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簡单地說，有两种对待古典的方法——唯物論的方法和观念論的方法。第一种方法认为，天秤一端的下沉是起因于另一端的上升，并表示这种情形是不变地出现的（眞是一个惊人的定理）；这样因果并列，我們自然会发现，社会的和两性的事实，至少純粹政治的事实就被当作原因，而宗敎的、智能的和（如果唯物主义者承认它們是事实的話）艺术的事实就被当作結果了。在另一方面，观念論者表明，天秤这端的上升是由于那端的下沉，他們自然也能同样精确地証明他們的說法；这样一来，他們就沉湎于膜拜、秘仪、风俗，沉湎于向左舞歌与詩句的秘密中，而对平凡的日常生活，則几乎不屑一顾——对他們說来，这乃是尘世缺憾的一种不称心的結果。双方都死盯着因果关系，都表明对方不能或不願理解事物的眞实連系，最后都駡对方盲目、肤浅、愚蠢荒謬或无聊、离奇或庸俗。如果有人研究希腊的財政問題，不告訴我們得尔斐神諭的深奥意义，而去叙述神諭僧侶运用攢得的錢財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观念論者是会大为震动的。反之，对于不去写一本滿綴古代阶級斗爭的时髦标签的书，而浪費热情去研究仪式和亚狄加的靑年服装的人們，政治家是会对之发出高傲的微笑的。

前一类人从佩脫拉克起就有了征兆；这类人創造了佛罗棱薩、魏瑪和西方古典主义。后一类人是在十八世紀中期随着文明化的、〔33〕經济上的大城市市民（megalopolitan）〔34〕的政治的兴起而出现的，所以它的发源地是英国（格罗特）。归根結底，这是文化人类（culture-man）的各种概念和文明人类（civilization-man）的各种概念之間的对立，它的根源太深了，它的实质太合乎人性了，因而两种观点的弱点同样不能被看到或被克服。

在这一点上，唯物論者自己就是一个唯心論者。他的看法同样是建立在他的希望上的，尽管他并不願意也不指望如此。事实上，我們所有最优秀的才智之士在古典的图景前无不恭謹地低下头来，只有在这里，他們才放弃了他們的无拘束的批評任务。一种近似宗敎敬畏心的东西經常使古典研究的自由和力量受到阻碍，使它的史料变得模糊不淸。在整个历史中，再没有一种文化狂热地崇拜另一种文化記忆的同类情形。我們的热誠情形还可以从另一件事实中得到証明，就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一千年的历史被我們估价很低，为的是要有一个想象的“中”世紀把我們自己和古代联系起来。我們西方人在古典的祭坛上牺牲了我們的艺术的純洁性和独立性，因为不看看那“卓絕的范例”，我們是什么也不敢創造的。我們把自己最深刻的精神需要和感情投射在古典的图景上。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天才的心理学家来研究这一最为致命的幻觉，并把自从歌德以来我們所一直坚持不渝地膜拜的“古典的”故事告訴我們。如有几篇論文，就更有助于理解从南方的第一个牺牲者鄂图三世到最后一个牺牲者尼采的西方人的心灵了。

歌德游历意大利时，曾热心地談到帕拉第奥〔35〕的建筑，对于他的古板的、学院式的作品我們今天是以十分怀疑的态度来看待的：但是当他到了潘沛依的时候，他并不隐瞞他在經驗着“一种奇怪的、半不愉快的印象”时的失望心情，他对于柏斯坦和塞及斯塔的庙宇——希腊艺术的杰作——所要說的則是因惑和平庸。显然，当古典的古代以全幅力量和他面对面地相遇时，他并不认識它。其他的人也一样。他們有意不去多看古典的东西，这样，他們就保全了自己关于古典的内心影像——其实，古典是一种背景，是用来衬托他們自己所創造的，用自己的心血培育起来的生活理想的，它是一件装着他們自己的世界感情（world-feeling）的容器，是一宗幻景，一个偶像。阿里斯多芬、朱味納尔或庇特洛尼阿关于古典城市生活的大胆描写——南方的髒相与游民，恐怖与蛮狠，欢乐的男童与芙頼妮們〔36〕，生殖器崇拜与堂皇的秘密节宴飲等等——激起了专业研究者和业余爱好者的热忱，他們在今天的世界城市中也发现了同样十分可悲可厌的现实。《瑣罗亚斯德如此說》，“城市生活是坏的；那里貪婪的事情太多了。”他們贊揚罗馬人的国家感，但是看不起今天和公众事务发生任何接触的人。有这么一种学者，当他們把眼光从大礼服轉移到古罗馬人的外衣，从英国人的足球場轉移到拜占廷的竞技場，从一条横貫大陆的鉄路轉移到罗馬人在阿尔卑斯山中的道路，从一艘时速三十海里的驅逐舰轉移到一艘古希腊的三层桨战船，从普魯士人的刺刀轉移到罗馬人的矛，现在，甚至从现代工程师开凿的苏彝士运河轉移到法老开凿的运河时，他們的淸彻的眼光就被一种无法抗拒的魔力弄得恍惚迷离了。如果蒸汽机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希罗而不是其他人发明的，他就会承认它是人类热情的一个象征，是理知力的一种表现。对这类学者說来，似乎談罗馬的中央取暖設备和簿記术先于談对圣母的祀拜就是大不敬的。(https://www.daowen.com)

但是另一学派除了这些东西以外什么也看不见。对这不同于我們自己的文化的古典文化，它以为簡单地把希腊人看成与我們同义的人就能竭其精华，它用簡单的事实替換的方法，全然不顾古典的心灵就作出了自己的結論。彼时彼地所說的“共和国”、“自由”、“財产”之类的东西与此时此地所說的同类字眼，在意义上毫无内在关系，它是一点也不知道的。它取笑歌德时期的历史学家，因为他們誠实地把自己的政治理想用古典的历史形式表达出来，在拥护或譴斥名叫来喀古、布魯图斯、伽图、西塞祿、奥古斯都等偶像时，他們表现了自己的热情——而它自己如不反映晨报中的党派意见就一章书也写不出来。

不論用唐·吉訶德的精神去对待过去，或用桑乔·潘薩的精神去对待都是一样的。〔37〕两种办法都不能达到目的。总之，每一学派都把古典文化中最能表达自己的意见的那一部分突出出来——尼采突出苏格拉底前的雅典，經济学家突出希腊化时期，政治家突出共和国的罗馬，詩人突出帝国时期。

并不是宗敎的和艺术的现象比社会的和經济的现象更为原始，也不是相反。对于一个在展望这些现象时越出了一切个人兴趣的范围，获得了无条件的自由的人，这里就没有依存問題，没有优先問題，没有因果关系，没有价値上或重要性上的区别。个别具体事实之所以划入相对的等級，那只是由于它們的形式語言、它們的象征性的純洁性和力量精杂大小不同之故，完全不发生善恶、高低、有用和理想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