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书写是一种全新的語言，它表示人类醒觉意識的各种关系的完全改变，因为它把醒觉意識从“现在”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了。描繪物体的图画語言古老得多，可能比任何詞更古老；但在这里，图画已不再是某种所见物体的一种直接符号，而主要地是一个詞的符号——即某种已經从感觉中抽象出来的东西。这是一种本身没有預备而要求必要的准备性訓练的最早的和唯一的語言范例。

所以，文字以一种充分发达的文法为前提，因为书写和閱讀的活动比起說語和听話的活动无限地抽象得多。閱讀在于以一种对于相应的詞音的意义的感知去細察文字的表象；文字所包含的不是事物的符号而是其他符号的符号。文法的意义必須通过即时的理解而加以扩大。

詞是一般人类所共有的，而书写則完全是属于文化人类的。和詞的語言不同，它是全部地而不仅是部分地被世界历史的政治的和宗敎的命运所制約的。一切文字都出现在个别的文化中，是文化的最深奥的象征中的一种。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写出过一部关于文字的詳尽历史，至于有关它的形式及其变异的心理学則甚至还没有人尝試过。书写是有关远方的重大象征，所謂远方不仅指扩张距离，而首先地是指持續、未来和追求永恒的意志。說話和听話只发生在近处和现在，〔55〕但通过文字則一个人可以向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人，甚至于还没有生出来的人說話；一个人的声音在他死后数世紀还可以被人听到。文字是历史遺产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但因此，最能表明一种文化的特征的就莫过于它和书写的内在关系了。如果关于印欧語言我們知道的太少了，那是因为利用这种語言体系的人所属的两种最古老的文化——印度的与古典的——在性质上是如此非历史的，以致它們不仅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而且一直到了晚期甚至还击退了外来的文字。实际上，古典散文的全部艺术是直接为耳設計的。人們讀它就象說話一样，而相形起来，我們說什么却象讀它一样——結果，在文字表象和詞音的永恒蹺板間，我們永远没有达到过亚狄加意义下的完善的散文风格。另一方面，在阿拉伯文化中，每一种宗敎发展它自己的文字，甚至詞的語言改变了，还能把它保持下来；圣书和圣訓的持續是和作为持續的象征的文字分不开的。字母书法的最早的証据见于南阿拉伯的米内的和薩巴的文字中——毫无疑問，这类书写是按敎派分化的——它們可能追溯到耶穌誕生前十世紀。〔56〕犹太敎徒、曼第安敎徒和巴比伦的摩尼敎徒說东阿拉米語，但是他們各有自己的文字。从阿拔斯时代起，阿拉伯語占据統治地位，但基督敎徒和犹太人用他們自己的文字写阿拉伯語。〔57〕伊斯兰把阿拉伯文在它的信徒中普遍传播，不管他們說的是塞姆語、蒙古語、雅利安語或黑人語言。〔58〕书写习慣的成长在各处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书写語言与会話語言的区别。书写語言使持續的象征性影响到它自己的文法状况，这种状况本身只緩慢地、勉勉强强地屈从于会語語言的进步性变异——因而后者在任何一定时期中总是代表一种較年輕的状态。沒有一种通用的希腊語言，而有两种希腊語言，〔59〕并且帝国时代的书面拉丁文和活拉丁文間的巨大差别在早期罗馬語言的結构中就得到了充分的証明。〔60〕一种文明愈古老，这种差别就愈突厄，今天，我們在书面的中国語言和中国北部受过敎育的人所說的官話之間看到了一道鴻沟——这已不再是两种方言的問題而是两种彼此陌生的語言的問題。

这里必須說明，有一件事实已經直接表现出来，就是，书写主要是一个身份問題，尤其是僧侶們的一种古老特权。农民是没有历史的，因而没有书写。但即使除了这点不談，种族方面对书写也有一种不会被誤解的厌恶。我想字相学中有一件极为重要的事实，就是，书写者的种族性越多，他对待文字的修飾性結构的态度就越傲慢、也就越容易用个人的行文路数来代替这种結构，只有禁忌方面的人对文字的正当形式表现一种当然的尊重，并且无論如何，即使无意識地也要設法把它們重现出来。这是創造历史的行动者和仅把历史写在紙上并使它“永恒化”的学者之間的区别。在一切文化中，文字都被僧侶所保持，在这个阶級里，我們也应把詩人和学者計算在内。貴族輕視书写；他們有人替他們书写。从最早的时侯起，这种活动就具有智性的和僧侶的性质。无时間性的眞理完全不是通过言語流传下来的，只是由于它們有了文字才传下来。这又是城堡和敎堂的对立：业精和眞理哪一个会持續下去呢？档案保管人的“資料”保存事实，圣經保存眞理。記录和文献对于前者的意义，就是圣书注释和图书对于后者的意义。因此，除了祀拜建筑以外还有一些不是被装飾品所装飾而本身就是装飾的东西〔61〕——这就是书。一切文化的靑春时期的艺术历史应当从文字甚至应当从碑銘以前的草书开始。在这里，我們能看到哥特式风格或枚斋风格的最純粹的本质。没有其他装飾具有文字形状或一頁手稿所具有的内在精神；除了回敎寺院墙壁上的可兰經文以外，阿拉伯风格在什么地方也没有这样完善。还有字首的伟大艺术，飾边图形的建筑，封面的雕塑！在一种庫費文字的可兰經中，每一頁都有一幅綉帷的效果。一本哥特福音书就是一座小敎堂。至于古典艺术；非常有意义的是：它没有用它的修飾去进行美化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文字和书卷——这是一种由于对持久的事物的坚决憎恶和对技巧不安于只做技巧的輕視所引起的一种例外。在希腊或在印度，我們找不到象在埃及一样的那种碑銘艺术。似乎没有人认为一頁柏拉图手稿是一种圣迹或认为索福克里戏剧的珍本应当珍藏在卫城里。

由于城市凌駕乡村之上，由于市民加入了貴族和僧侶及市鎭精神渴望获得最高权力，书写就从作为貴族声誉和永恒眞理的使者变成了商业的与科学的交际手段。印度文化和古典文化反对矫揉造作，并从外来輸入解决了实际需要；字母文字作为一种謙逊的日用工具慢慢地被它們所接受。和这一事件同时并具有相同意义的是，音符文字約在800年时传入了中国，西方在十五世紀发明了印书术；由于使大多数人接触到这种持續和距离的象征，它們就最大限度地得到了充实。末了，各种文明采取了最后一个步驟，把它們的文字变成了实用的形式。正如我們所已看到的，約在公元前2000年时，埃及文明中字母文字的发明純粹是一种技术革新。同样，中国的奥古斯都的大臣李斯在公元前227年創造了中国的标准文字。最后，在我們自己中間——虽則我們还很少有人領会到这件事实的眞正意义——一种新的书写出现了。由于发现了新朋友，埃及的字母文字就被証明为不是什么最后的和完整的东西了，这就是我們的速記术，它不仅意味着书写的簡化，而且意味着一种新的和高度抽象的交往方式压倒了字母文字。事实上，在未来的几世紀内，速記类的文字形式可能完全把字母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