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随着青春阶段的到来，每种文化里面都开始了一种固定形式的經济生活〔27〕。居民的生活全然是农民在田野上的生活。城鎭的經驗还未来到。所有从农村、城堡、宫邸、修道院和寺院領地兴起的，并不是一个城市，只是一个市場，是一个合乎农民的利益的单純集会点，这种集会点还立即获得了一定的宗教意义和政治意义，但是当然不能說它已經具备了一种它所特有的生活。居民們即使是工匠或商人，依然怀有农民的情感，甚至这样地或那样地象农民一样工作。

从一种人人都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費者的生活分离出来的是物品，物物交易是一切早期交易的标志，不論那物品是从远方运来的，还是仅仅在村落中甚至农場內流通的。物品是一件在本质上借一些不易觉察的綫索依附于生产它的生命或使用它的生命的东西。一个农民把“他的”黄牛赶到市場上去，一个妇女把“她的”美丽的服装貯放在衣柜里。我們說，一个人賦有这个世界的“物品”；“所有”（Be-sitz）这个詞使我們直接回溯到財产的植物性起源，財产这种特殊的“存在”——不是别的——根本是从那里滋长起来的。〔28〕在这些时期中，交換是物品从一个生活圈子轉入另一个生活圈子的过程。它們是按照一种对当时的被感知的关系的尺度，就其对生活的关系来加以估計的。这里既沒有价值的概念，也沒有构成一般尺度的某一种类或某一定量的物品——因为黄金和硬币也都是物品，它們的稀有性和不可毁灭性使它們很受重視。〔29〕

在这种物物交換的节奏和进程中，商人只是一个中間人。〔30〕在市場上，掠夺性的經济和創造性的經济彼此遭遇，但是，即使在船队或商队卸貨的地方，貿易也只是乡村交易的器官。〔31〕这是經济的“永恒”形式，甚至今天在远离城鎭的乡村小商小販的古老形象里，在自然地形成小物物交換圈的城郊僻巷里，在学者、官吏、以及一般說来每个未积极参与大城市日常經济生活的人的私人經济里，都还可以看到。

城鎭的心灵喚起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32〕一旦市場变成了城鎭，那就不再是横越純粹农村的貨物之流的中心的問題，而是城墙里面的第二个世界的問題了，对这个世界說来，“城外的”单純生产生活只是目的和手段，从它那里，另一种川流又开始在回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点是：眞正的城里人在原始的土地的意义上并不是一个生产者。他与土地或經过他手的物品沒有內在的联系。他不同它們生活在一起，而是从外面去看它們，結合他本身維持生活的需要去評价它們。

随之，物品变为商品，交換变为銷售，并且我們还从考虑物品轉而考虑金錢了。

随之，一种純粹附加的东西、一种规定限度的形式，从經济中的看得见的对象中被抽象出来，正和数学思維从被机械地看待的环境中抽象出某种东西一样。抽象的金錢恰恰相当于抽象的数字。〔33〕两者都是完全无机的。經济的图景降低到只有数量，而“物品”的重要性則向来是它們的质量。对早期的农民說来，“他的”黄牛，首先是一个名实相符的存在单位，其次才是一件交換对象；但是，从眞正的城里人的經济眼光看来，唯一存在的东西是一种抽象的貨币价值，那是无論何时都可以換成鈔票，而在当时恰巧以一头黄牛形状出现的。即使如此，眞正的工程师在一个著名的瀑布中所看到的，却不是一分无双的自然景色，而是一分未被利用的能力的可以推算的量。

一切现代貨币学說有一种錯誤，就是，它們从价值記号，甚至从作为支付媒介的物质出发，而不是从經济思想〔34〕的形式出发。事实上，金錢，有如数与法律，是一种思想范畴。人們对于周围的世界有一种金錢的考虑，犹如有一种法律的、一种数理的和一种技术的考虑一样。从对一所房子的感官經驗中，我們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抽象，这要看我們的心理是从一个商人、一个法官、还是一个工程师的观点来評价它，要看涉及的是一个貸借清算問題、一个訴訟問題、还是一个有倒塌危险的問題。无論如何，跟考虑金錢最接近的是数学。从生意来考虑就是进行計算。貨币价值是一种用計算单位来衡量的数值。〔35〕这种精确的“价值本身”就象数的本身一样，首先是那沒有根基的城里人所想到的；对农民說来，只有一些与忽此忽彼的交換对象相关的暫时感触到的价值。凡是他不使用或不想占有的东西，对他就“沒有价值”。只有在眞正的城市居民的經济图景里，才有客观的价值和各式各样的价值，这些价值，作为一种有一般化效力的思想因素，存在于他的私人需要之外，虽然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有他本人的价值体系和种类最紛歧的价值，他参照这种种就对市价有“便宜”或“昂貴”之感。〔36〕

早期的人类比較物品，而且不仅是通过理性来比較，晚期的人类則計算商品的价值，而且是用一种死板的、非定性的尺度来計算的。现在，黄金不再比照黄牛来估算，而是黄牛比照黄金来估算，其結果是用抽象的数字，价格，来表示。这种价值尺度能不能在一种价值符号中找到象征性的表现和怎样表现——象书面、口头或表象的数字符号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数那样——是以某一特定文化的經济型式为轉移的，而每种經济型式都产生一种不同的貨币。出现这种情况的共同条件是，在經济上用貨币来考虑問題的都市人口的存在，而且正是貨币的特征解决了价值記号是否也作为支付媒介；古典的硬币、或許还有巴比伦的銀子的作用就是如此，而埃及的deben（按磅称出的生銅块）則是一种交換的尺度，却不是貨币記号，也不是支付媒介。另外，西方的和“同时代的”中国的銀行紙币〔37〕乃是一种媒介，而不是一种尺度。事实上，关于貴金属硬币在我們这种經济中所起的作用，我們是慣于彻头彻尾地欺騙我們自己的；这类硬币不过是按古典风尚制成的商品，因此，它們是比照信用貨币的帐面价值来衡量的，它們有一种“价格”。

这种思考方式的結果是，跟生活与土地連在一起的旧式产业让位于本质上能动的、质量上不定的財富：这种財富并不包含在物品之內，而是投放在这些物品里面的。从它本身来考虑，它純粹是一种貨币价值的数量。〔38〕

作为这种思考的所在地，城市变成了金融市場、价值的中心，貨币价值之流开始注入物品之流，使它理智化并控制它。因而商人就由經济生活的器官变成了經济生活的主人。考虑金錢，不論怎样，总是一种商业性的或生意性的思考。它是以土地的生产性經济为前提的，因而根本上总是貪得无厌的，因为沒有第三条路可走。“获得”、“获利”、“投机”之类的詞，就是指从送往消費者的物品中中途騙取利潤——这是一种聪明的掠夺——因此，对早期的农民是不适用的。只有使自己完全适应眞正城市居民的精神和經济面貌，我們才能領会它們的含义。他作工不是为了需要，而是为了出售，为了“錢”。生意經的观点漸漸輸入每一种活动中。乡下人同物物交易有內在的联系，既是卖主同时又是买主，甚至原始市場的商人几乎也不例外。但是由于貨币交易，在生产者与消費者之間，好象在两个不同世界之間一样，出现了一个第三者，經紀人，这种經紀人的思想是命定地被生活的生意面所支配的。他迫使生产者来供应，消費者来打听。他把中介地位提高到一种垄断地位，再提高到經济的首位，他迫使其他两方面为他的利益变得“具有形式”，按他的計算来准备商品，并在他的还价的压力下降低商品的价格。

掌握这种思想方法的人就是金錢的主人。〔39〕在一切文化中，演化都是走的这条道路。黎息阿斯〔40〕在他的反对谷物商的演說中告訴我們：拜里厄司地区的投机商人，为了制造恐慌，經常散布載运谷物的船队遭难或战爭爆发的謠言。在希腊化—罗馬时代，为了迫使物价上涨而使土地荒蕪，或对进口加以限制，成了一种广泛使用的手段。在埃及新帝国，美国式的小麦囤积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一种完全可以同西方的銀行业务相比的票据貼现所致。〔41〕亚历山大大王在埃及的行政官克利奥米尼通过記帐交易将全部谷物供应集中在自己手里，因而在希腊造成了广泛的饥荒，使自己攫得了无限利益。在經济上不这样考虑，就只能成为大城市中貨币交易的一个小卒。这类思維不久就控制了整个都市人口的醒觉意識，因此也就控制了每个在經济史上发生重要作用的人的醒觉意識。“农民”和“市民”不仅代表乡村和城市的区别，而且也代表产业和金錢的区别。荷馬时期的和普罗溫斯的王侯宫廷的燦烂文化，是随着人們本身的盛衰而盛衰的东西——甚至今天，我們也常常能在旧家族的乡間别墅生活中看到这种情形——但那更为优雅的資产阶級文化，它的“舒适”，則是一种外来的东西，是能用錢买到的东西。〔42〕一切高度发展的經济都是城市經济。世界經济本身是一切文明的具有特点的經济，其实应当称作世界城市經济。甚至这种世界經济的命运，现在也是在少数地方，在巴比伦、底比斯和罗馬，在拜占廷和巴格达，在伦敦、紐約、柏林和巴黎等“世界金融世場”中决定的。〔43〕下余的是一种垂死的地方經济，这种經济在它的狹小的圈子里继續运行，不知道自己是完全寄人籬下的。最后，金錢是才智力量的形式，其中集中了統治者的意志，政治的和社会的、技术的和精神的創造力，以及对美滿生活的渴望。萧伯納說得完全正确，他說：“对金錢的普遍关心是我們的文明中的一件有希望的事实……这两件东西（金錢和生活）是不可分割的：金錢是使生活得以社会地分配的筹碼：它就是生活。……”〔44〕这里所說的文明，乃是一种文化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传統和个性已經丧失了它們的直接效力，并且每一种观点，如果想变成现实，就势必采用金錢的术語。起初，一个人有財是因为他有权——现在，他有权是因为他有錢。才智只有当金錢把它放在宝座上时才能得到宝座。民主政治是金錢与政治力量的完成了的平等。

在每一文化的全部經济史中，种族的在土地方面根深蒂固的传統，它的心灵，都向金錢精神进行殊死的斗爭。文化晚期开始时的农民战爭（在古典世界是公元前700—500年；在西方是1450— 1650年；在埃及是古王国末期），是血統反对那从扩大中的城市向大地伸出魔手的金錢的第一个反应。〔45〕斯坦因那个“誰把土地变成动产就是把它化成金錢”的警告指出了一切文化的一种共同危险；假使金錢无力袭击产业，它就会巧妙地打进貴族业主和农民业主的思想中去，直到那随着家族的成长而成长起来的世袭产业，开始变得象只是“投入”土地的資金，它們的本质是可动的。〔46〕金錢以使一切財产变成动产为目的。世界經济是那些在思想上完全脫离了土地，成为流质的价值之现实化了的經济。〔47〕古典的貨币思想，从汉尼拔时起，就把整座整座的城市变成了硬币，把整批整批的人口变成了奴隶，从而把两者都变成了可以从各地带到罗馬，并从罗馬作为一种权力向外使用的金錢。

浮士德型的金錢思想“开发”了整个整个的大陆、大河流域的水力、广大地区居民的体力、煤层、原始森林、自然法則，并为实现主人們的計划，用种种方法——通过报紙、选举、預算或軍队等方式——把它們都变成財力。凡是从生意的观点看来还沒有被人占有的世界資源，象約翰·加布里尔·波克曼所說的“沉睡的黄金精神”，总有新的价值从其中抽象出来。除此以外，那些东西的本身是完全沒有經济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