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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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发现了现代历史思想中的得意观念。如果一个历史家遇到一个获得过某种成就的民族，他就觉得他应当替这个民族回答一个問題：就是，它是从哪里来的？有一个来处、有一个原始的家，这是一个民族的尊严所要求的。說一个民族被我們找到的地方就是它的家，这几乎是一种侮蔑性的臆断。遨游是原始人类所怀抱的传奇动机，但它之被用于严肃的研究工作中也变成了一种純粹的狂热。到底是否中国人侵入了中国，或埃及人侵入了埃及，誰也不去研究，問題永远是，他們是在什么时候及从什么地方侵入的。认定塞姆人起源于斯堪的納維亚或雅利安人起源于迦南，比放弃原始的家这个概念还要省力一些。

现在，关于一切早期人口都是高度流动的这件事实是没有疑問的了。举例說，利比亚人問題的秘密就在这件事实当中。利比亚人或他們的祖先是說哈姆語的，但是，甚至从古埃及的浮雕看来，他們都是白肤金发碧眼的人，因此，无疑地是源出北欧的。〔14〕在小亚西亚，从公元前1300年以来至少被确定了有三个迁徙层，它們可能和“航海民族”在埃及的几次侵袭有关，在墨西哥文化中也表现出某些类似的情形。但是，关于这类移动的性质，我們一无所知。无論如何，现代历史家所喜欢描繪的迁徙是没有疑問的——被紧密推动的民族大群大群地穿过陆地，自己向前推进或被人推到某些地方，最后定居下来。并不是民族本身的变化，而是我們对他們所形成的概念損害了我們对民族的性质的看法。现代意义的民族并不流浪，而古代的流浪民族也必須先加以非常仔細的考察才能貼上流浪的标签，因为这种标签并不永远表示同一件事。永远归于这类迁徙的动机是无特色的，是符合发现它的时代的——这就是物质的需要。在正常情况下，饥餓会引起一种大不相同的努力，它当然只是迫使种族的人离开老家的最后一种动机——虽則可以理解，当这些人群突然遭到軍事上的障碍时是常会感到饥餓的。毫无疑問，在这种率直、强悍的人身上，那想在自由的空間移动的原始的、小宇宙的渴望，在他的心灵深处作为爱冒险、爱勇敢、爱权力和掠夺的心情并作为对事业、屠杀、英雄的牺牲等几乎是我們所不能理解的熾烈願望涌现出来。没有疑問，内部的斗爭或对强者的报复的恐惧也常成为迁徙的动机，但这也是一种强悍的、刚毅的动机。这一类动机是有感染性的——“留在家里的人”就是一个懦夫。难道十字軍或科尔蒂斯和比撒罗的远征或我們今天的“疯狂的西方”开拓者的冒险也是普通的身体上的饥餓所引起的嗎？在历史上，我們发现，一小撮侵人广闊的土地的人，总是被血統的呼声、被追求高級命运的渴望所驅使的。

并且，我們还必須考虑一下被侵入的国家的形势。它的特征总是或多或少地有改变的，但这些改变不仅是由于外来移民的影响，而且是愈来愈多地由于定居居民的本性的关系，他們最后在数量上是占有压倒的优势的。

显然，在几乎无人的地方，弱者只求躱避攻击是容易的，他們照例能够做到这一层。但以后在人口較密的条件下，侵入者就会赶走弱者，弱者要么就得成功地保卫自己，要么就得取得新的土地来代替旧的土地。在占有空間方面已經有了冲突。没有一个部落能够不在各方面和外人經常有接触，不会不怀着猜忌准备随时訴諸武力。战爭的严酷的必然性敎育了人們。民族，由于其他民族之故，由于反抗其他民族，精神上就变伟大了。武器变成了对付人的而不是对付兽类的。所以最后，在那历史时期中，数得上的迁徙形式只有一种——成群結队的战士掠过住滿了人的国土，它們的过着安靜、誠实的生活的居民成了战利品的一个主要部分。这时候由于胜利者居少数，完全新的情况就发生了。具有健壮的精神形式的民族在人数多得多但没有形式的居民的上面发展起来，民族、語言和种族的进一步变化倚頼于极复杂的細微因素。自从伯洛赫〔15〕和得尔布律克〔16〕的具有决定性的研究发表以来，我們知道，所有迁徙的民族——居魯士的波斯人、瑪美尔提尼人和十字軍人，东哥特人和埃及銘文中的“航海民族”都属于这种意义的民族——比起它們所占領的地区的居民来，在数量上是非常少的，只有几千个战士，只在一个方面优于本地人，那就是他們决心要成为一种命运而不屈从一种命运。他們所占有的土地不是可以居住的而是有人居住的，因此，两个民族之間的关系变成了一个地位問題，迁徙变成了出征，定居过程变成了一种政治过程。在一个历史的时間范围内，一小队战士的胜利及随之而来的胜利者的名称和語言的传播就很容易被认为是一种“民族的迁徙”，在这件事实面前，我們又有必要重述我們的問題，就是，事实上，在人、物和因素中，到底哪是能够迁徙的。

这里有一些答案——一个地方或一个集体的名称（或一个被追随者所采用的英雄的名称）由于传播的原故在这里消灭了，在那里又被一种完全不同的居民所接受或授給他們了：因为它可能从地方传到民族，随着民族流动，反之亦然；征服者的語言或被征服者的語言、甚或第三种語言，为了相互了解而被采用；或一个头目的战士群征服了整个整个的国土并通过被俘虏的妇女进行繁殖，或一群偶然結合的混血的冒险家們，或带着妇女和儿童的一个部落如公元前1200年的非利士人，他們完全按日耳曼人的方式，坐着他們的牛車沿着腓尼基海岸旅行到埃及。〔17〕在这种种情形下，我們又要問問，我們能不能从名称和語言的命运中得出关于民族和种族的命运的結論呢？只有一个可能的答案，就是坚决的否定。

在公元前十三世紀时不断袭击埃及的“航海民族”中出现了丹奈人和亚該亚人的名称——但在荷馬时代二者几乎都是神話的名称——出现了卢加的名称——它以后附着于呂西亚，虽則这个国家的居民把他們自己叫做特拉米列——出现了埃特魯里亚人、撒丁人、西苏里人的名称——但这不能証明这些“土耳沙”人〔18〕是說晚期的埃特魯里亚語的，也不能証明它們和意大利的同样名称的居民具有一点点体质联系，也不能使我們有資格說他們是“同一个民族”。假定勒謨諾斯銘文是埃特魯里亚文，而埃特魯里亚文又是一种印欧語言，那么在語言学历史的領域中，是可以从中得出許多推論来的，但是在种族历史的領域中什么推論也得不出。罗馬是一个埃特魯里亚的城市，但是这件事实对罗馬人的心灵岂不是完全没有影响嗎？因为罗馬人說的恰巧是一种拉丁方言，难道他們就属于印欧系嗎？人类学家承认有一种地中海的种族和一种阿尔卑斯山的种族，承认在他們的北方和南方，北日耳曼人和利比亚人在体质上是惊人地相似的；但是語言学家知道，巴斯克人由于他們的言語之故是一种“前印欧系的”——伊伯利安的——居民。这两种见解是相互排斥的。迈錫尼和泰麟茲的建立者是“希腊人”嗎？这和問东哥特人是不是日耳曼人是一样恰当的。我承认，我不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問題。

依我看来，“民族”是一种心灵的单位。历史上的許多伟大事件实际上不是民族所做成的；那些事件本身創造了民族。每一种行动都改变行动者的心灵。即使事件之先有某种围繞著名的名称或在著名的名称之下的結合存在，在那个名称的威望的后面有一个民族而不是仅有一群人这一事实也不是事件的一个条件，而是事件的一种結果。东哥特人和奥斯曼人之所以成为后来的样子是由于他們在迁徙中的运气所致。“美洲人”并不是从欧洲迁徙进去的；佛罗棱薩地理家亚美利哥·味斯浦奇的名字今天不仅指名一个大陆而且指名了一个眞正意义的民族，它的特征是在1775年的精神动乱中，尤其是在1861—1865年中产生的。

这就是“民族”一詞的唯一含义。言語的一致和体质的继承都不是决定性的。把民族和居民区别开，使它从居民中出现，而且将有一天使它重新在居民中找到相等的位置的永远是“我們”的内在經驗。这种感情愈深刻，民族的生活力就愈旺盛。有精力旺盛的民族形式，也有无精打采的民族形式；有曇花一现的民族形式，也有不可毁灭的民族形式。它們能变換言語、名称、种族和土地，但是，只要它們的心灵存在，它們就能够把一切来源的人类物质汇聚到自己身边，并把这种物质加以改变。汉尼拔时代的罗馬人的称号是指一个民族，而在图拉眞时代則仅指一种居民。

当然，把民族和种族并列往往是很有理由的，但是在这种場合下的“种族”不可以按今天这个詞的达尔文式的意义来加以解释。当然，认为一个民族永远仅是由于体质起源的一致而聚集一起，或认为它甚至能把这种一致性保持十个世代，这样的看法是不能被接受的。我們可以不厌重复地說：这种生理起源除了对科学以外是不存在的——对民族意識，它根本没有存在过；人們从来不会由于追求这种血統純洁的理想而激起热情。在种族中没有任何物质的东西，只有某种宇宙的和方向性的东西，即一种宿命的被感觉到的調和、历史存在的行进的单一的調子。由于这种（完全形而上的）节奏的不調和就产生了种族仇視，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間的仇視跟德国人和犹太人之問的仇視是一样强烈的；由于这种节奏的和諧就产生了夫妇之問的眞正的爱——它和恨是非常相似的。没有种族性的人对于这种危险的爱是一无所知的。如果现在采用印欧語言的人类中有一部分怀抱某种种族理想，这并不証明学者所珍視的原型民族的存在，而只証明形而上的势力和理想的力量。非常有意义的是，这种理想从来不在整个的人口中表现出来，而主要地只在人口中的战士部分，特别是在它的眞正貴族中表现出来——就是，在那些完全生活在事实世界里的人們中，在历史方成的魔力下的敢想敢做的决定命运的人們中表现出来——并且恰恰是在早期（又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一个生来并不高貴的人能不經过什么特别困难就加入統治阶級，人們特别选择妻子是为了自己的“族类”而不是为了后代。相应地，种族特质的痕迹在眞正的僧侶与学者〔19〕中是最薄弱的（甚至今天还能看出来），虽則他們和其他的人在血統关系上是很接近的。一种强烈的精神把实体鍛炼成为艺术的产物。罗馬人在杂乱的甚至形形色色的意大利部落中形成了一种具有最坚实最严密的内在一致性的种族，那种一致性旣非埃特魯里亚的，也非拉丁的，也不仅是“古典的”，而专門是罗馬人的。〔20〕没有任何地方比共和晚期的罗馬人半身象把凝合一种民族的力量在我們面前表现得更淸楚。

我还願意举出另外一个例子，没有什么别的例子能比它們把学者們关于民族、語言和种族的种种看法所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的各种錯誤表现得更淸楚，这个例子中有根本的、也許是决定性的理由，說明为什么阿拉伯文化还没有被承认为是一个有机体。那就是波斯人的例子。波斯語是一种雅利安語言，因此“波斯人”是一种“印欧民族”，因此波斯的历史和宗敎是属于“伊朗”語言学的。

首先，波斯語是和印度語同一等級、是从一个共同祖先派生出来的语言，或者只是一种印度方言呢？没有文字的因而是非常迅速的七个世紀的語言发展介于印度的古吠陀文与大流士的貝希斯敦銘文〔21〕之間。这个缺口之大几乎等于塔西佗的拉丁文和842年斯特拉斯堡誓約〔22〕的法文之間的缺口。现在鉄尔-埃尔-阿瑪尔那的文字和波伽茲科易的档案告訴了我們許多公元前第二千年代中叶——即武士制度的吠陀时代——的人的和神的“雅利安”名称。提供这些名称的是巴勒坦和叙利亚。然而爱德华·迈尔认为，〔23〕它們是印度的而不是波斯的，而且现在所已經发现的数碼字〔24〕的情形也是一样。没有所謂波斯人这样一个单位，也没有象我們的史学作家所說的其他任何“民族”的单位。他們是印度的英雄們，向西奔馳，以他們的貴重武器即战馬和他們对于功名的渴望使自己在日趋衰老的巴比伦帝国到处被感到是一份力量。

約在公元前600年时，拍息斯在这个世界中出现了，它是一个小小的区域，它的人口是在政治上結合一致的务农的野蛮人。希罗多德說，在这个国家的部落中，只有三个是属于眞正的波斯民族的。这些古代武士們的語言是不是在山里存在过呢？“波斯人”这个名称眞是一个轉为民族的地名嗎？非常相似的米太人只有一种地方的名称，在那里，一个上层的战士阶层由于重大的政治成就，懂得了自己是一个单位。在薩貢及其继承者的亚述文献中（約在公元前700年时），和非雅利安的地名在一起发现了无数的“雅利安”人名，全部都是領导人物，但提革拉毗色四世（公元前745—727年）把他們叫做黑头发的民族。〔25〕只是到了后来，居魯士和大流士的“波斯民族”才由許多源流不同、但在生活經驗方面养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内在一致性的人形成起来。但不到两个世紀以后，当馬其頓人結束了他們的統治的时候——这种形式的波斯人是否已經不再存在了呢？（公元后900年时，在意大利是否还有一个伦巴第民族呢？）当然，波斯的帝国語言的广泛传播及几千个来自波斯的成年男子分布在軍事和行政事务的巨大系統中一事一定早已引起了波斯民族的瓦解，代替它的是意識到自己是一个政治单位的具有波斯名称的上层阶級，他們当中很少有人配称作波斯侵入者的后代。〔26〕事实上，甚至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看做是波斯历史的舞台。从大流士到亚历山大时期中的許多事件，一部分发生在北美索不达米亚（就是說，在一种說阿拉米語的居民中）一部分发生在古西尼尔以下各处，但拍息斯在外，在那里，薛西斯所开始的美丽建筑始終没有实现。继起的阿基曼尼德时期的帕提亚人是一个蒙古部落，它曾采用一种波斯方言并企图在这个民族中亲自把波斯的民族感情体现出来。

在这里，波斯宗敎成了一个不亚于种族和語言的困难問題。〔27〕学者們曾把宗敎同种族和語言联系起来，好象这种联系是不言而喩的，因而研究这个問題的时候总要涉及印度。但是这些陆地北欧海盜〔28〕的宗敎不是和吠陀有联系而是和吠陀相等同的，波伽茲科易原文中密多罗-婆楼那及因陀罗天-那沙多阿諸神成双的情形〔29〕說明了这一点。从这种在巴比伦世界中保持精神的宗敎中出现了瑣罗亚斯德，他出身于民族的下层，是一个革新家。大家知道，他不是一个波斯人。他的創造（我希望我能說明）是把吠陀宗敎变成阿拉米的世界瞑想的形式，其中已經有了枚斋信仰的模糊开端。提婆，古印度信仰的神，变成了塞姆人的魔鬼和阿拉伯人的神怪。在这种农民的宗敎中，耶和华同别西卜〔30〕的关系恰如阿胡拉馬茲达同阿利曼的关系是一样的，这种农民宗敎主要是阿拉米人的，所以它的基础是一种伦理二元的世界感情。爱德华·迈尔〔31〕曾經正确地确定了印度人与伊朗人的世界观之間的差别，但是由于他的錯誤前提，他未能认識它的起源。瑣罗亚斯德是以色列先知的一位旅伴，他們象他一样同时也改变了民族的旧的（摩西-迦南的）信仰。有意义的是，整个末世論是波斯与犹太宗敎所共有的，阿維斯塔經原来（在帕提亚时期）是用阿拉米文写的，后来才譯成培利維文。〔32〕

但在帕提亚时期，在波斯人和犹太人中已經出现了一种深刻的本质变化，它使部落性的結合不再成为民族的标記，而使正敎信仰成为民族的标記。〔33〕一个犹太人如果信仰馬茲达敎义就变成了一个波斯人；一个波斯人如果变成了基督徒就属于聶斯托利“民族”。北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文化的故乡——的十分稠密的人口，按民族一詞的这种意义說来，一部分是属于犹太民族的，一部分是属于波斯民族的，这种意义完全和种族无关，同語言的关系也极少。甚至在耶穌誕生之前，“异敎徒”这个詞旣指非犹太人，也指非波斯人。

这个民族是薩薩尼帝国时代的“波斯民族”，并且和这一事实有联系的是，我們发现，培利維文和希伯来文同时消失了，阿拉米文成了两个团体的祖国語言。如果按雅利安人和塞姆人說，鉄尔-埃尔-阿瑪尔那通訊〔34〕时代的波斯人是雅利安人，但不是“民族”；在大流士时代，他們是一个民族，但沒有种族；在薩薩尼时代，他們是一种信徒的团体，但源出塞姆族。并没有什么从雅利安族分枝出来的原始波斯“民族”，也没有所謂波斯人的通史，至于那三份只因某种語言关系而放在一起的特殊历史甚至連一个共同的历史舞台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