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怎样从事政治呢？天生的政治家首先是一个評价者——一个对人們、局势和事物的評价者。他具有一种毫不躊躇地和不屈不挠地領悟全部可能性的“眼力”。馬匹的鉴定者在一瞥中就能了解一匹馬，就知道这匹馬在竞賽中能有什么希望。不“认識”一件事情就能正确地做好那件事情，双手不知不觉地能把馬銜勒紧或放松——这种才能与理論家的才能是恰恰相反的。一切存在的秘密节奏在他身上和在历史事件中是同一样的。天生的政治家和历史事件彼此感到，相互依存。务实的人是不冒实行感情政治或計划政治的危险的人。他不相信冠冕堂皇的言詞。彼拉多的問題——什么是眞理？——时刻挂在他的口边。天生的政治家置身在眞伪之外。他不混淆事件的邏輯和体系的邏輯。“眞理”或“錯誤”——在这里是一样的——对他只是一些理智的思潮，只是关于作为方面的。他測度它們的力量，持續性和方向，并恰当地把它們納入他对他所支配的权力之命运的計算中。当然，他有他所珍視的信念，但他是作为一个私人具有这类信念的；沒有一个眞正的政治家曾在行动的时候感到自己要受这类信念的約束。歌德說“，实行家总是沒有是非心的；除了旁观者，誰也沒有是非心。”这种說法对苏拉和罗伯斯庇尔与俾斯麦和庇特是同样正确的。伟大的教皇和英国的政党領袖，在他們尚須爭取优势时，他們的行动原則和一切时代的胜利者和暴发戶是一样的。以几乎使教会統治了全世界的英諾森三世的作为为例，就可以从中得出获得胜利的教义問答；而那是与一切宗教道德极端矛盾的。可是不这样做，世間就不会有任何教会得以存在，更不会有英国的殖民地、美国的富豪、获胜的革命、或与此有关的一般国家、政党或民族。无是非心的是生活，不是个人。

因此，重要的是了解一个人为之而誕生的时代。誰不感到和理解时代的最秘密的力量，誰不感到自己的心中具有同样的东西驅使他沿着一条不被概念所限制和规定的图路前进，誰相信当代的皮相、輿論、和冠冕堂皇的詞句与理想——誰就沒有处理时代事变的材干。他受事变的支配，不是事变受他的支配。不要从过去去寻求計算尺！更不要旁求制度等等。有的时代，例如我們自己的现代和革拉古时代，其中有两种极不相容的理想主义，即反动的理想主义和民主的理想主义。一个相信历史可以倒退，另一个相信历史的目的論。但二者都不可避免地要失敗，二者都使一个它們有力支配其命运的民族受到失敗的連累；不管它們是把那民族当作一种記忆的牺性品，还是把它当作一种观念的牺牲品。眞正的政治家是化身的历史，历史的方向性表现为个人的意志，历史的有机的邏輯則表现为个人的性格。

但是眞正的政治家还必須是一个广义的教育者——不是一种道德或一种学說的代表，而是一种作为的典范。〔7〕宗教不曾改变过生存的风格，这是一件明显的事实。宗教渗透醒觉的意識、有智性的人，它对另一个世界作出新的解释，它通过博爱、舍弃和忍耐到死的途径創造了一种巨大的幸福，但对生活的力量，它是沒有支配能力的。在生活的領域里，只有伟大的人品——跟那种人品分不开的“彼物”、种族、小宇宙的力量——才是有創造性的（不是形成，而是培养和訓练），才有效地改变过整个阶級和民族的型式。不是“眞理”或“善良”或“正直”，而是“罗馬人”或“清教徒”或“普魯士人”，才是一件事实。荣誉和义务、紀律、决断的总和不是一种从书本上学来的东西，而是在存在之流中被一个活的典范所喚醒的；这就是为什么腓特烈·威廉一世是一个对一切时代都很伟大的教育者之一的原因，他的种族形成的个人行动在若干世代中都不消灭。眞正的政治家不同于那种“純粹的政客”——为了竞技的乐趣而运动的运动員，历史頂峰上的暴发戶，追求財富和地位的人——也不同于具有一种理想的教师，这是由于他敢于要求牺牲，而且得到了牺牲之故，因为他感到他是时代和民族所需要的，这种感觉为千千万万的人所共有，使千千万万的人得到彻底改造，使他們能够做出否則他們决做不出的事业。〔8〕

不过，最高貴的还不是行动，而是統率的才能。使个人脫穎而出，成为一个行动世界的中心的，正是这种才能。有这么一种統率，它能使服从变成一种足以自豪的、自由的和高貴的习慣。那种才能，例如拿破仑就沒有。拿破仑身上的僚属眼界的残余使他不能把人訓练成人，而不成为办事員，使他通过法令而非通过人物来进行統治；由于他不理解这种最微妙的統率机智，因之，一切眞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就不得不由他自己去作，他由于无力解决他的地位对他的要求与才力有限之間的矛盾，于是慢慢地就垮了。但是一个具有完善的人性中的这种至高无上的天賦的人，例如愷撒或腓特烈大帝，——当战斗正以破竹之势向期望中的結局开展，且胜利正在成为战役的結局时，或当完結一个历史时代的条約最后签字时——他会感到一种惊人的权力感，那是談眞理的人所决不能知道的。有这样的时刻——这种时刻表示宇宙长流的极点——那时个人感到自己与命运，与世界的中心是同一的，觉得自己的人品几乎就是未来的历史将要用以遮盖其本身的一种穿戴。

头一个問題是要使自己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第二个問題不如第一个問題明显，但它的終极影响更坚实、更伟大，就是要創造一种传統，要带动别人，使自己的事业可以按照自己的脉息和精神去继續，要释出一种不需要原来的領袖去使其合乎形式的同样的活动之流。这样，政治家就成了古典世界无疑地要称之为神的东西。他成了一种新生活的創造者，成了一个年輕的种族的精神上的祖先。他本身，作为一个单位，不要多少年就从长流中消失了。但是由于他的召喚而出现的少数人会担負起他的事业，把它无限地保持下去。这种宇宙秩序的东西，这个統治阶层的心灵，是一个个人所能产生并作为一种遺产留传下来的，在整个历史中产生持久效果的正是这种东西。伟大的政治家是少有的。他来不来到，贏不贏得胜利，太早了还是过迟了，那是偶然事故所决定的。伟大的个人往往破坏多于建設——这是他們的死亡在事变之流中所造成的缺口所使然的。但是传統的建立意味着偶然事故的消灭。传統培养出一种未来能予考虑的水平較高的常人——不是愷撒，而是一个元老院，不是拿破仑，而是一个无与匹敌的軍官团。一种强有力的传統从四面八方吸引人才，小小的天賦能够产生伟大的結果。意大利和荷兰的繪画学派可以証明这一点，不亚于普魯士的軍队和罗馬教廷的外交所証明的。跟腓特烈·威廉一世比起来，俾斯麦有个很大的缺憾，就是他能够作出成績、但沒有能形成一种传統；他沒有一个与毛奇的軍官团相匹的相应的政治家族系，这些政治家应在感情上使自己同俾斯麦的国家及其新的任务等同起来，应經常从下面选拔人才，从而为永远继續俾斯麦的行动节奏作好准备。若是这一創造传統的努力沒有获得成功，那就沒有同质的統治阶层，而只有在意外事件前束手无策的一团人的堆积。若是获得了成功，我們就会有一种統治民族，其意义是这种民族可以受之无愧的，在事实的世界中是可能的——即，一个具有稳固而逐步成熟的传統的、受过高度訓练的、自我补充的少数，这少数人把每个有才能的人吸引到那迷人的圈子中，充分地加以利用，并在事实上同它所統治的民族的下余部分是协調的。这样的一个少数甚至开始时只是一个政党，也能慢慢地发展成为一个眞正的“人种”，它的决策之稳定可靠就成为血統的，而非理性的。但这是說，它所做的是“自行”发生的，不需要天才。可以說，伟大的政治取代了伟大的政治家。

那末，什么是政治呢？政治是关于可能的艺术——这是一句老話，几乎是一句无所不包的話。园丁能从种子得到一种植物，或改良植物的品种。他能使深藏在植物里面的傾向、它的生长和顏色、花和果盛开或雕謝。植物的完成，它的力量，它的整个命运有賴于园丁对可能性，因而是对必然性的眼力。但是植物存在的基本形状和方向，它的阶段和速度及方向，却不是他的力所能及的。植物必須完成这些事項，否則它就会枯萎，我們称之为“文化”的巨大植物和离不开其形式世界的人类家族的存在之流，也是这样。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民族的园丁。

每一个实行家都是生于一个时代且为一个时代而生的，因而他可取得的成就的范围是固定了的。对他的祖父，对他的孙子，基准，因而也是任务和目标，都不一样。由于他的人品的限度、他的民族的特性、局势以及他必須共事的人等关系，范围就弄得更加狹小了。大政治家的特色是，他对这种限度很少发生誤解，同样，他也很少忽略限度以內任何可以实现的事情。因此，——这一点是不能过份重复的，尤其对德国人是这样——他能准确地辨别什么是“应当”做的与什么是将要做的。国家的基本形式和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它們的演变的方向和程度，都是不可变更地取决于一定时間的一定价值的。它們是政治成就的途径而不是政治成就的目标。反之，崇拜政治理想的人却从一无所有中去創造。他們的才智上的自由是惊人的，但是他們那些由智慧和正直、自由和平等之类的空洞概念所构成的心理上的空中楼閣，結局都是一样的；那些空中楼閣是从楼上往下建成的。至于事实的主人，則滿足于不知不觉地指导他所见到的和认为簡单明显的现实。这一点看起来好象算不了什么，可是，按自由的宏伟意义說，它却是自由的出发点。訣窍在于小事情，在于最謹愼地掌舵，在于对集体和个人的心灵的最脆弱的振动具有敏感。政治家的艺术不仅在于清晰地认清面前制定得不偏不倚的主要路綫，而且也在于有把握地对付在路綫上遇到的个别事件和个别人物，这就能把一件逼在眉睫的灾难变成一个决定性的胜利。一切胜利的密訣都在于对那些不显目的事情的組織。一个內行的名手，例如塔里兰，作为战敗一方的大使去維也納，使自己变成了胜利者的主人。在卢加会議上，处境瀕于絕望的愷撒，不仅使庞培的权势变为有利于他自己的目的，同时还暗中伤害了庞培的权力，而他的对手却沒有觉察到这一事实。但是可能的領域也有危险的边緣，如果說巴罗克时代的伟大外交家們的完善的机智几乎經常保持清醒，那末，經常被“可能”絆倒就是理想家們的特权了。历史中有过轉变期，这时候，国家巨匠也曾暫时随波逐流，以免丧失領导地位。每一个局面都有它的伸縮限度，对那限度的估計，那怕最微小的一点点錯誤都是不容許的。一次达到爆发点的革命，永远是一种証明，証明統治者及其敌方是缺乏政治节奏的。

此外，必須作的就須及时地作到——就是說，当它是一种統治者能借以为自己买得信任的礼物的时候去做，反之，如果当它作为一种牺牲必須去让予，那就会暴露弱点，引起輕視。政治形式是一种无情地遵循着一个一定的方向而变化的活的形式，阻止这一进程或使之轉向某种理想就是承认自己“不合条件”。罗馬貴族具有这种节奏方面的一致性。斯巴达人則沒有。在民主政治的上升时期，我們一再看到（如在1789年以前的法国和1918年以前的德国）一个致命的时刻的到来，那时把必需的改革当作一种自願的礼物已經太晚了；当时应該最坚决地加以拒絕的东西却被当作一种牺牲拿出来，因此就变成了瓦解的信号。但是沒有及时发现第一次的需要的人就一定越发不会誤解第二次的局面。甚至前往卡諾沙的行程也可以进行得过早或过晚——适时可以决定整个整个民族的前途是成为其他民族的命运，还是本身成为另一民族的命运的对象。但是沒落中的民主政治也重复了同样的錯誤，它想坚持过去的理想。这是我們二十世紀的危险。在走向愷撒主义的路上永远可以发现一个伽图。

一个政治家——甚至一个地位特别巩固的政治家——对政治方法所具有的影响是很小的，大政冶家的特征之一，就是他在这个問題上不自己騙自己。他的任务是从他在生存里所发见的历史形式中并利用这一形式去进行工作；只有理論家才热衷于寻求更理想的形式。但是要在政治上“合乎形式”就必然意味着格外要无条件地掌握最新式的手段。这里沒有选择的余地。手段和方法是与时間有关的前提且属于时間的內部形式——誰在不适当的时間去掌握，誰容許自己的趣味或感情去压服身上的脉息，誰就立即丧失了他对现实的掌握。貴族政治的危险在于它在手段方面的保守，民主政治的危险則是对公式和形式的混淆。现今的手段是，今后許多年也将是，議会的——即选举和报紙。政治家可以随意看待它們，可以尊重它們或是藐視它們，但是必須掌握它們。巴哈和莫扎尔特掌握了他們那时代的音乐手段。这是在任何領域中取得优势的标志，經邦治国也不例外。原来，表面上公开看得见的外部形式不是本质，而仅是伪装，因而它可以改变，可以合理化，可以写成宪法条文，而无須使其实际受到半点影响，因此，一切革命者的野心就得以在历史的表面上玩弄权利、原則和选举权等把戏。但是，政治家懂得：跟投票的技术——雅典的或罗馬的、雅各宾党的或美国的或当代德国的——比起来，选举权的扩大是很不重要的。英国的宪法无論怎样解释，事实上是被少数上层家族所操纵的，因此一个爱德华七世不过是他自己的內閣中的一位大臣而已，这样一比，英国宪法的意义就很小了。至于现代报紙，当它在宪法上规定是“自由的”时，感情主义者就会感到心滿意足——但现实主义者則只問它是供誰支配的。

最后，政治是民族集体中的某个民族借以完成其历史的形式。高明的艺术在于保持自己民族內部的“健全状态”，以适应外部的事变；这是对內和对外政策的自然关系，这不仅适用于民族、国家和等級，且适用于每一种生存的单位，直到最簡单的动物群和个别的实体。而且，在二者之間，对內政治全然是为对外政治而存在的，而非相反。眞正的民主主义者慣于把国內政治看成本身就是目的；一般外交官則只考虑外交事务；但是正因如此，每一方面的个别成就就都“不解决問題”了。毫无疑問，政治能手在內政改革的策略上，在其經济和社会活动上，在維持整体的公开形式、使“权利和自由”二者都与当时的风尚相协調而同时又具有效力的机智上，及在对一个民族要“处于健全状态”所必不可少的感情如信任、对領导的尊重、权力意識、滿足以及（必要时的）热情的培养上，都极其显著地显示出他的能力。但这一切的价值，都取决于它与高級历史的下列基本事实的关系——就是，一个民族在世界上不是孤零零的，它的前途将由它对其他民族和强国的力量对比，而非由它的純粹內部安排来决定。另外，普通的人不是怎样有远见的，为了其余的人的利益而必須具有这种品质的乃是占統治地位的少数人，除非有这样一个少数，政治家找不到他可以用来实现他的目标的工具。〔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