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城市的新心灵采用一种新語言，它很快地就和文化本身的語言等同起来。广闊的乡村及其村落人类受了伤害；它不再能了解这种語言，它感到狼狽，緘默无言。所有眞正的风格历史都是在城市中演出的。以有形形式的邏輯訴諸眼睛的完全是城市的宿命和城里人的生活經驗。最古老的哥特式风格仍然是土地的产物，它掌握田庄及其居民和内容。但是文艺复兴的风格只在文艺复兴的城市中风行，巴罗克风格只在巴罗克城市中风行——至于那完全属于大城市的哥林斯圓柱或罗可可式就更不用說了。这种种风格可能悄悄地渗进了景色中；但是乡村本身已經一点点創造力也没有了——它只有无言的厌恶。农民和他的住处本质上还是哥特式的，直到今天还是哥特式的。希腊的乡村保存了几何风格，埃及的农村保存了古王国的型式。

尤其重要的是，具有一份历史是城市的“面貌”的表现。事实上，这种面容的表现差不多就是文化自身的精神历史。最初，我們有哥特的或其他早期文化的小小原型城市（Pr oto-cities），它們几乎湮沒在景色中，它們仍然是一些拥挤在一座堡垒或神殿下的眞正农舍，而且没有精神变化地变成了市鎭房屋，这意思只是說，它們四周有了邻屋而不再有农場和牧場。早期文化中的各民族逐漸都变成了市鎭民族，因此就不仅有特定的中国式的、印度式的、阿波罗式的以及浮士德式的〔15〕市鎭形式，而且还有阿美尼亚式的和叙利亚式的、爱奥尼亚式的和埃特魯里亚式的、德国式的、法国式的和英国式的市鎭外貌。有一种斐狄亚斯的城市、一种伦勃朗的城市、一种路德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名称及格兰那达、威尼斯和紐伦堡等名称的本身就能立刻引起一些非常确切的意象，因为文化在宗敎、艺术和知識中所产生的一切东西都是在这类城市中产生的。导致十字軍远征的仍是武士的城堡和农村的修道院的精神，但宗敎改革則是市鎭性的，是属于狹窄的街道和具有陡削山墙的房屋的。表现和歌唱血統的伟大史詩属于行宮和城堡，但觉醒了的生活借以检驗自己的戏剧却是城市的詩歌，而有名的小說則是用解放了的才智来纵览所有人类的事物，是以世界城市为前提的。除去眞正的民歌，只有城市的抒情詩。除去“永恒的”农民艺术，只有城市的繪画和建筑，它們具有一种迅速的和轉瞬即逝的历史。

这些石质面貌把市民本身的人性納入了它們的光的世界，象市民一样，它們全是见解和才智——它們所說的形式語言多么响亮、多么不同于景色中的农村的囁嚅語言！这就是大城市的輪廓，它的屋頂和烟囱，地平綫上的望楼和圓屋頂！看一下紐伦堡或佛罗棱薩，大馬士革或莫斯科，北京或婆罗尼斯，我們就将得到一种什么样的語言。鉴于我們并不知道古典城市在南方的正午、在晨雾迷蒙和星光燦烂的夜間所呈现的外貌，我們对于古典城市又懂得什么呢？街道，有笔直的，有弯曲的，有宽的，有仄的；房屋有矮的，有高的，有亮的，有暗的，在一切西方城市中，正面对着街道，在一切东方城市中，背面的空墙、栏杆对着街道；广場和拐角的精神，有死胡同也有林蔭道，有噴泉也有紀念碑，有敎堂、庙宇或回敎寺院，有圓剧場也有火車站，有市場也有市政厅！市郊也一样，有整洁的花园别墅，也有杂乱的公寓、垃圾堆和份地；有时髦区也有貧民窟，有古典罗馬的素布拉区，〔16〕也有巴黎市外的圣澤門，有古代的貝宜，也有近代的尼斯，有布魯日和罗騰堡之类的小市鎭的景象，也有象巴比伦、登諾支鉄特兰、罗馬和伦敦之类的房屋的海洋！所有这一切都有其历史，都是历史。由于一件主要的政治事件——市鎭的面貌就变得錯杂不同了。拿破仑給与波旁王朝的巴黎、俾斯麦給那可敬的小小的柏林以一种新的容貌。但是乡村不爱影响地站在一旁，怀着猜疑与激动。

在最早的时候，景色的形象独自支配了人类的眼界。它为他的心灵提供形式，与其和諧共振。感情和森林的音响一同击节；草原和矮林在形状上、在序列上甚至在衣着上都是和景色相适应的。村落及其寂靜的丘頂、晚炊、甘泉、疏籬和畜群都完全溶合到、并且鑲嵌在景色中。乡村的市鎭証实了乡村，它是乡村图景的一种强化。首先和乡村对抗、以其輪廓的綫条反对自然、否定全部自然的是晚期的城市。它希望成为一种和自然不同并且高于自然的东西。这些高聳的山墙、巴罗克式的圓屋頂、尖閣和尖塔旣不是也不願意成为跟自然有任何关系的东西。宏伟的大城市，即作为世界的城市接着开始建立起来，它除了自己以外不能容忍别的东西的存在而且要去消除乡村的图景。一度謙逊地使自己适应那一图景的市鎭现在力求同一图景变得象它自己一样。在城外，大道、森林和牧場变成了公园，山岭变成了旅行家的风景区：而在城内則出现了一种模仿性的自然，用噴水代替噴泉，用花坛、人工水池和修整过的籬垣代替草原、池沼和丛林。在村落中，草屋頂还象小土丘一样，街道还象田間的隴畔一样。但大城市的图景則是一种高大的石质房屋之間的又深又长的峽谷，这些房屋充滿了有色的尘埃和离奇的喧囂，人們就住在这里面，这种情形是任何自然物所想象不到的。服装甚至面孔都是适应一种石料的背景的。白天，有奇形怪調的熙来攘往，晚上有一种新的賽过月光的光亮。无依无靠的乡下佬站在人行道上，什么也不了解，也不被任何人所了解，被人看作一个笑剧中有用的典型和这个世界上日用面包的供应者。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这是最主要的一点——如果我們不认識到城市由于逐漸地脫离了乡村并最后使得乡村破产，成为高級历史的进程与意义所一般地依从的决定性的形式，我們就根本不能理解政治与經济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

关于这一点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当然是古典世界，在古典世界中，关于存在的欧几里得式感觉〔17〕把城市观念和它的縮小外扩的需要联系起来，因而日益强調地把国家同个别城市的石质結构等同起来。但是，与这个例子十分不同的是，我們在每一种文化中（而且很快地）发现了那种都会城市的类型。它的名称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是一种以其精神及方法、目的和政治与經济上的决策支配乡村的城市。乡村及其居民是这种支配精神的工具和对象。乡村并不了解正在进行的事情，也没有人問过它。在所有晚期文化的一切国家中，重要的党派、革命运动、愷撒主义、民主政治、議会都是首都精神告訴乡村的一种形式，告訴它应当希望什么、告訴它一旦发出号召应当为了什么而去献出生命。古典的广場、西方的报紙主要是占統治地位的城市所拥有的智性机器。任何乡村居民如果眞正懂得这类时期的政治意义并且觉得自己合乎它們的水准，他就会迁移到城市中去，也許不是在身体方面，但一定是在精神方面。〔18〕农民的乡村的情感和舆論——如果能够說有这种情感和舆論的話——是受城市的刊物和言論所规定和指导的。底比斯就是埃及，罗馬就是世界（orbis terr arum），巴格达就是伊斯兰敎国家，巴黎就是法国。每个靑春时期的历史是在很多不同地区的很多小中心中演出的。埃及的諾姆、荷馬时代的希腊民族、哥特时代的州郡和自由城市都是古代历史的創造者。但是政策逐漸集中在少数几个都会中，其他一切只成了政治存在的影子。甚至在古典世界中，向城市国家原子化的傾向也不抵拒主要的运动。早在伯罗奔尼撒战爭期中，眞正掌握政策的也只是雅典和斯巴达，爱琴海的其余城市不过是雅典或斯巴达霸权中的組成成份而已；至于它們自己的政策，那已不再足道了。最后，只有罗馬城的广場才是古典历史的舞台。愷撒尽管可以在高卢作战，他的創子手尽管可以出征到馬其頓，安敦尼尽管可以打到埃及，但是，不管在这些战場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事件之所以获得了意义乃是由于它們和罗馬的关系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