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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是具有高級文化的人类就以綜合和解释他的直接感官印象的形状。历史則是另一种形状，他的想象就是根据这种形状，去理解世界的活的生存对他自己生活的关系，因此他就使它显得更为眞实。至于他能不能創造这样两种形状，在他的醒觉意識中哪种形状起支配作用，那是一个有关全部人类生存的原始問題。

所以，人类跟前有形成世界的两种可能。但是，从一开始就应指出，这两种可能不一定就是现实；我們如果想要弄淸全部历史的意义，我們就必須首先解决一个从未被人提出过的問題，就是，历史是为誰的？这个問題看来似乎有点奇怪，因为历史显然是每个人都有份的，以致每个人及其全部生存和意識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人在生活中經常感觉自己的生活就是一种千年万載綿延不絕的、更为广闊的生活历程的一部分，或者以为自己就是圓滿的、独立自足的，这当中的区别是很大的。对于后一种想法，当然就无所謂世界历史，无所謂作为历史的世界了。假如全民族的自我意識，假如一种文化是奠基在这样一种非历史的精神上面的，那将出现一种什么局面呢？在这种精神跟前，现实会象个什么样子？世界会象个什么样子？生活会象个什么样子？想想古典文化的情形吧。在希腊人的世界意識（world-consciousness）中，一切个人經驗以至共同的过去經驗在特定的瞬間的“现在”跟前无不立即变成了一种没有时間性的、没有运动的、神話式的背景；以致亚历山大还没有逝世，他的历史就被古典情趣开始溶化在狄奥尼苏斯传奇〔3〕中了，而愷撒說他自己是維納斯的后裔，至少也并不显得荒誕。

我們西方人的时間距离感（sense of time-distance）是很强烈的，以致我們慣于、并且毫无疑問地說起公元前或公元后多少多少年，上述那种精神状态在我們身上实际上是不可能再现的。但是我們不能因为这种緣故，在研究历史問題的时候，对于这件事实干脆就不去理会。

日記和自传对个人有什么作用，最广义和包罗万象意义的历史研究——就是包括异民族、异时代和异风俗的一切心理比較和分析——对整个文化的精神就有什么作用。但是，古典文化并没有記忆，没有这种特殊意义的历史器官。古典人的記忆——姑且这样称呼它，虽則把从我們自己心灵上得来的观念用到异族人的心灵上是有点勉强的——是一种不同的东西；因为当作淸醒意識中的排列整齐的远景的过去与未来，那里是没有的；而在古典生活中的每一成就、尤其是在雕塑中的那种經常引起哥德歆羡的“純粹现在（pure Present）”，却使他們的生活中洋溢着我們全然陌生的强烈情感。

这种純粹现在的最大象征是多立斯式圓柱，它本身就証实了时間的否定（方向的否定）。从希罗多德和索福克里看来，正如忒密斯托克利或一位罗馬的执政官所见的一样，过去立即变成了一种旣没有时問性、又没有变化的微妙印象，它的結构是极性的，不是周期性的——分析到底，神話就是用这种原料构成的——而从我們的世界感和心眼看来，过去肯定是一种周期性的、有目的的、几百年或几千年的有机体。

但正是这种背景使生活，无論是古典生活或西方生活，各有特殊的色調。希腊人所說的宇宙（Kosmos）是一个不是連續的而是完整的世界的影象。因此，不可避免，希腊人本身不是一个系列（series），只是一个独項（term）。〔4〕

由于这个原因，古典人尽管很熟悉巴比伦人的、尤其是埃及人的严謹的年代学和历法計算，从而熟悉他們在天文学方面的表述明确的运算和对巨大时間間隔的准确測算中所显示的永恒感（eternity-sense）和对純粹现在的忽視，但是，这其中没有一件曾在心底里变成他自己的一部分。对于在这个問題上哲学家偶而告訴他的一些听来的而不是經驗到的事情，对于亚洲的希腊城市中少数奇才异能之士（例如喜帕庫斯和亚利斯塔庫斯的发现），无論斯多噶派或亚里斯多德派都是加以排斥的，至于在那小小的专业圈子之外，那就連注意也没有人注意了。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都没有观象台。在伯里克利斯的晚年，雅典人通过一項法令，规定传播天文学学理的都要受到控告（εισαγ γελια）这是一項具有最深刻的象征意义的法令，表示古典心灵决心从它的世界意識中的每个角落把“距离”淸除掉。

至于古典的历史著作，可以修昔底德为例。这个人的长处在于他的眞正古典能力，能把现在的事情写得栩栩如生，不辨自明，在于他具有一种他自己那样的将軍兼行政官的宏伟的天生政治家的实际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經驗品质（不幸，我們把它和历史感本身混同起来了），他的作品在那些仅仅有学問的历史专家看来就成为高不可攀的范例了，事实也正是这样。但是，修昔底德絕对没有露出他有透視若干世紀的历史的才华，而在我們看来，这却是历史家这一概念所固有的。优秀的古典历史著作都一成不变地是关于作者当时的政治事件的，而我們則恰恰相反，我們的历史名著无不是涉及遙远的过去的。修昔底德連波斯战爭也会感到棘手，希腊通史就更不必說了，至于埃及通史就根本不是他的力所能及的了。一旦回首过去，遇到他在实际經驗中不曾有过的任何形式的动因，他就失去了他的准确的眼力；和他同样是实际政治家的波里比阿和塔西陀也是这样。在波里比阿看来，甚至第一次布匿战爭都是无法解释的，在塔西陀看来，甚至奥古斯都的統治时代也是无法解释的。修昔底德之缺乏历史感——按我們对于这个詞的理解——結論性地表现在他书的第一頁上所說的駭人听聞的話中，就是說，在他那时（約在公元前400年）以前，世界上没有发生过什么重要事情（o υ μεγ áλα γενεσθαι）！〔5〕

因此，直到波斯战爭时期的古典历史，以及往后很久根据传統建立起来的关于这段历史的結构，本质上是一种神話思維的产物。斯巴达的法制史是希腊化时期的一首詩，它所集中描写的、对其“传記”詳尽地給以叙述的来喀古，最初可能是退易澤塔斯山的一个并不重要的地方神。甚至到了愷撒的时候。有关汉尼拔以前的罗馬史还在被臆造。关于塔尔昆家族被布魯图斯放逐的故事則是环繞监察官亚庇阿·喀劳狄烏斯（公元前310年）的某个同时代人編出来的。当时罗馬国王的名字都是采用某些致富后的平民家族的（K.J.諾伊曼）。在宪法史的領域中，完全抛开塞維阿·图里阿的“宪法”不說，我們发现，甚至李錫尼烏斯的有名的土地法（公元前367年），到了第二次布匿战爭时，也还不存在（B.尼賽）。当易巴米能达給予麦西尼人和亚加狄亚人以自由和独立的时候，麦西尼人和亚加狄亚人立即为自己編造了一套古代的历史。令人駭怪的倒不是这类历史的产生，而是除此以外几乎没有别种历史；关于古典境界和近代境界的对比，有一句話給了充分的說明，就是，愷撒时期所知的公元前250年前的罗馬史实际是捏造的，我們现在所知的一点点史实是我們自己編出来的，后期的罗馬人根本不知道有那么一回事。古典世界对“历史”这个詞的理解，我們可以从下列事实看出来，就是，亚历山大传奇文学〔6〕对于严肃的政治史和宗敎史，甚至对于它們的史实，产生了最强烈的影响。古典人的头脑从来没有想到过把历史当作故事和把历史当作文件有什么原則性的区别。罗馬共和国末年，瓦罗想把那从人們意識中迅速消失的宗敎稳定下来，他把那些它們的祭仪为国家所謹严地細密地遵奉的神分成“确定的”和“不确定的”两类：一类是我們对之还有所知的，一类是尽管官方祀拜未断，却已名存实亡的。事实上，瓦罗时罗馬社会的宗敎，那为哥德甚至尼采所純眞地复现过的詩人的宗敎，主要是希腊化文学的产物，和当时已經没有人懂得的古代实际几乎全无关系。

蒙森淸楚地表明了西欧人对于这类历史的态度，他說，“罗馬的历史家”，意思特别是指塔西陀，“是一些說出了最好省掉的、但又省掉了必須說出的事情的人。”

在印度文化中，我們发现了一种完全非历史的精神。它的带有决定性意义的表现是婆罗門的涅槃。沒有純粹的印度天文学，没有历法，因而也就没有作为有意識的精神演化的痕迹的历史。印度文化自从佛敎勃兴以来，它的有机的一面就已終結，虽則在公元前十二世紀至八世紀之間必然发生过許多重要的事件，但对它的可以看得见的进程，我們知道的比古典历史还要少。这本不足为奇，因为两者都是以梦幻般的形状和神話式的人物固定下来的。释迦死后过了整整一千年，約在公元后500年时，錫兰才第一次产生了略略有点象是历史著作的作品，就是《大統史》。〔7〕

印度人的世界意識是极其非历史的，它甚至不能把某一个作者写出一本书看作是一件具有确定的时間性的事情。不是由特定的人写出成为一套有机联系的著作，而是逐漸地出现了模糊的一堆书籍，每个人都添进他所願意添进的东西，而才智的个人主义、才智的演化、才智的时代等等观念在这件事中都不发生作用。我們所有的印度哲学——同时也是我們所有的全部印度历史——就是这样一种匿名形式的：而西方的哲学、历史則是由个别的书和人所組成的一种完全确定的結构；拿它来和印度哲学比較一下是足以发人深省的。

印度人把什么事情都忘記了，埃及人却什么事都不忘記。因此，画象这种艺术——它是传記的核心——在印度没有人知道，而在埃及則事实上成了艺术家的惟一題材。

埃及人的心灵，在其气质上显然是历史的，在对于“无限”的态度上是受着原始热情的推动的，它把过去和未来看成是自己的世界整体，把现在（和醒觉意識是一回事）看成只是两大遙远莫測的距离間的狹仄的共同边界。埃及文化体现着关切（care）——这是距离在精神上的对称——它对未来的关切表现在工匠选用花崗石或雪花岩作原料上，〔8〕表现在雕凿的案卷庫上，表现在細密的行政制度上，表现在灌漑网上；〔9〕同时它也必然不可分割地关切着过去。埃及人的木乃伊是一种最重要的象征。他們使死者的身体变成不朽，就象死者的人格、死者的“卡（Ka）”〔10〕通过人像雕塑变成不朽一样，那些雕像常常有很多座，被认为酷肖死者。

在人們对于历史的过去的态度和关于死亡的概念之間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对于死者的安頓上。埃及人否认死，古典人則在他的文化的全部象征中肯定死。埃及人甚至用年代学上的日期和图像来使他們的历史获得防腐作用。梭伦前的希腊什么也没有留下，没有留下一个年份，没有留下一个眞姓名，没有留下一件确实的事件，結果，我們仅知的后半部历史就显得过份重要了；但对埃及，从第三千年代甚至更早一些时候起，我們就掌握了許多国王的姓名，甚至掌握了他們的确切的統治日期；关于这些，新帝国一定是全部知道的。今天，那惹人愁思的希望永生的象征、即大法老們的遺体正躺在我們的博物館里，面目仍然依稀可辨。在阿美尼赫特三世金字塔的光耀夺目、琢磨如鏡的花崗石頂，我們仍能讀到这样的詞句，就是“阿美尼赫特仰望着旭日的壮观”，在另一边，我們讀到：“阿美尼赫特的灵魂比猎戶座还高，它与下界心連着心”。这眞是对死和对純现在的胜利；它是彻底地非古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