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世界都市”的石像树立在每一个伟大的文化的生活进程的終点上。精神上由乡村所形成的文化人类被他的創造物、城市所掌握、所占有了，而且变成了城市的俘虏，成了它的执行工具，最后成为它的牺牲品。这种石料的堆积就是絕对的城市。它的影象，象它在人类眼前的光的世界中显得极尽美丽之能事那样，内中包含了确定性的已成的事物（thin g-become）的全部崇高的死亡象征。哥特式建筑中的渗透着精神的石料，經过一千年的风格演化，已經变成了这样一种恶魔性质的石的荒野的无心灵的原料。

这类終极的城市完全是智性的。它們的房屋不象爱奥尼亚和巴罗克式的房屋一样，已經不再是古老的农民房屋的派生物了，而文化則是从农民的房屋中把自己的靑春带到历史中去的。一般說来，在这类房屋中，灶神、門神、家神已没有任何立足之地了，它們仅仅是一些由于需要而不是由于血統，由于商业精神而不是由于感情所形成的屋宇。只要火灶作为一个家庭的实际的和眞正的中心而具有一种虔敬的意义，房屋和乡村的古老关系就还没有完全消灭。但当火灶也随着其他一切归于湮没的时侯，房屋海洋中的成群的房客和投宿的旅客也象“前”时期（“Pre-”time）的猎人和牧民一样，从一个藏身之处到另一个藏身之处过着漂泊的生活时，智性的游牧民就完全发展起来了。这种城市就是一种世界，它就是世界。只有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种人类的住处，城市才具有意义。房屋則仅是构成城市的石头。

古老的成熟了的城市及其敎堂、市政厅和高山墙的街道所組成的哥特式核心，及其古老的城墙、望楼和城門，它們被巴罗克式的更为輝煌活泼、更为精致的貴族的房屋、宮殿和礼拜厅所围繞，开始以其成倍地增加的兵营式的公寓和公用建筑从各方面不成形式地大量侵入衰落中的乡村，以拆除与重建的方式破坏了旧日的高貴的一面。站在一个旧望楼上俯視那房屋的海洋，我們在这历史存在的石化现象中正好看到了那种时代，它标志有机生长的終結和无机的、因而是无限堆集过程的开端。这时也出现了那种純粹智性地滿足于适合目的之物的人为的、数学的、完全非乡村的产物，即城市建筑师的城市。在一切文明中，这类城市同样追求一种象征无心灵的棋盘形式。整齐的长方形建筑使在巴比伦的希罗多德和在登諾支鉄特兰的科尔蒂斯大吃一惊。在古典世界中，一系列的“抽象”城市是从丘里开始的，它是米利都的喜坡达馬斯在公元前441年“設計”的。随之是普頼伊尼（它的棋盘式构图完全不考虑房址的起伏）、罗德斯和亚历山大里亚，而且依次成为帝国时代的无数地方性城市的模范。根据計划，伊斯兰的建筑师从762年起建設巴格达，一百年后又建設巨大的薩麻拉城。〔22〕在西欧和美洲，1791年华盛頓的經营是第一个重大的例子。〔23〕沒有疑問，中国汉朝和印度孔雀王朝的世界城市也具有与此相同的几何模式。甚至在现在，西方文明的世界城市远没有达到它們发展的頂端。我想，远在公元两千年以后，为一千万到两千万居民設計的城市将扩张到乡村的广大地区上去。它們的建筑物将使今天最大的屋房显得矮小，那时对运輸与交通的想法将是我們认为空想得有点类于疯狂的。〔24〕

甚至在其存在的这种最后状态中，古典人类关于形式的理想仍然是实体点。我們现有的巨大城市表明我們是不可抗拒地向往无限的——我們有侵入到广闊的乡村的郊区和花园城市，我們有巨大的星罗棋布的道路网，在建筑物宏布的地区中，我們有疾馳在又直又宽的街道上、地下和空中的受控制的交通工具——而眞正的古典世界城市則一向力求不去扩张，而去变得更加稠密——街道狹窄而紧促，不可能有迅速的交通工具（虽則在主要的罗馬大道上快速的交通是充分发展起来了的），人們完全不願意住在郊区，甚至不願有郊区。〔25〕甚至在这个阶段，城市必然要成为一种稠密完整的实体，最严格意义的oμa（实体）。在古典早期把乡村居民逐漸吸引到城市中，因而創立了城邦类型的統一运动（Synoecism）〔26〕，最后以荒謬的形式自行重演；每个人都要住在城市的中心，住在它的最稠密的核心，因为，否則他就不能觉得自己是一个城里人了。所有这些城市只是cités，只是内部的市鎭。新的統一运动形成了楼上的世界，而不是郊区。在74年，尽管罗馬拥有大量的居民，它的周围小得可笑，面积只有十九个半公里[十二英里]。〔27〕結果，这些城市的形体一般不在宽度上扩展，而是愈来愈向上面发展。罗馬的成排的公寓，如有名的菲里居累因苏拉（Insula Feliculae），〔28〕街道只有三至五米宽[十至十七英尺]，〔29〕而它的高度則是在西欧所从来没有见过的，只有在美洲的少数城市中才能见到。在朱匹忒神庙附近，屋頂已經达到山鞍的高度。〔30〕但是，輝煌的拥挤的城市总是充滿了可悲的穷困和堕落的习慣，同时，那些頂楼和双层屋頂，那些地窖和后院正在培养新型的原始人——在巴格达和巴比伦，正如在登諾支鉄特兰，及今天在伦敦和柏林一样。带奥多刺斯讲到有一个被废黜的埃及国王住到了罗馬某一个这类破敗的公寓楼上。

但是这种发展中的不幸、强迫、甚至淸楚地看得见的疯狂情形都不能抵消这类恶魔性质的創造物的吸引力。宿命的輪子要轉到它的終点；城市的誕生注定了它的死亡。开始和終結，一所农民的茅舍和一幢公寓之間的关系和心灵与才智、血与石之間的联系是一样的。但“时間”不是一种抽象的提法，而是表示不可改变性的实际的个名称。这里只有向前，从来不能向后。很早很早以前，一乡村生产了乡村市鎭，用她自己最好的血液养育了它。现在，巨大的城市把乡村吸干了，不知足地、无止境地要求并吞咽新的人流，直到它在几乎无人居住的乡村荒地中变得精疲力竭和死去为止。全部历史中这一最后奇迹的罪恶深重的美人一旦擄获了一个受害者，它是决不会放走他的。原始的人們能使自己从土地上解脫出来，到处漫游，但是智性的游牧民永远做不到。对大城市的怀恋比任何一种思乡病（no stalgia）更严重。对他說来，家就是这类大城市中的任何一个，而最邻近的村落也成了异域。他宁可死于人行道上而不願“回”到乡村。甚至对于这种虛夸的厌恶、对于五色斑烂的光輝的厌倦、那最后战胜了許多人的厌世感也不能使他們得到自由。他們把城市带到山岭或海洋。他們的内心失去了乡村，而且将永不能在外表重新得到它。

世界城市中的人类所以只能住在这种人为的立足之地而不能住在任何其他地方，是由于他的存在中的宇宙节奏老是在减少，而他的醒觉意識的紧张却变得越来越危险。必須記住的是：在一个小宇宙中，是动物性的、醒觉存在的方面跟着植物性的、存在的方面，而不是相反。节奏与紧张、血与才智、宿命与因果之間的关系就象繁荣的乡村和石化的城市、本身独立存在的东西和非独立存在的东西之間的关系一样。沒有宇宙节奏賦予生命的紧张就是走向烏有的过渡。但文明不是别的，而是紧张。各种文明中的出色人物的头脑是完全被一种极度紧张的表现所支配的。智慧不过是一种高度紧张状态的理解能力，在每种文化中，这类头脑就是文化的最后人物的类型——我們只要把他們和偶然出现在大城市街道生活漩渦中的农民的头脑比較一下，就行了。从农民的聪明——象在其他动物身上一样以被感到的生活节奏为基础的“狡猾”、天賦机智、本能——通过城市精神前进到世界都市市民的智慧——这个带有銳利的声音的詞的本身就表示了古老的宇宙基础的消亡——也可以描写为宿命感情的逐漸縮小和根据因果活动的需要的无限的增加。智慧是运用熟练而无生气及乏味的思想去代替无意識的生活。在一切种族中，智慧的面貌是相似的——其中倒退了的东西正是种族性。对存在的需要及其自明性的感觉愈微弱，則“闡明”的习慣愈发展，醒觉意識中的恐惧愈要用因果的方法使它平靜下来。因此，知識和可証明性就合而为一，而科学理論，因果性的神話就代替了宗敎。因此，抽象的金錢作为經济生活的純粹因果关系就与乡村的以貨易貨相对立，后者是节奏而不是一种紧张的体系。

紧张，当它已成为智性的时候，不知有其他的休息方式，而只知有世界城市所特有的方式——即，緩和、松弛、娛乐。眞正的游戏、生活的喜悅、愉快、酗酒是宇宙节拍的产物，它們在本质上是不再能被理解的了。但繁重的和强烈的脑力工作用相反的活动——有意識的和造作的愚弄——去緩和，智性的紧张用竞技的体力紧张去緩和，体力的紧张用对“愉快”的感觉上的追求及对賭博与竞爭的“刺激”的精神上的追求去緩和，日常工作的单純邏輯用有意識地去欣享的神秘主义去緩和——所有这一切都是一切文明中的世界城市所共有的。电影、表现主义、通神术、拳賽、黑人舞、扑克和賽馬——所有这一切都能在罗馬找得到。实在地，鉴賞家也可以把他的研究扩大到印度、中国以及阿拉伯的世界城市中去。我打算只举一个例子，就是，如果誰讀了“爱經”，他就会懂得佛敎为什么也投合人們的爱好，并且他就会用另一种大不相同的眼光去看待諾薩斯皇宮中的斗牛景象了。毫无疑問，它們的基础是一种祀拜，但祀拜之上充滿了风味，正如在罗馬大竞技場附近流行的对埃西女神的祀拜充滿了风味一样。

所以，当存在充分失去了根柢，醒觉的存在充分地紧张起来的时候，一种现象突然在历史的光輝中出现了，这种现象早已秘密酝酿成熟，现在出来結束这出戏剧——这就是文明人类的不育状态。这不是能够象一种簡单的因果关系那样好理解的（现代科学十分自然地企图去理解过）；它应被理解为是一种本质上向灭亡的形而上的轉折。世界城市中的最后的人类不再希望活下去了——作为一个个别的人，他可能依恋生活，但作为一个类型，作为一种集合体，情形就不一样了，因为这种集体生存的一种特征是，它消除了对死亡的恐怖。那种以严重的、不可解释的恐怖心来打击眞正的农民的事物，那种认为家和族可能消灭的看法现在已經失去了意义。有形世界中的血統关系的連續已不再是血統的一种任务，作为家系中最后一員的宿命已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劫数。不再有后裔了，并不是因为不能生育子女了，而主要地是因为强度已达高峰的智慧不再能找出要有子女的任何理由了。讀者可以自己用农民的心灵設身处地想想看。他从原始时代起就坐在自己的地段上，〔31〕他牢牢地抓住他的地段，用他的血統使自己依附在它上面。他作为祖先的后代和未来后代的祖先，生根在土地上。他的房屋，他的財产，在这里不是意味着人与物在簡短的若干年内的暫时联系，而是意味着永恒的土地和永恒的血統的一种持久的和内在的联合。只有从这种定居的神秘信念中，周期的主要阶段——繁殖、生和死——才派生了那种形而上的奇异因素，这种因素凝集在一切受土地束縛的人們所具有的风俗和宗敎的象征中。对“最后的人們”說来，这一切都成为过去了。智慧和不育在旧家族、旧民族和旧文化中联合在一起，这不仅是因为在每个小宇宙中，那过分紧张和受到束縛的动物性因素在侵袭植物性的因素，而且也因为醒觉意識认为存在一般地是受因果关系所調节的。智慧的人类所非常富有意义地、富有特色地标之为“自然的冲动”或“生命力”的东西，他不仅知道，而且从因果关系上加以重視，并按他的判断給它以在他的其他需要中所应有的地位。当一个富有敎养的民族在其日常思考中开始把“生育子女”看作一个該贊成或該反对的問題的时候，重大的轉折点就来到了。因为关于贊成与反对，自然是一无所知的。只要哪里生活是现实的，哪里就流行一种内在的有机邏輯，一种“彼物”一种动力，它完全不倚頼于醒觉存在及其因果連結，甚至没有被醒觉存在所觉察。原始民族的丰富的生育力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没有人想过，更没有人从它的有用或无用去加以判断过。当一个生活問題須要应用理性的时侯，生活本身就成問題了。那个时候生育的数量就开始加以謹愼的限制了。在古典世界中，这种措施被波里比阿哀叹为是希腊的毁灭禍根，但甚至在他的时日里，这种措施早已在大城市中被公认；在后来的罗馬时代里，这种措施变成惊人地普遍了。最初，人們还用当时的經济困难去加以解释，不久，便根本不須要解释了。在那时候，在佛敎的印度和在巴比伦一样，在罗馬和在我們自己的城市里一样，一个男人选择一个女人，不象农民和初民一样，不是要作为自己的儿女的母亲，而是要作为他自己的“生活伴侶”，这成了一个心理問題。易卜生式的婚姻出现了，这是一种“高級的精神結合”，在这当中，男女双方都是“自由的”——有智慧的人的自由，免于血統要求延續自己的植物性的冲动的自由，所以萧可以說“除非妇女抛弃她的妇女性、她对丈夫的义务、对儿女的义务、对社会的义务、对法律的义务、对于除了她自己以外的每个人的义务，她便不能解放她自己”。〔32〕原始的妇女，即农妇，是母亲。她从童年起就渴望的全部职业都包括在这一个詞里。但现在出现了易卜生式的妇女、伴侶、从北方的戏剧到巴黎的小說中的整个大城市市民文学中的女主角。她所有的不是儿女而是精神的冲突；婚姻是达成“共同了解”的一种精巧的艺术。这种不贊成有子女的人不論是那不肯放过任何社交机会的美国妇女，或是那害怕爱人离开自己的巴黎妇女，或是那“属于自己”的易卜生式的女主角，情形都是一样的——她們都属于她們自己，她們都是不生育的。同样的事实及与其有关的同样的論点也能在亚历山大里亚社会、罗馬社会、自然也能在每一个其他文明化的社会中找到——在佛陀所长大成人的社会中更能明显地找到。在希腊化文化中及在十九世紀，象在老子时代及斫婆伽派的学說〔33〕中一样，都有一种关于无子女的聪明的伦理，有一种关于娜拉和娜娜的内心冲突的文学作品。“大家族”在維特时代还是一件十分高貴的景象，现在变成一种地方性的现象了。大城市中一个多子女的父亲成了一种諷刺画的主題；易卜生并没有忽視这一点，而且把它表现在《爱的喜剧》一书中。

在这一水平上，一切文明进入了一个連續几世紀的惊人的人口减少的阶段。文化人类的整个金字塔消失了。它从頂端崩潰起，首先是世界城市，接着是地方性的城市，最后是乡村本身，乡村的最好血液不由自主地傾注到許多市鎭中去，但也仅能一时支持它們而已。最后，只有原始的血液活下来了，但它的最强的和最有希望的因素被剝夺了。这种残余就是費拉类型（Fellahtype）。〔34〕

如果有什么东西曾經指明因果关系是和历史无关的，那就是那人所熟知的远在日耳曼移民侵入之前就已自行完成的古典文明的“没落”。〔35〕罗馬帝国享尽了和平；它是富足的和高度发达的；它是組識得很完善的；它在它的皇帝中从涅尔瓦到瑪尔庫斯·奥理略具有一系列的統治者，它們是其他文明的愷撒主义所没有的。但人口迅速地大批地减少了。奥古斯都关于婚姻与子女的凌厉的法律——其中的婚姻法（Lex demaritandis ordinibus）使罗馬社会感到沮丧有甚于瓦魯斯軍团的敗亡——成批的过继、不断用野蛮人出身的兵士去塡补空竭了的乡村、涅尔瓦和图拉眞对穷困的父母的儿女的大量食物施舍——没有一件事能制止那一进程。先是意大利、然后是北非洲和高卢、最后是西班牙都变空虛，变荒凉了，而它們在早期皇帝們的統治下曾經是帝国中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普林尼的名言——今天在国民經济問題上这句話常常意味深远地被引用——“老实讲，大地产毁灭了意大利也毁灭了各行省，”〔36〕把事情的順序弄顚倒了；如果农民没有已被吸收到城市里去没有放弃他們的土地（如果不是公开地，至少也是内心地），大地产是永远不会达到这种程度的。最后，可怕的眞相在公元后193年培尔丁納克斯的命令中出现了，这个命令准許意大利或各行省的任何人占有无人照料的土地，如果他耕种这块土地，它就成为他的合法財产。研究历史的人只要严肃地注意其他文明，就能到处找到同样的现象。人口减少的现象可以淸楚地从埃及新帝国的背景中追溯出来，特别是从第十九王朝以降。象阿門諾菲斯四世在鉄尔-埃尔-阿瑪尔那的街道——50碼宽的，就古时候比較稠密的人口說来，是不可想象的。“航海民族”的进攻好容易才被打退——他們占有領土的机会当然不比第四世紀时面向罗馬世界的日耳曼人的希望更少。最后利比亚人对三角洲的不断的渗入，当他們的領袖之一在公元前945年掌握权力时——就象鄂多瓦在公元后476年之掌握它一样——达到了頂点。但在阿輸迦王以后的政治上的佛敎历史中也能感到同样的傾向。〔37〕如果馬雅人口被西班牙征服以后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实际上消灭了，而且他們的巨大的空城市重新被丛林所吞没了，这不仅証明了征服者的野蛮一野蛮行为在这方面如果对于一种年靑、多产的文化人类的自我更生的力量是无能为力的—而且証明了一种无疑地早在演进中的内部消亡。如果我們轉而考虑我們自己的文明，我們就发现，法国貴族的古老家族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在革命中被根絕的，而是自从1815年以来死亡了的，他們的不育状态蔓延到了資产阶級身上，1870年以后又蔓延到了农民身上，而大革命差不多重新創造了农民。在英格兰，尤其在美国——特别是在东部那些世系最好和最老的州里——罗斯福所抨击的“种族自杀”的过程早已大规模地开始了。

因此在这类文明中，我們到处可以看到，早期的地方性城市是空蕩蕩的，演化終結时的大城市也依次是这样。在它們的大堆石料建筑中住着很小一份費拉人口，他們住在那里就象石器时代的人住在洞穴里和湖上屋宇中一样。〔38〕薩麻拉是在第十世紀时被废弃的；阿輸迦王的首都华氏城当中国旅行家玄奘約在公元6年35前往游历的时候，是一处广大的完全无人居住的房屋的废墟，并且甚至于在科尔蒂斯时代，許多馬雅大城市一定也处在同样的情况中。从波里比阿以降的一系列古典作家的著作中，〔39〕我們讀到了关于古老、有名的城市，其中街道变成了空蕩蕩的錢条、塌倒的架子，家畜在广場和演武場上吃草，而圓剧場則变成了播种的田地，〔40〕点綴着凸起的雕像和神首石柱。罗馬在第五世紀时只拥有一个村落那么多的人口，但它的皇宮仍然是适宜居住的。

这就是城市历史的結束；从原始的以貨易貨的中心成长为文化城市，最后成长为世界城市，它首先为了它的壮丽的进化的需要，牺牲了它的創造者的血液和心灵，然后为了文明的精神牺牲了这种生长的最后隆盛时期——这样命定地走向最后的自我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