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最后，这种情况就为民族的形态学奠定了基础。它的本质可以直接被看到，在民族的历史川流中，我們也看到了一种内在的秩序。民族旣非語言的单位，也非政治的单位，也非动物学上的单位，而是精神的单位。这就立刻引起了文化前、文化中、文化后的民族之間的进一步的区分。这是一件在一切时代中深刻地被感到了的事实，就是，文化民族較之它种民族具有更显明的特征。我願意把它們的祖先叫做原始民族。这就是那些流浪的混血的团体，它們的形成和解体没有确定的规律，直到最后，在对一种尚未誕生的文化的預感中（例如在前荷馬、前基督敎及日耳曼的时期中），它們一层一层地愈来愈具有确定的类型，它們把一种居民中的人类物质汇成一些群体，虽則人类的特性一直只有微小的变化或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种重叠局面始于辛布里人和条頓人，經过馬科曼人和哥特人，直到法兰克人、伦巴第人和薩克逊人。原始民族的例子有塞琉西时代的犹太人和波斯人、“航海民族”、米尼斯时代〔35〕的埃及的諾姆。一种文化以后的民族——最著名的例子有后罗馬时代的埃及人——我可以把它叫做費拉民族。

在公元第十世紀，浮士德型的心灵突然觉醒了，并且表现为无数种样式。在它們当中，同建筑和装飾一起出现了“民族”的一种具有显明特征的形式。从加洛林帝国的民族样式——薩克逊人、士瓦本人、法兰克人、西哥特人、伦巴第人——中，突然出现了德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在此以前，历史研究（有意識地和审愼地，或不这样）把这些文化民族一律看做是某种存在的东西，看作主要的东西，而把文化本身看成次要的，看成民族的产物。因此，历史的創造单位只是印度人、希腊人、罗馬人、日耳曼人等等。由于希腊文化是希腊人的产物，希腊人一定老早就已这样存在了；所以，他們一定是外来的移民。任何其他关于創造者和創造物的观念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我把下列一事看作一种具有决定性的发现，就是这里所提出的事实导出了相反的結論。可以絕对肯定的是：伟大的文化是起源于性灵的最深基础上的原始实体；在一种文化的影响下諸民族的内在形式和整个表现是相似的，是文化的产物而不是它的創造者。这些抓住和塑造人类的样式，和各种艺术及思想方式一样，具有风格和风格历史。雅典民族之为一种象征，不亚于多里斯庙宇，英国人也不亚于现代的物理学。有阿波罗型的、枚斋型的、浮士德型的民族。阿拉伯文化不是“阿拉伯人”所創造的——事实正好相反；因为枚斋文化开始于耶穌时代，阿拉伯民族代表了它那类最后的伟大創造，一个团体通过伊斯兰敎結合起来了，就象前此犹太人的和波斯人的团体通过他們的宗敎而結合起来一样。世界历史是各伟大文化的历史，民族只是这些文化中的人們借以履行他們的宿命的象征形式和容器。

在墨西哥文化和中国文化中，在印度文化和埃及文化中，都各有——不論我們的科学知不知道——一群风格相同的伟大民族，它們出现于靑春时期开始时，形成国家，推动历史，并且在其演化的整个过程中带着它們的基本形式向目标前进。在极大程度上，它們是彼此不同的——不可能想象有一种比雅典人与斯巴达人之間、德国人与法国人之間、秦与楚之間的更尖銳的对比——全部軍事史都表明，民族仇恨是导出各种历史性决定的最崇高的方法。但当一个不属于这一文化的民族一旦在历史中出现的时候，一种精神关系的压倒一切的感情就会到处弥漫，对野蛮人——意指精神上不属于这一文化的人——的概念在埃及居留地的民族中、在中国的各国中和在古典世界中就会是同样地一淸二楚的。形式的力量很大，因而它掌握并改造邻近的民族，請看罗馬时代的迦太基人及其半古典的风格，及从喀德邻大帝到大彼得沙皇統治的崩潰时止表现为一种西方风格的民族的俄罗斯人吧。

我們把合乎它們的文化风格的民族叫做文化民族，〔36〕这个詞本身把它們和它們以前及以后的形式区别开了。不仅一种强烈的“我們”感鑄就了一切主要結合中的最有意义的内在一致性；而且在文化民族下面还有一种观念。这种集体的存在之流和宿命、时間及历史具有一种非常深刻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每个实例中都不相同，它也决定人类物质和种族、語言、土地、国家及宗敎的关系。古代中国民族的风格不同于古典民族的风格，所以它們的历史风格也不相同。

原始民族和費拉民族所經驗的生活只是动物学上的浮沉往返，只是一种无計划的偶发事件，没有目标，也没有及时的有节拍的行进，其中事变很多，但最后全都缺乏意义。唯一的历史性民族、即其生存就是世界历史的民族是文化民族。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們应把它完全弄淸楚。东哥特人遭受一种伟大的命运，所以在精神上他們是没有历史的。他們的战斗和居留地是不必要的，因而是陪衬性的；它們的結局是没有意义的。公元前1500年住在迈錫尼和泰麟茲周围的还不是一个民族，而住在米諾斯的克里特的則已經不再是一个民族了。提庇留是企图把一个罗馬民族进一步引上历史道路的最后一个統治者，他要設法为历史把它恢复过来。瑪尔庫斯·奥利略所要保卫的只是一种罗馬的居民——那只是一个事变的領域，而不再是一个历史的領域。到底有多少米太、亚該亚或匈奴民族的自由的前代，到底他們的祖先和他們的后代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群体中，这是无法确定的，是没有规律的。但是，一个民族的生命期限是确定的，所以它的历史走向完成所采取的步伐和节奏也是确定的。从周朝开始到始皇帝的統治，从特洛耶传說所依据的事件到奥古斯都，从提尼斯时期到第十八王朝，世代的数目大致是相同的，文化的“晚”期，从梭伦到亚历山大，从路德到拿破仑，最多不过十个世代左右。眞正的文化民族的命运及一般世界的历史的命运在这个时限内得到完成。罗馬人、阿拉伯人、普魯士人都是晚出的民族。法比烏斯家族和朱尼烏斯家族在康奈战役时有多少代已經作为罗馬人而时隐財现呢？

并且，文化民族是眞正建設城市的民族。它們从城堡中崛起，随着城市而在他們的世界意識上成熟到最高限度，但在世界城市中，它們解体了。每一个具有特性的城市形成也具有文化民族的特性。乡村完全是种族的东西，尚未具有这种特性；而大城市則已不再具有这种特性了。这种要素非常富有特征地使文化民族的公共生活具有色調以致它的最細微的表现都使它被辨认出来，但我們无論怎样也是不会把——我們很难想象——它的力量、自立和孤独夸张得过分的。如果两种文化心灵之間的帷慢是不能被穿透的，如果没有一个西方人能指望完全了解印度人或中国人，那么，在充分发展的民族之間的情形也是这样，甚至更是这样。民族彼此之間的了解也象人与人之間的了解一样是很少的。每一方面都只能按自己所創造的关于对方的图景去理解对方，具有深入观察的眼力的个人是很少的、少见的。面对着埃及人，所有古典的民族必然感到他們自己是一个整体的亲属，但他們彼此之間，却是从无相互了解的。还有什么比雅典精神和斯巴达精神之間的对比更尖銳的呢？德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哲学思考方式不仅在培根、笛卡儿和萊布尼茲身上表现得很淸楚，而且在經院哲学〔37〕时期已經就是这样；甚至今天在现代物理学和化学中，科学方法、实驗与假設的选择和类型、它們的相互关系以及它們在研究的过程和目的方面的相对重要性上，在每一个民族中都是显然不同的。德国人和法国人的宗敎虔信，英国人和西班牙人的社会伦理，及德国人和英国人的生活习慣是那样地不相同，因此，从一个普通人看来，因而也是从他的社会舆論看来，每一个外国民族的内心眞象就成了一种深藏的秘密，成了不断的和孕育重要結果的錯誤的根源。在罗馬帝国，人們一般地开始彼此了解，但是这完全是因为在古典的城市中没有什么値得了解的了。由于有了相互了解，这一特定的人类就不再生活在民族中，事实上就不再是历史的了。〔38〕

正是这些經驗的深度使得整个的民族不可能一律地完全地成为一种文化民族。在原始人当中，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集体义务感，但是一个文化民族的觉醒到意識自己的程度始終如一地是逐步发生的——就是，在心灵最健全并以自己从經驗中得来的力量使别人受其約束的特定阶級中，觉醒最显著。每一个文化民族在历史上都被少数人所代表。在靑春时期开始时，代表它的是貴族，〔39〕貴族在其初次出现的时侯，是民族的美丽花朵，是民族特性接受命定風格的容器——民族特性是无意識的，但在它的宇宙脉息中，它更强烈地被感到。在公元前2700年埃及的封建时代，也象公元前1200年时的印度和中国一样，“我們”就是武士阶級。荷馬时代的英雄們就是丹奈人；諾曼男爵們就是英格兰。几个世紀以后，圣西門——他的确是古法兰西的体现者——常說，“全法兰西”会合在国王的等候室中；有一个时期，罗馬和元老院实际上是一回事。由于市鎭的出现，市民变成了民族的容受者，变成了（由于智性的成长，我們能这样指望）民族意識的容受者，这种民族意識他們得自貴族，使它一直达到实现。以民族的名义生活、感知、行动并知道如何去死的永远是一些特定的、分級細致的集团，但这些集团越变越大。十八世紀时产生了西方的民族概念，它要求（有时且有力地坚持）一无例外地受到每个人的拥护；但我們知道，实际上，流亡貴族們也象雅各宾党人一样，他們相信自己就是民族，就是法兰西民族的代表。等于“全体”的文化民族是不存在的——这只有在原始民族和費拉民族中才有可能，只有在一种旣无深度又无历史尊严的民族存在中才有可能。只要一个民族是一个文化民族，并且履行一个文化民族的命运的时侯，其中就有少数人以全体的名义代表并完成它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