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然而，不論人生到世界上来是为了生活还是为了思考，只要他在行动着或思考着，他就是醒觉的，从而也就是在焦点上，亦即与他的光的世界当时为他保持的那种意义相适应。每个人都知道，假定在作一次物理实驗时，为了考虑当时发生的某种事情，中途突然中断，大概是很痛苦的。我在前面已經讲过，在人的醒觉意識中輪流出现的无数場面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命运和节奏的世界，与原因和紧张的世界。我把这两种图景称为作为历史的世界和作为自然的世界。在第一种图景中，生活利用批判的理解力。它有眼力供其支配；被感觉到的节奏变成内心所想象的波列，身历的震动則变成想象中的时代頂峰。在第二种图景中，思想本身居統治地位，它的因果的鉴定把生活变成一种死板的过程，把事实的活生生的内容变成抽象的眞理，把张力变成公式。

这如何可能呢？这两种图景中的每一种都是一种眼的图景，但在前一种图景中观察者委身于永不重演的事实，而在后一种图景中观察者則力求为一种永久有效的体系发现眞理。在历史图景中，知識只是一种輔助手段，宇宙的事物利用小宇宙的事物。在我們称做記忆和回忆的图景中，各种事物在我們眼前，好象暴露于一种内心的光亮中并为我們自己的存在的节奏所周览。但是，年代学的因素〔1〕告訴我們，历史一旦变为思难的历史，就再也不免受到一切醒觉意識的基本条件的影响。在自然（或科学）图景中，外加的和导致錯觉的是那始終存在的主观的东西，但在历史图景中，导致錯誤的却是那同样不可排除的客观的东西，即数。

当我們在自然（科学）的領域中进行工作时，我們的安排和自我調节应当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个人无关的——人們“忘掉自己”，但是每个人、阶級、民族或家族却是按照对它本身的关系来观察历史的图景的。自然的标志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广袤，而历史則来自过去的黑暗，呈现在观察者的面前，并从他那里迅速进入未来。观察者，作为现在，始終是历史的中心，并且对他来說，如想有意义地整理事实，而不問其方向（生活固有的因素，而非思想固有的因素），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每一时代、每一国土、每一现存的集体都有它自己的历史視界，而眞正的历史思想家的标志乃是他使他的时代所要求的历史图景得到实现。

因此，自然和历史就象純粹的和不純粹的鉴定一样是可以辨别的。所謂“鉴定”的意义，是指生活經驗的对立面而言的。自然科学只是鉴定而已。但在历史中，鉴定所能做的，不外是科学地准备历史家的眼光所要探討的范围。历史就是那种瞥见本身，不論它对准的是什么方向。具有这样一种眼力的人，就能“历史地”理解每一件事实和每一种形势。自然是一种体系，而体系是能够学而知之的。

历史的自我調节的过程，对每个人来說，从幼年时代的最早的印象就开始了。儿童的眼睛是銳利的，早在城市及其居民进入他們的視界以前，而“民族”、“乡土”、“国家”等詞汇对他們尚全然缺乏实在意义的时候，最靠近身边的各种事物，家族的生活、家庭和大街，都是被十分彻底地知觉和感觉的。正是这样，而且完全是这样，原始人把一切呈现在他的狹隘的視界中的事物当做历史，当做活生生的事物——其中最重要的是生活本身，生老病死的戏剧；还有他自身所体驗到的或在其他人身中观察到的激烈的战爭和热烈的爱情的历史；亲属、氏族、村落的命运，他們的行动和他們的动机；长期仇恨、战爭和复仇的故事。生活的眼界扩大了，而且展现在眼前的不是一种一种的生活，而是那时生时灭的生活。壮观的景象不是村落和氏族，而是遙远的种族和国家；不是若干年，而是若干世紀。人們实际經历的和参加的历史从未超过由祖及孙的短暫时距——对古代日耳曼人和今日黑人来說旣不可能，对伯里克利斯和瓦楞斯泰因来說也不可能。生活的眼界就此終止，一种新的視野开始了，其中的图景是以传聞和历史传統为基础的，在其中直接的交感是与那旣明显而由于长期使用又稳定的記忆图景相适应的。如此展现的图景对于不同文化的人們显示出极其不同的广度。对我們西方人来說，眞正的历史是从这第二种图景开始的，因为我們生活在永恒的局面下；反之，对希腊人和罗馬人来說，历史恰恰是在那时停止了。波斯战爭的事件对修昔的底斯来說，〔2〕布匿战爭的事件对愷撒来說，已經没有活生生的意义了。

在这种視野之外，又有一些历史单位的图景出现了，它們是植物世界和动物世界、景观和星辰的命运的图景，这些图景終于和自然科学的最后图景融合成为关于世界的創造与結局的神話的想象。

儿童和原始人的自然（科学）图景，是从日常的微小技术中发展出来的，这种技术不断地迫使他們二者摆脫对大自然的胆怯的注視，轉到对他們身边的事实和形势的鉴定。同幼小的动物一样，儿童通过游戏发现自然的最初的眞理。检查玩具、切开玩偶，把鏡子翻轉过来看看背面有什么，在确定了某种好象是永久正确的事物时的胜利的情感——无論何种的自然研究都还未曾超出这个范围。原始人把他所获得的这种鉴定的經驗，应用到他的武器和工具上，应用到他的衣、食、住所需用的生活資料上，亦即应用到那些无生命范围内的东西上。他也把这种經驗用到动物身上，当那些动物作为活的东西（它們的活动是他作为追逐者或被追逐者予以监視和揣測的）突然对他不再具有意义时，并且当它們不是有生命地，而是机械地被理解为对他有确定用途的肉和骨的集合物时——这恰好象他对于一件事情的意識那样，刚刚还是作为一个魔鬼的动作，轉瞬之間就作为一种因果的連續了。文化时代的成熟的人，每日每时調換位置，完全与此相同。这里，也是一种“自然”視野，在它以外还有由我們关于雨、电和风、夏和冬、月的盈亏和星辰运行的印象所构成的第二种視野。但是在这种視野上，因敬畏而战慄不安的宗敎信仰，强使人們接受一种高級得多的鉴定标准。正如在历史图景中，他宣揚生活的終极事实，在这里他就企图确定自然的終极眞理。在知識所能达到的界限以外的事物，他称之为上帝，而所有在那个界限以内的事物，他都力图从因果关系上去理解，理解为上帝的行动、創造和启示。

因此，每一組科学地确定下来的因素，都有双重的傾向，这是自原始时代以来就固有的而且未曾改变的。一种傾向把技术知識的体系尽可能推进到最完善的程度。为了实际的、經济的、軍事的目的服务，这种体系是許多种动物已經发展到了高度完善的地步的，并且从它們起，通过原始人及其对火和金属的认識，直接导致我們浮士德型文化的机械技术。另一种傾向只是借助語言把純粹的人类思維从肉体的視觉分开才形成的，它努力的目标是一种同等完善的理論知識，这种知識我們在文化的早期阶段称之为宗敎的知識，在文化的晚期阶段則称之为科学的知識。火对战士来說是一种武器，对工匠来說是他的設备的一部分，对敎士来說是来自上帝的一种神迹，而对科学家来說則是一个問題。但在所有这些方面，它都是醒觉意識的“自然的”、科学的方式所固有的。在作为历史的世界中，我們找不到这样的火，而只见到迦太基的大火和堆积在約翰·胡司与乔尔丹諾·白魯諾周围的薪柴的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