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种矿石的結晶埋藏在岩层中。罅隙发生了，裂縫出现了，水分渗进去了，結晶慢慢地被冲刷出来了，因而它們順次只剩下些空洞。随之是震撼山岳的火山爆发；熔化了的物质依次傾泻、凝聚、結晶。但它們不是随意按照自己的特殊形式去进行这一切的。它們必須塡滿可塡的空隙。这样就出现了歪曲的形状，出现了内部結构和外表形状相矛盾的結晶，出现了一种石头呈现另种石头形状的情况。矿物学家把这种现象叫作假晶现象。

我想用“历史的假晶现象”这个术語来表示这样一种情形：就是，一种比較古老的外来文化在某个地区是如此强而有力，以致土生土长的年靑文化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它不仅不能形成它的純粹的、特有的表现形式，而且不能充分发展它的自我意識。年輕的心灵深处涌现出来的一切都鑄进了古老的框框里，年輕的感情僵化在衰朽的作品中，它不能凭自己的創造力培育自己，它只能用一种日形增剧的怨恨去憎恶那股遙远的势力。

阿拉伯文化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它的史前史完全属于那在两千年間成为此起彼伏的各个征服者的掠夺品的古巴比伦文明的范围。〔1〕它的“墨洛溫时代”〔2〕的特征是一个小波斯氏族〔3〕的专政，这些人象东哥特人一样原始，他們在两百年間很少遭到挑战的霸权是建立在一个費拉世界的无限疲倦心情的基础上的。但是从公元前300年起，在西奈半島和札格洛斯山脉〔4〕之間的年輕的說阿拉米語的〔5〕民族中开始了和扩散了一种伟大的觉醒。正跟特洛耶战爭时期和薩克逊朝諸帝时期一样，一种人对上帝的新关系、一种全新的世界感情渗进了当时流行的一切宗敎中，不管它們叫做阿胡拉瑪茲达、巴力也好，或叫做耶和华也好，都到处推动着巨大的努力去創造。但是正在这个时机，馬其頓人来到了——来得这样巧，以致某种内在联系的存在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波斯政权的基础是一些精神上的必要条件，而已消失掉的也正是这些必要条件。对巴比伦說，这些馬其頓人的出现，和其他的冒险家一样，不过是另一群蜂涌而来的冒险家而已。他們把一层古典文明的薄幕远布到土耳其斯坦和印度的大地上。亚历山大继承者各王国本来是可以不知不觉地变成具有前阿拉伯精神的国家的——在地理上和阿拉米語区域实际上是一致的塞琉西帝国，事实上在公元前200年已是这样一个国家。但从匹特那战役〔6〕起，它的西部就愈来愈多地并入了古典帝国，从而受到一种重心远在异方的精神的巨大影响。这就为假晶现象作好了准备。

从地理的角度和历史的角度看来，枚斋文化（The Magian Culture）都处在这一組較高級的文化的正中心——它是在空間方面和时間方面几乎和一切其他文化发生了接触的唯一文化。因此，在我們的世界图景中，它的整个历史結构就完全有頼于我們认淸它的被外型所歪曲了的眞正内在形式了。不幸，这正是我們所还不认識的，原因是由于神学上的和語言学上的偏见，尤其是由于近代专門化过甚的趋势不合理地把西方人的研究工作細分为許多个别的部門——每一部門不仅在取材上和方法上、而且在思想上和其他部門有区别——因而使得人們对大問題連看也看不见了。在当前的問題上，专門化的后果也許比在其他方面更为严重。历史家本人站在古典語言学的領域中，把古典的語言疆界当作他們的东方視界；因此，他們对那并无精神界限的双方在发展上的深刻統一就完全漠視不见了。結果就出现了以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使用来排列和划分的“古代”、“中世紀”和“近代”的历史景象。对于有“原文”保存下来的古代語言的专家說来，阿克苏姆、薩巴、甚至薩薩尼王朝的領域都是不可究詰的，因而在“历史”上它们就几乎全不存在了。文学研究者（语言学者也一样）混淆了語言的精神和作品的精神。阿拉米語区域的作品如果恰巧是用希腊文写的，甚至仅是用希腊文保存下来的，他就把它們列入他的“后期希腊文学”中，并把这种文学划成一个特殊时期。而用其他文字写出的同一淵源的作品則不属于他的范围，却以同样人为的方法分到其他种类的文学中去了。可是这里却有最强有力的証据，証明文学史和文字史决不是吻合的。〔7〕实际上，枚斋民族文学是一个独立完整的整体，它的精神是一个，但是用好几种文字——其中也有古典文字——写成的。因为枚斋型的民族是没有本国語的。有他勒目法典的、摩尼敎的、景敎的、犹太的民族文学，甚至有新毕达哥拉斯派的民族文学，但是沒有希腊的或希伯来的民族文学。

神学研究也按照西欧的各种不同信仰細分了自己的領域，因此，“語言学的”东西方分界在基督敎神学方面也得到实行，而且还在实行。波斯世界落入了伊朗語言学者的研究范围，由于阿維斯塔經的經文虽則不是用雅利安方言写的，但却是用雅利安方言传播的，因此，它們的巨大問題〔8〕就被当作印度学学者的一項次要研究，在基督敎神学中压根儿看不见它的踪迹了。最后，因为希伯来語言学和旧約研究組成一个专門研究部門，他勒目法典的犹太敎历史就不仅从未得到单独的研究，而且在我所熟知的一切主要宗敎历史中把它完全忘却了，虽則这些宗敎史有篇幅談到印度的每一敎派（因为民俗学也是一項专門学問），也談到了每一原始的黑人宗敎。这就是今天历史研究工作面临的最巨大任务在学术上的准备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