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那可以称为植物的經济生活的因素在被完成；植物在經济生活中只是自然过程的舞台和无意志的客体。这种要素也存在人体經济中，它依然沒有改变其植物的和朦朧的性质，它以循环器官的形状追求它的无意志的（在这点上，几乎是外来的）生存。但当我們談到在空間自由活动的动物身体时，存在就不是孤独的了——它有醒觉的存在、領悟的能力伴随着，因而不得不以独立思考做保全生活的准备。对生活的焦虑从此开始，它使触觉和嗅觉、視觉和听觉日趋敏銳；它立即引起旨在探索、搜集、追求、詐騙、偷窃的空間活动，这些活动在許多种动物（例如海狸、螞蚁、蜜蜂、許多肉食鳥兽）身上发展成为一种初步的經济技巧，这种初步的經济技巧是以反映过程并从而是以理解力从感觉获得一定程度的解放为前提的。人之所以眞正是人，是因他的理解力已从感觉解放出来，是因思想已創造性地参与了小宇宙与大宇宙之間的关系。〔11〕女人对男人的权术，仍然与动物极为类似，而农民在获取小小利益方面的机敏也是如此——二者同狐狸的狡猾絕无差别，二者都有在一瞥中就能看透牺牲品的秘密的能力。在这上面，这时又发生了播种土地、馴养动物、改換、評价和交換物件、千方百計地寻求改善生活及使依賴环境变成支配环境的方法的經济思想。这是一切文化的根基。种族利用一种經济思想，那种思想可以变得十分强大，致使本身离开既定的目标，建立起一些抽象的楼閣，最后在鳥托邦式的太空中消失。

一切高級的經济生活都是以农民为基础并在农民头上发展起来的。农民本身并不要以任何基础为前提，它自身就是基础。〔12〕可以說，它就是种族本身，是植物性的，无历史的，〔13〕它全然为了自己而生产和使用，它有一种把一切其他經济存在統統視为偶然的和可蔑視的世界观。不久，就有一种掠夺性的經济来与这种生产性的經济对抗，它把生产經济作为对象——作为营养、貢物或掠夺的来源——加以利用。政治和貿易在起初是很难分开的，二者都是主人派头的、个人的、好战的，二者都渴望权力和战利品，这就引起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它不是从某个角度去看世界，而是自上而下地去看世界的迷人的混乱情形，它很老实地表现在用獅和熊、鷹和隼来作徽志上。原始的战爭总是掠夺性的战爭，原始的貿易也同掠夺和海盜行为密切地联系着。冰島英雄故事說到北欧海盜怎样时常同意与一个城鎭的居民和平交易两星期，过后就拿出武器，开始进行掠夺。

成熟形式的政治和貿易——凭借智力上的优越战胜对手取得物质成就的艺术——都是其他手段对战爭的替代。一切外交都是生意性质的，一切生意均是外交性质的，而且，二者的基础都是对人的透彻判断和相术的机智。腓尼基人、埃特魯里亚人、諾曼人、威尼斯人和汉薩同盟成員等伟大航海家的冒险精神，弗格尔家族和美第奇家族等机敏的銀行界权威和克拉苏以及当代矿业、托辣斯大企业主等有势力的財政家的精神，如果想在它的作为上取得成就，就必須具有司令官般的战略才能。在經济領域內，如同在政治領域內一样，对族系、世袭产业、家族传統的自負，在发展着并得到重視；巨額的財富很象王国一样自有它們的历史，〔14〕坡力克刺提、梭伦、罗伦索·美第奇和尤根·鳥伦威伯远不是商业野心引起政治野心的仅有范例。

但是，眞正的王侯和政治家要的是統治，而眞正的商人則仅想发財致富，至此，掠夺性的經济就分别追求目的和手段去了。一〔15〕个人可以为了权力而志在掠夺，或是为了掠夺而志在权力。伟大的統治者，黄帝、提庇留、腓特烈二世——也有致富的願望，“富有土地和臣民”的願望，但这一願望是与一种崇高的責任感結合在一道的，是在这种責任感支配之下的。一个人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全世界的財务官抓在手里，更不必說那理所当然的情形了，就是他可以过着輝煌燦烂甚至放蕩的生活——如果他觉得自己（如拿破仑、塞西尔·罗德斯，公元前三世紀的罗馬元老院）是一項使命的工具的話。当他这样感觉时，他是很难說有私有財产的观念的。

为了純粹經济利益而外出的人——例如罗馬时代的迦太基人，以及更大程度上的当代美国人——在純粹的政治思考上是相应地无能的。在重大的政治决策上，他总是受騙，被人当作工具，如同威尔逊的情况所表明的一样——在因缺乏政治家的本能而給道德情操留下空隙时尤其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大經济集团（例如雇主协会和雇員协会）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政治上的失敗，除非他們确实找到一个眞正精明的政客作領袖，而他又利用他們。經济思考和政治思考，尽管形式上非常协調，但在方向上（因而也就是在一切战术細节上）却有根本性的区别。伟大的业务上的成就〔16〕能喚起一种对公共权利的不羈之感——人們在“資本”这个詞里就能听到这种毫无差誤的低音。但是，只有少数个人才能改变他們的願望的色采和方向、以及他們衡量事物情境的标准。只有当一个人确已不再感到他的企业是“他自己的生意”，不再感到企业的目的是簡单地积累財产的时候，工业巨头才有可能成为象塞西尔·罗德斯那样的政治家。但是，反过来，政治界的人物对于历史任务的意志和思維却有堕落成为只顾維持个人生活的危险；那时，一个貴族就能变成一个盜党，我們看见，这类人所熟知的王侯和大臣、政治煽动家和革命英雄正在出现，他們的热情在懶惰的舒适生活和积累大量財富之中消磨凈尽——在这一点上，凡尔賽与雅各宾俱乐部、实业巨头与职工协会的領袖、俄国的統治者与布尔什維克之間的区别是很小的。而在民主政治的成熟时期，那些已“达到目的”的人的政治，不仅和生意一模一样，且和最骯髒的大城市的投机生意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这一切正是一种高級文化的隐蔽趋势的表现。起初，出现了原始的等級——貴族和僧侣——及其时間和空間的象征。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里面，〔17〕政治生活和宗教体驗一样，有它的固定地位，有它的命定的名手，有分派給它的事实和眞理两方面的目标，經济生活則在下面沿着一条安稳的道路不自觉地前进。以后，存在之流就和城鎭的石头結构糾纏在一起，此后才智和金錢就把它的历史的指导权夺了去。具有年青的象征力量的英雄和圣者愈来愈少，他們退縮到越来越狹小的范围里面。冷冰冰的資产阶級的清彻心情代替了他們的位置。实际上，制定一种制度和締結一宗交易要求具有同样的专門知識。政治的和經济的生活，宗教的和科学的体驗，互相接近，互相推挤、互相混杂，现在用任何象征力量的尺度几乎都区别不开了。在城市的摩擦中，存在之流丧失了它的严格的丰富的形式。初級的經济因素表面化了，它們和那些充滿形式的政治的残余相互作用，正如权威的科学同时把宗教列入它的对象之內一样。政治上的自滿把一种明敏有益的世界情操散布在經济生活上。但是，代替衰微的等級而成为整个社会的命运的、富有眞正的政治或宗教力量的个人生活历程都是从它涌现出来的。

这样，我們就要开始辨认一下經济史的形态学了。首先，有一种“人”的原始經济，这种經济和动植物的經济一样，在它的形式发展上遵循一个生物学的〔18〕时間尺度。这种經济完全支配着原始时代，并在高級文化之下和高級文化之間，无限緩慢地和混乱地继續前进。通过馴服和詞养、选种和播种，它把动植物納入自己的范围并使之发生变易；火和金属被利用了，无机的自然界財富經过技术加工对于經营生活变得有用了。这一切都充滿着政治的和宗教的伦理和意义，虽則它不能清晰地区别图騰和禁忌、饥餓、心灵恐惧、性爱、艺术、战爭、祭礼、信仰和經驗。

在观念上和演化上与此截然不同、在发展速度和持續期限上也显然不同的是那些各有其自己的經济型式的高級文化的經济史。属于封建制度的有无城鎭的农村經济。伴随由城市放射式地統治着的国家，出现了城市的貨币經济；随同文明时代的到来，与世界城市民主政治的胜利同时，它发展成为金錢的独霸。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独立发展起来的形式世界。阿波罗型的实体貨币（即模制的硬币）同浮士德型的动态的关系貨币（即信用单位的登帐），就象城邦同查理五世的国家一样是相反的。但是經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恰恰一样，是金字塔式地自己形成的。〔19〕在乡村的地下，一种全然原始的状态几乎沒有受到文化的影响。晚期城市經济已成为一些坚定的少数人的活动，它始終蔑視那继續存在于其周围的原始土地經济，而后者也对那在城內盛行的才智化型式怒目相向。最后，世界都市带来了一种文明化的世界經济，这种經济从少数中心中的极小核心向外放射，使其他地方作为一种地方經济从属于自己，而在較为偏远的地区，全然原始的（“家长式的”）风俗往往依然盛行。随着城市的成长、生活方式变得日益虛伪、狡猾和复杂。愷撒时代的罗馬、訶、伦·阿尔·拉西德时代的巴格达以及今天的柏林等大城市的工人感到当然十分需要的东西，却为乡間最富裕的自耕农視为愚蠢的奢侈品，但是这个当然的标准是难以达到且难以保持的。在每种文化里面，工作量都越来越大，直到在每种文明开始时，我們都见到一种經济生活的强度，其紧张状态甚至是过度的和危险的，而且不可能长期地維持下去。最后就达到了一种严峻而固定的境界，那是精巧的、才智的因素和粗糙的、原始的因素的一种奇异杂燴，如同希腊人在埃及所发现的和我們在现代的印度和中国所发现的一样——当然，除非象戴克里先当政时的古典文化那样，这外壳在一种年青文化的压力下，从下面被瓦解。

与这种經济运动相应的是，人們作为一个經济的阶級，在經济上是“合乎形式”的，正象他們作为一个政治的等級在世界史中合乎形式一样。在經济的秩序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經济的位置，正如他在社会里面有某种級别一样。现在，这两种依附关系立即向感情、思想、关系等提出要求。生活坚持要成为某种事物，坚持要具有某种意义，而我們的观点上的混乱則被这样一件事实弄得愈加混乱，就是，今天正象希腊化时代一样，一些政治党派在其改善某些經济集团的生活水准的願望中，已經把这些集团提高到一个政治等級的崇高地位，例如馬克思就提高了工厂工人阶級的地位。

混乱——因为第一个眞正的等級是貴族。官吏和法官以及与政府和行政有关的一切最高职务都是这个等級的直接产物。它們是具有某种意义的等級式的构造物。所以，学者和科学家的团体也是属于僧侣阶层的，〔20〕是具有一种十分明确的阶級排他性的。但这些等級的巨大象征性却同城堡和大教堂一起失去了时效。第三等級已是“无等級者”，是余数，是一种杂乱的、多样的堆集，这种堆集，除了在政治性抗議时以外，意义很少，因之第三等級为它本身所創造的价值乃是一种政党的价值。个人并不意識到自己是一个資产者，但因为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从而是一件伟大事物的重要部分，事实上不是他代表了这件伟大事物，而是由于确信依附了它。由于它的社会“形式”具有这种弱点，資产阶級的經济“形式”在它的职业、行会和組合中就相对地显得更为显著了。在城市里，无論如何，一个人的称呼主要是按其生活方式来决定的。

在經济上，第一种（在古代，几乎是唯一的）生活方式是农民的生活方式，〔21〕那是純粹的生产，因之，是一切其他生活方式的前提。在古代，連原始的等級也把它們的生活方式完全建立在狩猎、畜牧和农业土地占有的基础上，甚至到了晚期，土地仍旧被貴族和僧侣看成是唯一眞正体面的財产。与这种生活方式相反的是貿易，是貪得无厌的經紀人或居間人〔22〕的生活方式，它的势力强大得与它的人数完全不相称，甚至在很早的情况下，就已經是不可缺少的了。这是一种精制过的寄生生活，是完全非生产性的，因而是与土地无关的、远距离的、“自由的”、精神上也不受乡村伦理和实践的約束的；这是一种靠别人的生活来維持的生活。现在，在二者之間有个第三种經济，即技术的加工經济，在无数的手工业、工业和行业里面发展起来，这种經济創造性地反映了自然，它的荣誉和良知是醉心于获得成就的。〔23〕它的最早的行会可以上溯到純粹的原始时代，它用它的秘密的故事、仪式和想法塡滿了这种原始图景，这就是冶匠的行会。由于这些冶匠瞧不起农民，又由于对这些冶匠的畏惧时而使之为人所尊敬，又时而为人所呪咀，他們遂象阿比西尼亚的法拉沙人或“黑犹太人”〔24〕一样，往往变成了一种自有族系的眞正部落。

在生产、加工和分配这三种經济中，与在属于政治和一般生活的一切其他事物中一样，有領导的主体和客体——在这里，整个整个的集团掌握布置、决定、組織发现；而其他整个整个的集团的职能則仅仅是执行。这种級别可能是严峻的、确切的，也可能几乎是觉察不到的；〔25〕升級也許不可能，也許不受阻碍，职务的相对的尊严，在緩慢变迁的长阶中也許几乎始終相同，也許不同到无法比較的程度。传統和法律、才干和財产、人口数目、文化水平、以及經济境遇，可能有效地践踏主体和客体的这种根本性对立——但是，这种对立有如生活本身一样作为一种前提而存在着，它是无法变更的。尽管如此，在經济方面并沒有工人阶級；那是一些专門注視着英国——一个处于过渡状态的、工业发达的、无农民的国家——的工厂工人的地位的理論家的一种捏造，随后他們又信心百倍地把这种捏造的体系扩展到一切文化和一切时代，使政客們得以采用这种体系，把它当作自己建立政党的一种手段。实际上，在工場和帐房里、在办公室和貨船里、在公路上、矿并中、田野里和草地上，都有几乎数不胜数的純粹服务性的活动。这种記数、看門、跑腿、錘击、侍候和照料往往缺乏那种因素，它将生活提高到勉强維持的水准以上，并使工作具有官吏和学者的身份中或工程师、經理和商人的个人胜利中的尊严和快乐——但是，即使撇开这点不談，这类事情彼此之間也是很难相比的。工作是用头脑或用膂力，是在乡村或在大城市，从事工作的持續时間和强度，都使农业劳动者、銀行职員和成衣匠过着完全不同的經济生活，只有，我再重复一次，最晚期的政党政治才用口号去引誘他們加入一个反抗的团体，为的是要利用它所集合的群众。反之，古典的奴隶則主要是宪法条文所规定的——就是說，如就城邦实体而論，奴隶簡直是不存在的〔26〕——但是，在經济上，他可能是土地劳动者或手工工匠，甚至是拥有巨額資本（peculium）、拥有邸第和乡村别墅以及大批部下——包括自由人——的經理或批发商。除此而外，在后期罗馬时代他会变成什么样子，下面将要加以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