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所以，詞的語言的内部历史表明它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高度发展而没有詞的交往語言中出现了最初的名称——一种新的理解的单位。世界作为一种秘密而觉醒，宗敎的思想开始了。在第二阶段中，一种完整的交往語言逐漸轉变成为文法的价値。姿势变成句子，句子則把名称轉变为詞。更进一步，句子成为面对感觉的理解的大学校，同时，在句子的結构中，一种对抽象关系的日趋精細的意义感觉引起了大量的詞形变化，这种变化特别表现在实詞和动詞、空間的詞和时間的詞上。这是文法的繁盛时期，这个时期，我們或許可以（虽則应有一切保留）估計为埃及与巴比伦文化誕生前的两千年代。第三阶段的特征是詞形变化的迅趋衰微和同时出现的句法对文法的替代。人类醒觉意識的智性化的进展这时很大，以致他不再須要詞形变化的感觉支持，他还放弃了詞的形式的旧华飾，而利用語风（不变詞、詞的位置、节奏）的最模糊的細微变化，自由地有把握地进行交往。由于用詞說話，理解对醒觉意識获得了控制，今天它正在从可感觉的語言机构的种种限制中解放自己，并向純粹的智性机构前进。产生接触的是心理，而不是感觉。

語言学历史是在生物学的水准上成为这样的，〔42〕所以是属于作为一种类型的人类的，在它的这个第三阶段中，高級文化的历史现在插进了一种全新的言語，一种远距离的言語——书写——这是一种具有巨大的内在力量的发明，因此在詞的語言的宿命中，又出现了一次突然的决定性的轉折。

埃及的书写語言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已經处于一种迅速的文法解体状态中；同样，苏末的文学語言被称为eme-sal（妇女的語言）。中国的书写語言——它面对着中国的土話早已单独形成一种語言——甚至在最古的著名的原文中也是完全没有詞形变化的，只有最近的研究才确定它有过詞形变化。〔43〕我們所知的印欧語系只是在一种完全崩潰状态中的。关于古吠陀經（約在公元前1500年）的格，古典語言在一千年后只保留了一些断片。〔44〕从亚历山大大王时代起，在通常的希腊化希腊文的語尾变格中，双数没有了，动詞变位中的被动語态也完全不见了。西方語言虽然具有五花八門的想象得到的起源——日耳曼語来自原始的語系、罗馬語来自高度文明化的語系——但在同一方向进行修飾，把罗馬字的格减少成为一个，英文的格在宗敎改革以后变成了零。通常的德語在十九世紀初年确定地扔掉了属格，现在正在取消与格。我們只要把一篇艰澀而簡結的散文——如塔西佗或蒙森的散文——“倒譯”〔45〕为某种非常古老而富有詞形变化的語言，我們就可以认識到，符号的技巧当时是怎样蒸发成为思維的技巧的，后者只需要把符号——簡化了但很富于意义——作为游戏中的棋子一样加以利用，以致只有那种特殊的言語交际的内行才能理解。所以，对于西欧人說来，神圣的中文原文永远是一种十足的禁书；关于其他文化語言的原始的詞，情况也是一样——希腊文的λoyós和ápx，梵文的Atman和Braman——表示了他們各自的文化的世界观，那是不在那种文化中养育起来的人所不能理解的。

語言的外部历史对我們正好失去了它的最重要部分。它的靑春时期深处于原始时代中，在那时候（重复一下我們以前所已說过的吧）我們应把“人类”想象为消失在土地的广闊空間上的許多分散的很小的群的形式。当相互接触对他們成为习慣（最后成为自然）时，一种精神的变化便发生了，但是相应地，毫无疑問：这种接触首先是通过言語去觅致，随后又通过言語去加以調节或予以排除的；同时，充滿了人的土地的印象第一次使醒觉意識达到了紧张的、聪明的机敏性的程度，在压力下强使詞的語言表面化了。所以，文法的誕生可能是和伟大的数的种族特点相联系的。

从此以后，除了已存的文法体系的新的派生詞之外，就没有其他文法体系出现过了。关于这些眞正的原始語言及其結构和声音，我們毫无所知。我們向后看到的只是完整的和发展了的語言学体系，每个人用它、每个儿童学习它，好象是一种完全自然的东西似的。我們觉得非常难于想象的是：事物可能曾經是不同的；也許听见这类奇怪、难解的語言时会同时发生一种恐惧的战慄——象一种在历史时期中已被、现在还被文字所激起的敬畏一样。但是我們毕竟应考虑这样一种可能，就是，有一个时侯，在无詞交往的世界中，詞的語言构成了一种貴族的特权，一种被嫉妬地保持的阶級秘密。我們有无数的例子——外交家和他們的法文、学者和他們的拉丁文、僧侶和他們的梵文——表示可能有过这种傾向。純种的人有一种自負，就是，他們彼此說起話来能使外人无法了解——这是一种对每一个人而言共同的語言。和人发生“談話之交”成为一种特权或矜夸。所以，用文学語言跟受过敎育的人談話，輕視方言等等也成了眞正資产阶級的自負的特征。只有我們生活在文明中的人才让儿童学习书写就象学习走路一样平常——在一切以前的文化中，这是一种罕有的成就，没有多少入能指望。我相信，詞的語言的情况一度也是这样的。

語言学历史的发展速度是非常迅速的；在这里，仅仅一个世紀的时間就表明了許多事情。我可以再一次引証北印第安人的姿势語言，〔46〕由于部落方言变化很快，使部落之間无法通过其他方法得到相互了解，所以需要这种姿势語言。我們也可以把最近发现的罗馬广場銘文〔47〕（約在公元前500年时）中的拉丁文和普罗塔斯（約在公元前200年时）的拉丁文比較一下，再把它和西塞祿（約在公元前50年时）的拉丁文相比一下。如果我們认为最古的吠陀原文保留了公元前1200年时的語言状态，那么，甚至2000年时的語言状态就可能和它不同，比任何印欧語言学家用由果溯因的方法所臆測的要不同得多。〔48〕但当书写即持續的語言插进来，在完全不同的时代阶段束縛了体系并把体系固定下来的时候，急速就变成了徐緩。这就使研究工作看不淸楚这种演化；我們所具有的只是书写語言的遺迹。关于埃及和巴比伦的語言学領域，我們的确占有远至公元前3000年时的原本，但是最古的印欧遺物是抄本，它們的語言状态比内容年輕的多。

在这种种决定素的影响下，各种文法和語汇的命运是大不相同的。前者依附才智，后者依附事物和地点。只有文法体系常有自然的内部变化。反之，詞的应用在心理学上假定，虽則表现可能改变，但内部的机械結构，作为命名的主要基础，是（格外牢固地）不变的。卓越的語言族系純粹是文法的族系。它們之中的詞多少是无家可归的，而从一族系流浪到另一个族系。語言学的（特别是印欧語言学的）研究工作的根本錯誤是把文法和語汇看作一个单位。一切专家語汇——猎人、战士、运动員、水手、文人的切口——实际上只是一些詞的儲备，可以在一切文法体系中应用。半古典的化学語汇，外交上的法語，及賽馬場中的英語在所有现代語言中都被采納了。我們可以說某些詞是“外来的”，但一切古代語言中的大部分所謂“語根”也可以說有时是外来的。一切名称都依附它們所表示的事物，分享它們的历史。在希腊文中，金属的名称是外来的；τανρos，χιτ ωv，oivos等詞〔49〕是塞姆語。印度的数字可以在波伽茲科易的赫梯原文中找到，〔50〕它們在上下文中的联系是随着馬匹繁殖带到这个国家来的技巧表现。拉丁文的行政术語侵入了希腊东方，〔51〕德文大量地侵入了彼得大帝的俄罗斯，阿拉伯文中的詞渗透到了西方数学、化学和天文学的語汇中。諾曼人，本身是日耳曼人，使英文中充斥了許多法文的詞。德語区域的銀行业务中充滿了意大利語的表达方式，〔52〕同样地，在远为广泛的范围内，大宗有关农业与畜牧、金属和武器的名称以及一般有关一切手工艺品的买卖、物物交換和部落間的法制的名称一定都是从一种語言移植到另一种語言中的，正如地理的术語經常变成主要語言的本身語汇一样，結果，希腊文中包含了許多加里亚的和日耳曼克勒特的地方名称。这样的說法并不夸张，就是，一个印欧語的詞传布得愈广，它就愈年輕而且愈来愈可能是一个“外来的”詞。那些被儲为私有的名称正是那些最古老的名称。拉丁文和希腊文中只有十分年輕的詞才是共同的。难道“电話”、“煤气”、“汽車”等詞也属于“原始”人的詞的儲备嗎？为了論証起见，我們假定“原始的”雅利安詞中有四分之三来自第三千年代中埃及或巴比伦的語汇：在梵語中，經过千年的非书写的发展，我們一定找不到那种事实的痕迹了，因为甚至在德文里，无数的拉丁文借用詞早就完全认不出来了。“Henriette”这个字的詞尾“-ette”是埃特魯里亚的——有多少眞正雅利安語的和眞正塞姆語的詞尾，尽管它們完全是外来的，能使我們不能証明它們是侵入者呢？在澳洲語和印欧語中有許多詞惊人地相似，这应当怎样解释呢？

印欧体系当然是最年輕的，因而是最有智性的。从这种体系中派生出来的語言今天統治着世界，但在公元前2000年时它是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法体系而眞正存在过呢？大家都很知道，现在人們认为雅利安文、塞姆文和哈姆文是可能具有向一最初形式的。最古的印度原文保留着（可能是）前1200年时的語言状态，最老的希腊文保留着（可能是）前700年时的語言状态。但往后很久，印度的人和神的名称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53〕与馬同时出现，采用这些名称的人显然首先是幸运的士兵，随后是有权势的人。〔54〕是不是約在公元前1600年时这些陆地上的冒险家，这些最初的騎师——从小离不开馬的人，那种半人半馬怪物传說的令人恐怖根源——在北方平原到处或多或少地变成了冒险家的头目，带来了印度封建时代的言語和神学呢？雅利安貴族的种族理想和行为理想也是这样的。根据我們前述关于种族的論点，这就能說明雅利安語区域的种族理想，而根本用不着一种“原始”民族的“迁徙”。总之，武士式的十字軍人就是这样地在东方建立起他們的国家的——恰恰在那具有米坦尼名称的英雄們二千五百年前建立过国家的同一个地方。

这种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体系是否仅是一种已經失传了的語言中的一种无关重要的方言呢？罗馬語的語言族系約在公元后1600年时支配了所有的海洋。大約在公元前400年时，台伯河流域的“原有”語言只有略大于一千平方英里的領域。当然，公元前4000年左右时，文法族系的地理图景还是非常复杂的。塞姆-哈姆-雅利安語系（如果它曾經形成一个单位的話）在那时很难具有很大的重要性。我們在許多古老語系——埃特魯里亚語、巴斯克語、苏末語、利古里亚語、小亚細亚古語，以及其他語言——的残余的每个轉折点上感到徬徨，这些語言当时一定是属于非常广泛的体系的。在波伽茲科易的档案中，我們已經辨明了八种新的文字，它們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都是通用的。随着当时的一般变异速度，在公元前2000年时，雅利安語可能联合許多我們想象不到会和它发生联系的語言形成了一个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