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高級型式的历史在每一文化中都自封建国家开始，这并不是即将来临的意义上〔16〕的一种国家，而是有关一个等級的共同生活的一种安排。大地的最高貴的产物，大地的最高尚意义的人种，在这里把自己奠基在一种从低等的騎士直到同輩中的第一人，即同輩中的最高封建領主的等級秩序之上。这是与巨大的礼拜堂和金字塔的建筑同时开始的，它們是上升为象征的石和血，一个代表意义，另一个代表存在。曾支配一切青春时期的封建主义观念，乃是从統治者同那些服从他的人們（无論他們选择了他还是被他征服了）的原始的、純粹实际的和确实的关系，到領主同附庸的私法（从而是深刻象征的）关系的轉变。这种关系完全基于高尚、荣誉和忠义的伦理，并导致人們忠于領主的义务和忠于自己家族的义务之間的最无情的冲突。獅子亨利的式微〔17〕就是关于这点的一个悲剧的例証。

“国家”在这里仅在封建义务的范围內才存在着，并且借外国附庸的归附来扩张自己的疆域。永久的采邑很快地成为对統治者——本来是个人的而且时間上是有限的——有益和为統治者經营的。这种永久的采邑如被收回时，必須重新分配（到1000年西方的原則业已是“沒有无領主的土地”），并且它不久就从那个阶段过渡到世袭的阶段（1037年5月28日皇帝康拉德二世的法律）。因此，統治者从前直属的臣民被附庸化了，他們从此只作为他的一个封臣的臣民才成为他的臣民。只是等級的牢固的社会性的互相結合，才保証了那甚至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必須称作国家的团結。

此处所见的权力观念与战利品观念是古典地一致的。当1066年威廉和他的諾曼騎士团征服了英国的时候，全部土地成了国王的財产和采邑，并且它在名义上直到今天仍然是如此的。这是对于“財产”的一种眞正北欧海盜式的喜好，是象从計算自己財产开始的奥德修斯那样的人的关切。〔18〕从精明的征服者的这种战利品感中，早期諸文化的有名的財政实践和官吏集团十分驟然地发生了。把这样的官吏同位居机要职务的人們区别开来是适宜的，这样的机要职务业已从更古的私人代办中产生出来了；〔19〕这些官吏是clerici即书記，而不是ministeriales即大臣——“僕人”，但今天用于較荣誉的意义上。財政的和书記的官吏集团是关切的一种表现，并且它同朝代观念的发展精确相称地发展着。这样，它在古王国初期的埃及达到了一种惊人的高度水平。〔20〕《周礼》中所描写的早期的中国官僚国家是如此的包罗万象和錯綜复杂，以致这部书的眞实性都被怀疑了，〔21〕但在精神上和傾向上它与戴克里先的官僚国家是恰相一致的，这个官僚国家使一种封建等級制度从一架巨大的財政机器中产生出来。〔22〕在早期的古典世界里，它显然是不存在的。“及时行乐”始終是古典經济学的箴言，并且不事积蓄，斯多噶派的自給自足政策，一如在其他領域內那样在这个領域內也被上升为一种原則。就連最善于打算的人們也不例外——如是，公元前330年尤布路斯在雅典为盈利而經营商业，但当获得盈余时，只是把它們分給了公民而已。

早期西方的精明的北欧海盜們提供了与尤布路斯的財政学极端不同的东西，他們借他們諾曼国家的財政管理奠定了今天遍布全世界的浮士德型經济的基础。我們是从魔王罗伯特（1028—1035年）的諾曼帐房中的棋盘（chequered table），取得英語“財政部”（E xchequer）的名称并从而取得支票”（cheque）这个詞的。〔23〕“存根”、“收据”、“記录”等单詞也在这里发生了。〔24〕这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1066年以后英国被当作战利品組織了起来，采取的办法是把盎格魯撒克逊人无情地降为农奴；并且諾曼人的西西里国家也产生了——因为霍亨斯陶棻家的腓特烈二世后来建立的国家并非无所依据的。他的最私人性的著作，即1231年的麦尔費宪法，非他所創造，而只是他（用借自高級阿拉伯文明的貨币經济学的方法）修飾和完成的。次序井然的和記述的理財技术，从这个中心传播到伦巴第的商业世界并也传播到西方的一切商业城市和政府中去。

但是，树立和崩潰在封建主义中是紧密地联在一起的。当最初的諸等級仍在方兴未艾和活力充沛的时候，未来的諸民族以及連同它們一起的国家观念本身的幼芽，正在悄悄地移入生活里面。世俗权力和教会权力之間的对抗以及国王和封臣之間的对抗，一再为民族的对抗所横断。这些民族状态的对抗是：甚至从鄂图大帝时期开始的德法的对抗；德意的对抗，它把意大利分裂成教皇党和皇帝党并毁灭了德意志帝国；法英的对抗，它导致了英国对法国西部的統治。然而这一切同封建等級自身內部的重大决定相比是很不重要的，在封建等級那里不晓得什么叫民族观念。英格兰被割裂成60251个采邑，它們被載入了1084年的定罪日簿册（直至今日仍时被查閱）的目录中，并且严密組成的中央政权甚至还要求貴族們的轉租租戶效忠于自己。然而大宪章仍然在不到一百五十年以后就被强行通过了（1215年），并且实际的权力也从国王轉移到附庸的国会——上院由大貴族和教士組成，下院由乡神和城市貴族組成——手中，这个国会自那时以后就成了民族发展的支柱和战士。在法国，貴族們与教士和市鎭联合，逼使召集了1302年的三級会議；1283年薩拉哥撒的“总特权”〔25〕使亚拉岡成了一个由亚拉岡国会統治的貴族們的准共和国；在德国，几十年以前一群大附庸使德意志王位的选举依賴于作为选候的他們自身。

封建观念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任何文化中为自己找到的最有力的表现，出现在帝权与教皇权之間的斗爭中。二者都梦想一种极致的境界，在其中整个的世界将变为一个巨大的封建体系，并且二者都非常密切地交織在这个梦想中，因而随着封建主义的衰弱，全都从它們的頂峰堕入可悲的毁灭。

元首——他的救令应普及于整个的历史世界，他的宿命应成为全体人类的宿命——的观念，至今为止，明显地体现为三种情况：首先，体现为作为霍拉斯神的法老的概念；〔26〕其次，体现为中国人关于中国統治者的伟大想象，这个統治者的轄域是“天下”，即位于天空下面的万物；〔27〕第三，体现在哥特时代的早期。鄂图大帝，遵从深奥的神秘感并渴望历史的无限和席卷当时世界的空間的无限，在962年設想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馬帝国”的观念。但是甚至在更早一些的时候，仍然完全专注于奥古斯丁式即枚斋式思想方式的教皇尼古拉一世（860年），已經梦想过一个将位于现世各君侯之上的教皇民主国，并且格里高列七世自1059年以来还以其浮士德性格的全部主要力量，着手去实现一个基于普遍的封建主义体制的，以各国王为附庸的教皇世界領土。教皇政治本身，的确，在其对內方面构成了坎佩尼亚的封建小国，其貴族家族控制了教皇的选举，并且这种选举使紅衣主教团（1059年以后这个职責就委托給它）非常迅速地轉化为某种的貴族寡头政治。但是在較广闊的对外政策方面，格列高里七世实际上获得了君临諾曼人的英国和西西里〔二者都是靠他的支持創立起来的）的最高封建权力，并确实授予了王位，正如鄂图大帝曾授予过罗馬教皇皇位一样。〔28〕但稍后一些时候，霍亨斯陶棻家的亨利六世在相反的意义上成功了；甚至獅心理查都为英国而向他宣附庸之誓，并且当最伟大的教皇英諾森三世（1198—1216年）使教皇的世界最高領主地位暫时实现的时候，世界帝国正在成为事实。英国在1213年变为教皇的封地；继之发生的是亚拉岡、雷翁和葡萄牙，丹麦、波兰和匈牙利，阿美尼亚和新近在拜占廷建立的拉丁帝国。但是随着英諾森的逝世，教会自身內部开始瓦解了，并且高級的教会显貴們（他們的封地使他們变成作为最高領主的教皇的附庸）不久就仿效世俗附庸的榜样，着手借适合他們等級的代表制度来限制教皇。〔29〕宗教大会高于教皇的观念不起源于宗教方面，而主要来自封建的原則。这种观念的傾向和英国显貴在大宪章中已經达成的傾向恰相符合。在1414年的康士坦斯宗教会議和1431年的巴塞尔宗教会議中，作了最后的努力，使教会在其世俗方面变为一种僧侣的封建主义；在这种封建主义中，紅衣主教的寡头政治就会成为西方整个僧侣等級的代表并接替迄今为罗馬貴族所占有的地位。但是到那时封建观念久已居于次于国家观念的地位，因此罗馬貴族贏得了胜利。罗馬教皇职位的候补者的范围限于最狹窄的罗馬左近之地，并且統御教会各种組織的无限权力实际上保証給了中央。至于神圣罗馬帝国，它許久以前就已变为一个受崇敬的亡灵，如同埃及帝国和中华帝国那样。

与这些决定的无限动力相比，封建主义在古典世界的建立是緩慢的、靜态的、几乎无声无臭的，因此設非从变迁的痕迹中，它几乎不能辨識了。在我們今天所保有的荷馬史詩中，每一地区都有它的巴西琉斯。十分显然，巴西琉斯曾經是一个大附庸——我們在阿伽綿农这个人物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广大地区的統治者偕其同輩的扈从一起出征的情况。但是在希腊世界里，封建世界的解体是与城邦国家即政治“点”的形成联結在一起的。結果，archai和timai、議长、执政官、或許还有最初的行政长官〔30〕等世袭的朝臣职位，都是市鎭性质的；并且豪門巨族們因此不是象在埃及、中国和西方那样分别地在他們的州郡中发展，而是在与城市的最密切的接触中发展，在城市中他們逐項地获得了国王的权利，直到除了那因諸神的緣故而不能触及者——即附属于統治家族的祭祀职能的称号〔因而有奉神的国王（rex sacrorum）这个名称〕——以外，再也沒有給統治家族留下一点东西。在荷馬史詩的較后篇卷中（公元前800年左右），招請国王即位的并甚至黜免国王的乃是貴族。“奥德賽”眞正所知的只是作为英雄故事中的角色的王权——它显示給我們的实际存在的伊大卡是一座由寡头統治的城市。〔31〕斯巴达統治者，如同庫里亚民会中的罗馬貴族一样，是封建关系的产物。〔32〕在俭朴餐中，〔33〕有貴族的古代公筵的明显遺迹，但是国王的权力已經降至罗馬的奉神的国王，或随时都会被监察委員监禁或撤換的斯巴达国王这种徒負虛名的尊位。这些情况的本质的相似使我們不得不假定：在罗馬，在公元前500年的塔尔昆僭主政治以前还有一寡头政治的統治时期，且这个看法为攝政的无可怀疑的眞实传統証实。攝政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由貴族会議（元老院）从貴族自身成員中任命，一直工作到他們打算再选一个国王的时候。

这里，如在其他地方那样，封建主义日趋衰微的时候到来了，但是即将来临的国家此时尚未完成，民族也尚未“具有形式”。这是以王位虛悬期形式到处出现的可怕的危急关头，它形成了封建联合与阶級国家之間的界限。在埃及，封建主义到第五王朝中期左右的时候充分地发展起来了。法老阿索喜把他的領土眞正一片一片地分給了他的附庸，而且僧侣們的富饒的采邑还被免稅（恰如在西方那样）并逐漸变为大寺庙的永久財产（“永远管业”，如我們应当說的）。〔34〕“霍亨斯陶棻”时期随同第五王朝（約公元前2530年）一起告終了。在短命的第六王朝的有名无实的王权統治下，公爵們（rpati）和伯爵們（hetio）变成独立的；所有高級官职都是世袭的并且我們从碑銘上看到对于古老統系的越来越夸耀的强調。晚期埃及历史家在号称第七王朝和第八王朝之下隐秘的东西，〔35〕实际上是历时半世紀之久的无政府状态和諸侯間爭夺彼此領土或爭夺法老称号的违法斗爭。在中国，甚至懿王（公元前934—909年）也为他的附庸所迫，不得不交出全部的征服土地，并把它們分配給附庸們指定的轉租戶。公元前842年，厉王被迫偕其嗣子一同出亡，帝国的行政遂由两个諸侯管理。〔36〕在这个王位虛悬期間，周室的瓦解开始了，王的名称也开始下降为一尊貴的但无意义的称号。这个王位虛悬期酷似德国的王位虛悬期，后者始于1254年并使皇帝的权力在文塞斯罗斯治下于1400年达到它的最低点；佣兵队长的文艺复兴型式和教皇权力的完全衰弱也与之同时发生了。蓬尼菲斯八世于1302年在“一圣”（unam sanotam）教諭中再一次維护了教皇的封建权力并因而遭到法国代表的逮捕，在他死后，教皇系統經历了一个世紀的放逐、无政府状态和衰弱；而在下一世紀，英国的諾曼貴族則多半都在約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爭夺王位的斗爭中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