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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的理智創造不是开始于宗教改革，而是开始于宗教改革以后。它的最典型的創造是自由科学。甚至对于路德来說，学識在实质上还是“神学的侍女”，加尔文还将自由思考的塞尔維特医师置諸火刑。青春时期——浮士德的青春时期与埃及的、吠陀的和奥缶斯的青春时期一样——认为它的使命就是通过批判来証实信仰。如果批判失敗，則批判的方法必然是錯誤的。知識是被証实的信仰，而不是被駁斥的信仰。

然而，这时城市知識之士的批判能力已經变得如此之大，因之它不再以肯定为滿足，而是必須加以試驗。那些被人相信的可能事物，特别是其中为理解力而非为內心所接受的那一部分，就成为剖析活动第一个明显的目标。这一点就使得青春时期的經院哲学与巴罗克时期的现实哲学之間有所区别——犹之乎它之区别新柏拉图派思想与伊斯兰教思想、吠陀經思想与婆罗門教思想、奥缶斯派思想与前苏格拉底思想一样。与宗教无关的（如果我們可以說）人类生活的因果关系、周围的世界、认識的过程和意义，成为一个問題。中王国时期的埃及哲学在这种意义上衡量生活的价值；与之相类似的，在最大的可能情况下，是公元前800至500年間的晚期的前孔子中国哲学。只有归之于管子（公元前645年逝世）的那本书为我們带来某些关乎这种哲学的模糊概念，尽管这些迹象是淡薄的，但它們却表明了占据着今天业已失传的一种純粹中国哲学的中心位置的是认識論和生物学的問題。

在巴罗克哲学內部，西方的自然科学独立存在。在其他文化中是沒有与之相类似的东西的。可以断言，这种自然科学从一开始就不是“神学的侍女”，而是技术上追求权力的意志的仆从，无論在数理上或在实驗上都指向那一目标——自其基础看来，是实用的机械学。由于它起初只是技术，后来才是理論，因之它必然与浮士德文化的人本身同样古老。因此，我們早在1000年左右，就可见到具有令人惊奇的組合能力的工艺作品。〔97〕早在十三世紀罗勃特·哥罗塞泰斯特〔98〕就曾把空間看成是光的作用。彼得·彼立格立努斯在1289年写出了以实驗为基础的关于磁力的优秀論文，这篇論文的間世早在吉尔柏特（1600年）之前。上述二人的門生，罗哲尔·培根，发展了一套关于知識的自然科学理論作为他从事技术研究的基础〔99〕。但是在动力学的連鎖的发现方面的雄心壮志前进得更远了些。哥白尼体系在1322年的手稿中已經被暗示到，几十年后又被巴黎奥卡姆派、彪里頓、薩克森的阿尔伯特、和奥列茲姆等从数理方面加以发展〔100〕。关乎这些探索的基本动力，让我們不要受到欺騙。純粹的瞑想哲学可能永远不需要实驗，但是机械的浮士德式象征却非如此，它驅使人們早在十二世紀就从事于机械制造：，并且使得“动的永恒”成为西方知識的普罗米修斯式观念。有效的假設对我們說来永远是首要的事——这种思維的产物对于其他文化說来則是毫无意义的。把任何可以获得的关于自然关系的知識直接利用到实践之中的观念，除了浮士德型的人（以及那些今天已經处于浮士德文明的知識魔力之下的人們，如日本人、犹太人、俄国人等）而外，对于一切人类来說，都是陌生的。这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实，然而我們必須习慣它。有效假設的眞正概念暗中包含一个宇宙的动的图样。理論，现实的瞑想幻象，对于那些机智地从事探討的僧侣来說，只是次要的，而且作为技术方面热情的成果，它立即不知不觉地把他們引向典型浮士德式的关于上帝的概念，把上帝視作机械的伟大主人，能够完成一切他們只能寄托于希望而无能为力的事物。多少世紀来，上帝的世界不知不觉地变得越来越象动的永恒。同样，当实驗和技术学校对于自然的考查变得越来越敏銳，而哥特式神話变得越来越暗淡的时候，僧侣式的有效假設的概念，在伽利略以后，不知不觉地发展成为近代科学批判地启发的神力，即衝力和力場、引力、光的速度、和“电”，在我們电力的世界图景中，这种“电”把能的其他形式都吸收到自身中来，从而达成了一种物理学上的一神教。它們是置于公式之后的概念，賦予公式以一种就內在視力看来是神話式的可见性。数目本身是技术的因素，杠杆和螺旋則是无意听到的世界秘密。古典文化的自然思想——同样还有其他文化的——不需要数目，因为它不求获取能力。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純数学与德謨頡利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点并无任何联系。

正如古典精神感到普罗米修斯对于神的反抗是“希布利斯”一样，我們的巴罗克精神也把机器看成是魔鬼的事物。〔101〕地獄的魔鬼曾将操纵世界机构的秘密，甚至連同它自己扮演上帝角色的秘密，都泄露給人。因此，所有那些完全生活在精神世界里而对于“这个世界”毫无所求的純教士性的人們——特别是唯心益哲学家、古典学者、人文学家、乃至尼采等——对于技术只有緘默的敌意，靡有其他。

一切的晚期哲学都包含有这种反对青春时期的非批判性的直觉的批判的抗議。但是这种来自知識之士而具有本身优越性的批判也影响到信仰本身，并在宗教范围內喚起一个成为晚期——一切的晚期——的特点的伟大創造——那就是清教。

当克伦威尔和他的独立派的軍队，坚如鉄石，篤信圣經，口唱贊詩而跃馬出征的时候，当毕达哥拉斯信徒队伍出于对其职責訓示的残酷的忠誠而摧毁了华丽的息巴立斯城并对該城永远加以道德淪丧的污名的时候，当初期哈里发的軍队不仅征服了国家而且征服了心灵的时候，清教精神就出现在他們中間。密尔頓的“失乐园”，可兰經的許多章节，我們对于毕达格拉斯派教义的一知半解——这些都是一类的东西。它們是严肃精神的热忱、冷靜的激烈、枯燥的神秘、拘謹的狂喜。尽管如此，一种狂热的虔誠在它們中間再度閃爍起来。城市在取得对于土地的心灵的无条件的支配权以后所能产生的卓越灵性全部汇集于此，并带有一种恐惧以免得成为虛假而易于消失，而且这种灵性相应地是不容忍、不怜憫、不宽恕的。不仅在西方，且在所有的文化之中，清教缺乏那种照亮了每个青春的宗教的笑容，这种青春正是富于生命的深摯喜悅、富于生活的幽默感的时刻。在可兰經中找不到那种在枚斋的青春时代的著作中时常閃爍发光的耶穌童年故事或格列高里·納兼曾的恬靜的欢乐，在密尔頓的著作中也找不到圣芳济的詩歌里面那种鮮明的喜悅。非凡的眞誠复盖在王港的冉森派的心智之上，复盖在黑服的圓头党人的会議之上，莎士比亚的“快乐的英国”——息巴立斯的再现——就是这些圓头党人在几年之內給毁掉的。现在，他們怀着恶毒而巨大的憤怒向着人人感到近在身旁的魔鬼第一次展开战斗。在十七世紀中，一百万以上的巫祝被处火刑——在信基督新教的北方、信天主教的南方、甚至在美洲和印度的社会里情况都一样。伊斯兰教关于义务的教义（fikh〔102〕）連同其艰深的智識都是阴郁愁苦的，1643年的威斯敏斯特教义問答和冉森派的伦理学（冉森的“奥古斯丁”，1640年）亦复如此——而在罗耀拉的領域中，由于灵性的需要也出现一种清教运动。宗教被生动地体会为形而上学的，但是象独立派所自称的“神圣的”团体、以及毕达哥拉斯派信徒和穆罕默德門徒，全都不是用感官去体驗它，而是单純把它看作一种概念。公元前600年左右在恒河之滨建立“摆脫束縛者”〔103〕教派的波罗尸婆，〔104〕和他同时的其他清教徒一样教导說：得救并非来自献祭和权利，而是只能来自自性与梵合一的知識。在一切清教徒的詩中，古哥特式的幻象被一种放肆且又干燥乏味的寓言精神所代替。在这些苦行者的醒觉意識中，概念是唯一的眞实力量。巴斯噶所努力钻研的是关乎概念的問題而不是象厄克哈大师那样钻研关乎形状的問題。女巫之被处火刑是因为她們受到証明，而不是因为她們在黑夜露天中遭到发觉；基督新教法学家之采用多米尼加会士的“女巫之槌”是因为它建立在概念的基础上。早期哥特文化的圣母馬利亚像曾經在其祈求者的面前显现，但是貝尼尼〔105〕的圣母像却从来无人得见。它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們受到証实——因而对于这种存在发生了积极的热情。克伦威尔的国务重臣密尔頓，使概念披上了形状的外衣，而本揚則将整套的概念的鬼神論带进了伦理寓言的活动之中。从这里到康德只不过是一步間隔而已，在康德的概念伦理学中，魔鬼采取了他最后的形状——至恶。

在我們能够了解毕达格拉斯、穆罕默德、和克伦威尔在三种文化中体现同一运动之前，我們必須使自己从历史的表面现象中解放出来——特别是撇开那座西方科学的方法論把它环繞其中的人工围墙。

毕达格拉斯不是一个哲学家。根据所有前苏格拉底人士的叙述来看，他是一个圣者、先知和一个狂热的宗教团体的創立者，这个团体使用一切政治和軍事的手段迫使它四周的人接受它的眞理。息巴立斯之被克洛吞毁灭——我們确信这一事件之所以能在历史回忆中长期保存，无非因为它是一場狂暴的宗教战爭的高潮而已——是一种仇恨的爆发，这种仇恨与那种把查理一世和他的奢华的王党身上的教义錯誤和世俗傾向都看成是必須彻底消灭的东西的仇恨是完全一致的。一种精炼过的并且在概念上增强了的神話，連同一些严峻的伦理箴言，使得毕达格拉斯派信徒深信他們将在所有其他人类之先获得拯救。在邱里和匹得里亚发现的置于死去的入会者手中的黄金书簡上面載有神的保証：“快乐而幸福的，你已不再是一个亡灵而是一个神了。”可兰經也把同样的确信授給所有在圣战中对异教徒作战的信徒——先知的一段圣訓說：“伊斯兰教的修道生活就是宗教战爭，”——克伦威尔的鉄軍在馬斯吞荒地和納斯卑击潰王室的“非利士人”和“亚馬力人”时充滿胸怀的也是同样的信念。

伊斯兰教之作为沙漠的宗教并不比茲溫黎的信仰之作为高山的宗教更为特殊。枚斋世界賴以成熟的清教运动始自一个麦加人而非一个一性論者或犹太人，不过是事出偶然而已。因为在北部阿拉伯沙漠中存在着加薩尼人和賴赫迈人的基督教国家，而在薩巴的南部地区則进行着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之間的宗教战爭，从阿斯旺到薩薩尼帝国的世界都卷入其中。在馬利布王公会議〔106〕上几乎沒有一个异教徒出席，而会后不久，南部阿拉伯即归入波斯——亦即瑪茲达教徒——政府的統治之下。麦加是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世界中間的一个古阿拉伯异端的孤島，是长期受到重要的枚斋宗教观念影响的仅存遺址。渗入可兰經中的这一点点的异端精神后来被圣典补遺（Sunna）的注释和叙利亚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智者辯解凈尽。伊斯兰教之作为一个新的宗教在程度上最多也不过和路德教相等而已。〔107〕实际上，它只是伟大的早期宗教的延續。同样地，它的扩张并不是（甚至象今天所想象的）一次开始于阿拉伯半島的“民族迁移”，而是一場热誠的信徒的突击，就象一陣雪崩似的，随身带走了基督教徒、犹太人、和馬茲达教徒，并且馬上把他們当作狂热的穆斯林而置于前綫队伍之中。征服西班牙的是来自圣奥古斯丁故乡的柏柏尔人，前进到奥克薩斯河的是来自伊拉克的波斯人。昨天的敌人成为明天的前綫战友。717年第一次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大多数“阿拉伯人”是生来的基督教徒。650年左右，拜占廷文学〔108〕十分突然地消失了，事实的深刻意义迄未受到注意——那正是因为阿拉伯文学拾起了这段故事。枚斋文化的心灵終于在伊斯兰教中間找到它的眞实表现形式，因而成为眞正的“阿拉伯式”，从此以后就摆脫了假晶现象的一切束縛。由伊斯兰教所发起，而由一性論者和犹太人所早已准备好了的圣像破坏运动向前发展到拜占廷，甚至还越过了拜占廷，在那里叙利亚人利奥三世（717—41年）将这种伊斯兰式基督教各派的清教运动——650年左右的保罗派和以后的鮑格米勒派〔109〕——抬举到显著地位。

穆罕默德身边的重要人物，例如阿布伯克和奥瑪尔，是英国革命中皮穆和罕普登的近亲，如果我們对于哈奈斐派〔110〕——与先知同时或稍早的阿拉伯清教徒——知道得更多一些，我們就会看到这种关系还更为亲近一些。所有他們这些人都曾从命运取得保証，承认他們是上帝的选民。英国議会和独立派陣营对于旧約的推崇——在許多英国家庭中，甚至到十九世紀，〔111〕还保留着这样的信念：英国人是以色列十个放逐部落的后裔，是一个注定要統治世界的圣徒民族——也影响了以1620年英国新教徒避教禍出走为开始的美洲移民。它形成了所謂的现代美国宗教，并且培养了直到今天仍为英国人所特有的不关心政治的特征，这是一种确信，其实质是宗教的，其根源則存在于命运之中。毕达格拉斯派信徒（这在古典世界的宗教历史中是前所未聞的）为了向着宗教目标推进，自己也掌握了政治权力，而且設法使他們的清教从一个城市向另一个城市发展。在其他各地則是单个的祀拜統治着单个的国家，一个国家对于另一个国家的宗教义务是漠不关心的；在这里，而且也只有在这里，我們才找到一个圣徒的团体，而他們的实际能力則远远超过古代奥缶斯派的实际能力，就象战斗的独立派之超过宗教改革战爭的精神一样。

但是在清教中已經埋下了理性主义的种子，經过几个热誠的世代以后，这顆种子突然到处成长，使自己达到崇高的地位。这就是从克伦威尔到休謨的步驟。不是一般城市，甚至也不是大城市，而是少数特殊城市现在成为理智历史的舞台——苏格拉底的雅典、阿拔斯朝的巴格达、十八世紀的伦敦和巴黎。〔112〕“启蒙思潮”成为那个时代的陈言烂調。太阳突然出来了——但是，把批判意識的天空打扫干凈从而为太阳开辟道路的又是什么呢？

理性主义仅指对于批判地理解的（也就是“理性”的）資料的相信。在青春时期，人們可以說“正因为是荒謬，所以我才相信”，因为他們深知可以理解的和不可理解的两者都是世界必需的要素——这个世界就是乔托所描繪的自然，在这里神秘主义者可以浸沉其中，在这里理性也能够深入其內，但只限于神所許可深人的范围。此时一种隐秘的猜忌滋生出非理性的观念——这属于不可理解的，因之是无价值的。它可以公开地被蔑視为迷信，也可以暗地里被蔑視为形而上学。只有批判地建立起来的理解才具有价值。而秘密不过是无知的証明而已。新的无秘密的宗教在其最大可能方面被称作智慧（σοφια），它的教士被称作哲学家，而它的信徒被称作“有教养的”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說法，古代宗教只是对于沒有教养的人才是不可或缺的东西，〔113〕他这种观点也是孔子、乔达摩佛陀、勒辛、和伏尔泰的观点。人們离开文化，“重返自然”，但是这个自然并不是生动地体驗到的东西，而是被証明的东西，是产生于理智而且只有理智才可以接近的东西——一个对于农民来說根本不存在的自然，一个使人毫不感到畏惧而只是置身于可感受的环境之中的自然。自然的宗教、理性的宗教、自然神教——这一切并不是身历的形而上学，而是一种被了解的机械学，孔夫子称之为“天道”，希腊文化則称之为宿命（γνχ）。从前，哲学是卓越宗教的婢女，但是这时候出现了感受性，因之哲学必然成为与认識論、自然的鉴定和价值的鉴定同样科学的东西。毫无疑問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以为尽管如此，这种哲学也不过是一种冲淡了的教条主义而已，因为认为純粹的知識是可能的这种观念本身就包含着一种信念在內。各种体系都是由在现象上被承认的开端构成的，但是最后的結果所能告訴的只是“力”，而不是“上帝”，只是“能量不灭”，而不是“永生”。在全部的古典理性主义之下存在着奥林帕斯，在全部的西方理性主义之下也存在着圣礼的教义。因此我們的西方哲学往复搖摆于宗教和技术科学之間，而它的定义也可以或此或彼，这取决于下定义的人是一个在身上仍然保持着教士遺风的人，还是一个思想方面的純粹专家和技师。

“世界观（Weltansschauung）”是一种开明的醒觉意識特有的表现，这种醒觉意識在批判的理解的指导下，在一个无神的光的世界中观察自身的处境，当它发现感官知觉与正确的人类理性不相符合时，就把感觉当作“假玉石”看待。从前曾是神話的事物——现实中最现实的事物——现在要从属于所謂尤希謨拉斯学說〔114〕的方法。博学的尤希謨拉斯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时曾向民众“解释”过以前对他們頗有助益的古典神祗，这种过程在各个“启蒙时代”都以不同的形式发生过。对于一些名詞我們也有我們的尤希謨拉斯式的解释：地獄是負疚的良心、魔鬼为邪恶的欲望、上帝为自然的美，当公元前400年左右的亚狄加墓刻不向雅典娜女神而向“德謨斯”女神〔115〕祈祷的时候，（順便提一下这位德謨斯女神是雅各宾派的理性女神的近亲）当苏格拉底的δαι μονου〔116〕和其他哲学家的精神（νο），代替宙斯的地位的时候，都表明了同一的傾向。孔子不讲“上帝”而讲“天”，这說明他只相信自然的规律。孔門弟子对于中国經书的“汇集”和“整理”是尤希謨拉斯学說的巨大行动，在这一行动中，实际上差不多所有的古代宗教著作都被删除凈尽，其余部分也都遭到理性主义者辨伪工作的甄别。假使有可能的話，我們十八世紀的启蒙学者无疑也会以同样方式对待哥特时期的遺产〔117〕。孔子完全属于中国的“十八世紀”。〔118〕老子（他是輕視孔子的）站在道教运动的中間，这种道教运动依次显示了基督新教、清教和虔誠教的特征。两者最后都传播了一种以完全是机械論的世界观为基础的实用的世界音調。“道”字在中国的晚期，在机械論的方向之下，經历了其基本內容的不断变化，这种变化和方向与从赫拉頡利图到波希多尼鳥斯的古典思想史中的“邏戈斯”一詞，和从伽利略到今天这一时期“力”字所經历者正复相同。从前曾被华美地塑造成为神話和祀拜的东西，在这种“有教养的人的宗教”里被称做自然和德行——但是这种自然是一部可以理解的机械学，而这种德行則是知識。〔119〕孔子和佛陀、苏格拉底和卢梭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孔子不容許对于死后生命的祈祷或沉思，更不許可什么天启默示。过分忙碌地从事于献祭和仪节的人表明他是缺乏教养和理性的。乔达摩佛陀和他的同时人，耆那教的創立者大雄〔120〕——他們两人都来自恒河下流的政治世界，古婆罗門教文化区域的东部——如所周知，既不承认上帝的观念，也不承认神話和祀拜。关于佛陀的眞正教訓，现在已經无法考查，因为它整个是在以他的名义命名的后来的費拉宗教的色彩中出现的；但是一个无容祗疑的关于“有条件的发生”〔121〕的观念則是从源于无知——即对于“四圣諦”的无知——的痛苦而来。这是眞正的理性主义。涅槃对他們来說是一种純理智的解脫，这正好相当斯多噶学派的“自足自給”和“幸福”。它就是理解和醒觉意識的那种条件，存在对它們說来已不复存在。

在这样的时代里，有教养的人的崇高理想是賢人。贤人回到自然——回到斐尔內或厄尔姆諾維尔〔122〕，回到亚狄加的花园或印度的丛林——这是作为大城市市民的最理智的方式。賢人是合乎中庸之道的人。他的苦行存在于一种有利于沉思的对于尘世的合宜的蔑視。启蒙思潮的智慧与安慰是从不抵触的。道德如果以伟大的神話为背景，就会始終是一种献祭、一种祀拜，甚至走向禁欲主义的极端，乃至走向死亡，但是德行如果以智慧为背景則是一种秘密的享受、一种至上的理智的自我主义。因此，置身于眞正宗教之外的伦理传播者变成了实利主义者。佛陀、孔子、卢梭都是首要的实利主义者，因为所有他們井井有条的观念的高尚，和苏格拉底式生活智慧的炫耀都是无法超越的。

伴随着这种（如果我們可以这样称呼它）健全理性的經院哲学，必然会由于精神的需要而出现一种属于有教养者的理性主义的神秘主义。西方的启蒙思潮起源于英国而出身于清教。大陆的理性主义完全来自洛克。与之相对立的是，在德国出现了虔信派（1700年的赫尔恩胡特，司宾諾尔与付兰克，和符騰堡的欧廷格尔），在英国出现了美以美派（1738年受到赫尔恩胡特“启发”的卫斯力）。这是路德和加尔文的重演——英国人为了一个世界运动而立刻将自己組織起来，德国人則献身于中欧的秘密宗教集会。伊斯兰教的虔信派见于苏菲派，这一教派不是起源于“波斯”而是起源于一般的阿拉米地区，并在八世紀中流传于整个的阿拉伯世界。印度的世俗传道师也可以算虔信派或美以美派教徒，他們在佛陀以前不久曾經宣讲人們专心致志于自性与梵的統一可以从生命的輪回（sansara）解脫出来。但是老子和他的弟子，以及——尽管有其理性主义——犬儒学派的行乞僧、巡回传教师、斯多噶派导师、家庭教堂牧师、早期希腊化文化的懺悔者，也都可以算虔信派或美以美派教徒。〔123〕虔信派甚至可以登上理性主义者的想象力的高峰，斯威登堡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例子，这种想象力为斯多噶派和苏菲派創造了整个的幻想世界，并为佛教之重建为大乘（摩訶衍）准备了条件。佛教和道教在其始初意义方面的扩张与美以美派在美洲的扩张非常近似，因之它們两者在那曾經培育各自的文化的地区（恒河下游和揚子江以南）达到完全成熟的境地絕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