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罗馬的世界統治，就其本身来說，是一种消极的现象，它不是单方面精力过剩的結果——自从撒馬一役以后，罗馬人就不曾有过精力过剩了——而是对方缺乏抵抗力的結果。罗馬人并没有征服世界，这是肯定的；〔49〕他們只是擄掠了人人可以掠到的战利品。罗馬帝国的出现，不是那成为布匿战爭的特征的极度軍事努力和財政努力的結果，而是由于古老的东方放弃了一切外部自决权之故。我們不要被輝煌的軍事胜利的表面现象弄迷糊了。卢古魯斯和庞培率領不多几个訓练不佳、指揮不善、士气不高的軍团。征服了全部国土——这现象在伊布索战爭时期是不可思議的。密司立对提的危机对于一份从来没有受过眞正考驗的实力說来是够严重的，对于汉尼拔的战胜者也許算不了什么。撒馬以后，罗馬人就没有再与一份强大的武力作过战或有与它作战的能力了。〔50〕他們的古典战爭是对薩謨奈人、皮洛士和迦太基的战爭。他們的光輝时刻是康奈之战。要連續若干世紀保持英雄的姿态是任何民族的力量所达不到的。普魯士——德意志民族有过三次伟大的时刻（1813年，1870年和1914年），这就比别的民族所已有过的多了。

所以，我认为应当把帝国主义看作消逝中的典型象征；它的化石，例如埃及帝国、罗馬帝国、中华帝国、印度帝国是可能千百年地继續存在下去的——作为一些死尸、一些无定形、无精神的人群，一种伟大历史的碎片而存在下去。帝国主义就是没有摻假的文明。西方的命运现在正不可避免地陷入这种现象的形式中。文化人类的精力是向内的，文明人类的精力是向外的。所以我在席西尔·罗得斯身上看到了新时代的第一个人。他代表了那种远距离的、西方的、条頓的、尤其是德意志的未来的政治风格，他說的“扩张就是一切”乃是每一完全成熟了的文明——罗馬文明、阿拉伯文明、或中国文明——的内部傾向的拿破仑式的重申。这不是一个选择問題——不是出于某些个人的有意識的願望，甚至不是某些整个阶級或民族的意願所决定的。扩张傾向是一件劫数，是一件有魔力的大事，它紧抓着、强使着、耗尽着世界城市阶段的晚期人类，不管你願意不願意，觉得不觉得。〔51〕生活就是实现可能性的过程，对于有头脑的人是只有外扩的可能性的。〔52〕今天，半发展的社会主义正在极力反对扩张，有朝一日，它自己就会带着宿命的全付激情，变成一个头等的扩张主义者。在这里，政治的形式語言作为某一类型的人类的直接的理智表现，就接触到了一个深刻的形而上学問題——接触到了一件由于承认因果律无条件地有效而被肯定了的事实，就是，心灵是它的外扩的补語。

在公元前480至230年間，〔53〕中国的一群国家在走向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原則（連横）在“罗馬式”的国家“秦”〔54〕格外得到实行，它的理論上的代表是哲学家张仪。王詡是一个淵博的怀疑論者，他对于这种“后期的”人和政治上的可能性是不存任何幻想的。一种国际联盟的观念（合纵）主要是从王詡得来的〔55〕，它攻击帝国主义的原則，但是完全无效。双方都反对老子的及政治的唯心主义，但在他們两者之間，順应扩张主义文明的自然趋势的是連横而不是合纵。〔56〕

罗得斯可以看作西方型愷撒的先驅者，他的日子是会来到的，虽則离来到还远。他处在拿破仑与以后几世紀的有力人物之間的中途，正如弗拉米尼烏斯（从公元前232年起就迫使罗馬人去征服山南高卢，从而开拓了殖民主义扩张政策）处在亚历山大与愷撒的中途一样。严格說来，弗拉米尼烏斯是一个私人身份的人——因为他的眞实权力不是来自任何法定的职位——他是在国家观念正向經济因素的压力让位时对国事产生支配性影响的。就罗馬而論，他是反对愷撒主义的主型人物；从他起，服务国家的观念就完結了，代之而起的是忽視传統、只顾实力的“权力意志”。亚历山大和拿破仑是浪漫主义者；他們虽則处于文明的前夜，〔57〕呼吸着它的冷淸空气，但亚历山大幻想自己是一个阿奇里，〔58〕而拿破仑則閱讀少年維特之煩恼。愷撒相反，他是一个理解力极强的純粹注重实际的人。

但是，政治上的成功，对罗得斯来說，也只意味着領土方面和財政方面的成功，沒有别的。对他自己身上的这种罗馬味，他是完全知道的。但西方文明还没有这么有力地、純粹地形成。这位牧师的儿子，赤手空拳地被派到南非洲去，发了大財，并把发得的財用来推动政治目的，他是只有面对他的地图时才陷入詩情般的遐想中的。他的从好望角到开罗的横貫非洲鉄路的想法；他的南非帝国的設計；他强迫矿业巨头把財富用来为他的計划服务时对他們的硬心腸所施的智能控制；他的首都部拉瓦約，它被堂皇地設計出来作为一个大权在握但与国家尚无明确关系的政治家的日后府邸；他的战爭；他的外交理想；他的道路系統；他的辛迪加；他的軍队；他关于有头脑的人“对于文明的巨大責任”的概念——所有这一切都是博大而且吸引人的，都是未来的序幕，这个未来在等待着我們，西欧人类的历史肯定地将以它而告結束。

誰若是不懂得这种結果是必不可免的、不容修正的，不懂得我們的选择只能是情願这样或一无所願，只能是牢附这种宿命或对未来和生活本身悲观失望；誰若是不能从强有力的智慧的实现中、从鉄石般性格的精力与风紀中、从以最冷酷最抽象的手段进行的战斗中也感到庄严壮丽；誰若是迷恋地方居民的唯心主义，想过过去时代的生活——誰就应該放弃理解历史、在历史中生活、或創造历史的一切願望。

这样去看，罗馬帝国就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了，而是一种严格的和精力飽滿的、大城市市民的、以实际为主的精神的正常产物，是历史上經常出现而只有在这里才被指认出来的一种終极的、不可逆轉的情况的典型。

因此，应当认識到：

历史形式的秘密并不浮在表面；它不能从服飾和台景的类似去領会；人类历史和动植物历史一样，有些现象表现出虛假的类似，实际并无任何内在联系——例如查理曼和訶伦·阿尔·拉西德、〔59〕亚历山大和愷撒、日耳曼人对罗馬的战爭和蒙古人对西欧的屠杀——另外一些现象外表絕无相似之处，但具有同一的意义——例如图拉眞和拉美西斯二世、布尔邦家族和雅典平民、穆罕默德和毕达哥拉斯。

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一直是被看作世界历史上升直綫的頂点的，其实它是从每一完全成熟了的文化中都能看到的一个生活阶段——这个生活阶段的特征不是社会主义者，印象主义者、电气鉄路、魚雷和微分方程式（因为这些东西都不过是时代的实体要素），而是不仅具有这种种东西并具有其他創造可能性的文明精神。

正如我們自己的时代所代表的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必然要出现的过渡状态一样，在西欧今天的状态以后，是会另有輪廓十分鮮明的状态要出现的（犹如过去历史上所不只一次地出现过的），因此，

西方的未来不是永远向着我們今天的理想无限地上升和前进的，而是一个单个的历史现象，在形式和时限方面有着严格的限制和划分，它将延綿几个世紀，它是能从可供利用的先例去察看和实质地加以估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