦克白斯”和“李尔王”二剧很可能是当作乡村悲剧想出来的——事实就是他們〔28〕悲惨的眞相的一个明証。在所有文化中，貴族和农民都是以家族后裔的形式出现的，語言本身使他們与两性发生联系，通过两性，生命本身得到繁殖、具有历史、成为历史。由于女子就是历史，农民和貴族家族的內在品級是以他們的女子身上有多少种族性和她們在多大程度上是命运为轉移的。因此，世界历史愈純洁，愈渗透种族性，它的公共生活就愈变成和愈适应个别伟大家族的私人生活，这一事实是有深刻意义的。这一点当然是朝代原則的基础，但不仅如此，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人物这一观念的基础。整个国家的存在依靠少数地位极为崇高的私人命运。公元前五世紀时的雅典历史主要是阿克墨奥尼德族的历史，罗馬的历史是法比鳥斯或喀劳狄鳥斯那样类型的少数家族的历史。巴罗克时代的国家历史，大致說来，是哈布斯堡和波旁家族政策的实施的历史，它的危机采取联姻和王位继承战爭的形式。拿破侖第二次結婚的历史也包含了莫斯科的焚毁和来比錫之役。教皇政治的历史，直到十八世紀，都是那些为創立王侯般的家族財产而爭夺教皇冠冕的少数貴族家族的历史。这对拜占廷帝国的当权者和英国的首相（有塞西尔家族为証），甚至在无数場合下对伟大的革命領袖也同样是正确的。

对这一切，僧侣（及僧侣哲学）是直接的反面。純粹醒觉意識和永恒眞理的等級，在每一种意义上都在攻击时間、种族和性别。作为农民或貴族的男子朝向女子，作为僧侣的男子則迴避女子。貴族有把公共生活的广闊的存在川流消散和消失在它的不重要的祖先和亲属的微不足道的小渠中的危险。反之，眞正的僧侣，原則上是拒絕承认私人生活、性、家族、“家屋”的。对具有种族性的男子說来，只有无后而死时，死才是眞实的和可怕的——冰島英雄故事和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同样告訴我們这一点，在子侄輩身上生存下去的人并沒有完全死去。但是，对于眞正的僧侣，則“我們是虽生犹死”；〔29〕他所遺留的将是智性的东西，被屏絕的女子在其中是沒有份的。这个第二等級的經常出现的现象方面的形式是独身、出家、发展到自行閹割的极点的抑制性冲动、以及表现在秘密节痛飲和神圣的卖淫〔30〕上面的对母性的蔑視，这种蔑視和把性生活在理性上貶低到康德对婚姻所下的污秽定义〔31〕那种程度的輕蔑比起来，是有过之无不及的。在整个古典世界中，向例，在神圣的境域，即寺院区域內，不得有出生或死亡。无时間的东西不得和时間接触。僧侣对生殖和出生的重大时刻是可能在理智上予以认可的，是可能通过圣礼去給以荣幸的，但是他不能經驗这些事情。

因为貴族是一种事物，而僧侣則象征一种事物，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告訴我們，僧侣是一切命运、种族和等級的东西的反面。城堡及其厅堂与高塔、城垣与塹壕表示一种有力的川流不息的生存，但是大礼拜堂及其拱頂、梁柱和歌唱队却彻底地是一种意义——即，装飾；每一个值得尊敬的僧侣等級都把自己发展到了一种惊人地严肃和举止美观的境界，其中每个項目，从面部的表情和声音的抑揚頓挫到服装和步态都是装飾，私人生活甚至內心生活都已被排除于这种装飾之外，成为不重要的了，而成熟了的貴族（如十八世紀法兰西的貴族）所显示和炫耀的則是一种完美的生活。哥特时代的思想从僧侣的概念中引伸出了不可毁灭的性格，它使这种观念成为不可毁灭的，成为与怀有这种观念的人在历史的世界中的生活价值全然无关的——但是，每一僧侣等級，从而也是一切哲学（从学派的意义上說），都暗中具有这种观念。假使一个僧侣具有种族性，他的外表生活就会象农民、騎士或王侯一样。哥特时代的教皇和紅衣主教就是封建的王侯、軍队首領、狩猎爱好者、美术品鉴賞家、以及家族政治的老手。在前佛陀的“巴罗克”时期〔32〕的婆罗門中間，有大地主、修飾漂亮的方丈、朝臣、揮金如土的人、老饕。〔33〕但在很早以前，人們就已学会把观念和人区别开——这种看法正与貴族的本质相反——直到启蒙运动时期，僧侣才被按照他的私人生活鉴定为僧侣，这不是因为那个时期获得了更銳利的眼光，而是因为它已忘却了观念。

貴族是作为历史的人，僧侣是作为自然的人。高級历史始終是一个高貴的社会之存在的表现和效果；衡量它的各种不同事件之相对的重要性的标准也始終是这个存在川流的节奏。这就說明了为什么康奈战役很关重要，而后期罗馬皇帝們的战役全然无关重要的緣故。一个青春时期的到来与一种原始貴族的产生总是一致的，在原始貴族的情感里面，君主不过是“同輩中的第一人”，是一个猜疑的对象。因为不仅一个强有力的种族不需要个别的大人物，而且他的存在也是对其价值的一种反映；因此，封建諸侯的战爭是早期历史借以得到完成的最卓越的形式，从此以后，貴族就掌握了文化的命运。由于沉默而愈益动人的創造力，存在有了形式和“良好状态”。血液中的节奏被抬高出来了、巩固了，而且是永久地如此。因为这种有創造力地升华为活生生的形式对于青春时期——每一个青春时期——的关系，正相当于传統的威力对于晚期——每一个晚期——的关系，这种传統的威力就是旧的坚实的訓练；生活的节奏是如此的稳固，以致当所有古老的家族消灭以后，它仍然存在下去，且不断地，把新人和新的存在川流从底层吸引出来，置于它的支配之下。无可怀疑的是，一切晚期历史，在形式、节奏和发展速度上，是从最早的世代中继承下来的（而且是不能变更的）。它的成就比血液中的传統力量不多也不少。在政治方面，象在其他一切伟大而成熟的艺术方面一样，成功先須有一个极健全的存在，一大堆无意識地和无疑問地作为本能和冲动貯存起来的古老經驗。世間只有这种政治上的純熟，沒有他种政治上的純熟。个别大人物只当他在这种形式中并通过这种形式成为有力的（或被成为有力的）的时候、成为宿命（或具有宿命）的时候，他才是比一桩偶然事件好些的东西，才是未来的主人。这就是不可缺少的艺术和多余的艺术之間的区别，因此，也是历史上必需的政治与不必需的政治之間的区别。許多伟大的人物是否从“人民”（即无传統者的集合体）中升入統治阶层的，或甚至只有他們占据統治阶层，这都是无关重要的——因为有传統的巨流在照管他們，在他們全都不知不觉中形成他們的智性的和实际的行动，指导他們的工作方法。而且，这种传統不过是古昔的和早已消灭的血統的节奏而已。

但是，文明，眞正的“复归自然”，是貴族——不是作为物质的族系（那并无关紧要），而是作为活生生的传統——的消灭，是命运的脉息被因果关系的理解所代替。这样一来，貴族就变成了只是一种尊称，而且，正因这个緣故，文明化的历史成了表面的历史，无系統地指向一些明显的目的，因之在宇宙中成为无形式的，从属于个别伟大人物的偶然事故，缺乏內在的稳固性、統系和意义。随同愷撒主义的出现，历史再度淪为无历史的状态、淪为原始生活的古老节奏，为了物质权力而进行无止无休的、沒有意义的战斗，如同公元三世紀时罗馬的軍人皇帝的战斗和与此相当的中国“十六国”（公元265—420年）时期的战斗，它們与草莽中的野兽生活的事故只有非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