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有天生的宿命的人和因果的人。在純粹生活着的人跟那或則由于心理的能力或則由于血的缺陷因而成为“才智之士”的人之間隔着整个一个世界。前者是农民与战士，政治家与将軍，嫻悉世故的人与事务家，每一个想获得成功、想掌权执政、想战斗、敢冒险的人，組織家或企业家，挺而走险的人或暴徒或賭棍；后者是圣徒，僧侶，学者，理想家或理論家。存在与醒觉的存在、节奏与紧张、动因与观念、循环器官与触觉器官——在具有任何重要性的任何人身上，很少不是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显然占有支配地位的。在一切好批判、好沉思的人身上都没有动因和冲动，没有知人知事之明，没有一切天生的行动家所具有的、完全不同于相信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的、对自己的命星的信仰，没有在决定性时刻发言的血統的声音，没有替任何目标和手段作辯护的坚定的、沉着的信心。甚至一个务实的人的脚步声也不同于一个思想家的脚步声，也更踏实，在思想家身上，純粹的小宇宙跟土地没有坚实的联系。

命运使人成为这个样子或那个样子——成为敏感的、逃避事实的人，或成为活跃的、輕視思維的人。但是，活跃型的人是一个完全的人，而沉思型的人則有一个器官能在不靠（甚至违背）身体的情形下进行工作。当这个器官想要控制它自己的世界同时又要控制现实时，情形就更糟了，因为那时我們所得到的全部关于伦理的、政治的、社会的改革計划都在不容辯駁地指出事情应当成为什么样子和怎样使其成为那个样子——一切理論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上，就是，人人都和理論家一样（或如他自以为的那样）富于观念、絀于动因。这类理論即使出陣时有一种宗敎的全部权威或一个名人的声望作护符，它們也从来没有在任何事例中絲毫改变过生活。它們不过使我們对于生活的想法較之过去有所不同而已。这正是一种文化的“晚期”，即写得多、讀得多的时期的却数——它們用关于生活的思維与关于思維的思維之間的对立永远混淆了生活与思維之間的对立。一切世界改良家、僧侶和哲学家一致认为，生活是縝密的思維的恰当对象，但是人世的生活自己走自己的路，絲毫不顾别人說了一些什么。甚至当一个团体成功地“按照规定”生活时，它的全部成就充其量也不过是某一本未来世界史中的一个关于它自己的附注而已——如果除了唯一具有重要意义的主題之外还有篇幅論及的話。

因为，归根到底，只有活跃的人、具有命运的人才是生活在现实世界、生活在政治的、軍事的、經济的决策的世界中的，在那里，概念和体系并不重要，或不算数。在那儿，一次机敏的打击比一个机敏的結論更重要。一切时代的政治家和軍人都看不起那些以为世界的历史是为才智、科学，甚至艺术而存在的“卖稿家”或“书呆子”，是有道理的。让我們坦率地、毫不含糊地說吧：从感觉分离出来的悟性只是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它的具有决定性的一面。一部西方思想史可以不包括拿破仑的姓名，但在一部现实史中，阿几米德纵然有很多科学发明，却可能不如猛攻叙拉古时杀死他的一个士兵影响大。

重理論的人犯了一个大錯誤，就是相信他們的地位是在重大事件之前而不是在重大事件之中。例如，他們对于政治說辯派在雅典或伏尔泰和卢騷在法国所起的作用就完全弄錯了。一个政治家对于自己正在做什么往往并不“明白”，但那并不妨碍他滿怀信心地沿着导向成功的唯一道路前进；反之，政治空論家永远知道应該做什么，但是他的活动一旦超出了书本的范围，就是历史上最不成功的，因而是最无价値的。在动乱的日子里，例如亚狄加的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德国革命时期，这类干与經常出现，那时，舞文弄墨的空論家渴望参与人民的实际历史，不再忙什么体系。他誤解了他的地位。他和他的原則与計划只属于一种文献的历史而不属于任何其他历史。眞正的历史不是通过反駁他而是通过放任他和他的思想去对他作出裁决的。一个柏拉图或卢騷——較次的才智之士就更不用提了——能够建立抽象的政治結构，但是对亚历山大、西庇阿、愷撒、拿破仑及其計划、战爭和决策說来，这类抽象結构是毫不重要的。思想家如果高兴也可能談論宿命；但有了这类人物代表宿命就很够了。

在小宇宙性的存在的多样性中，我們总在遇到一种被激动的群众单位的形成，这是一种高一級的存在，无論它是逐漸发展起来的，或是頃刻之間出现的，它都具有个人所有的全部情感和激情，这种感情的本性是不可捉摸的，不是推理所能理解的——虽則行家能了解、能好好依靠它們所作出的反应。在这里，我們也应把一般动物单位跟純粹的人类結合加以区别；前者是被感觉到的、是完全依頼存在与宿命的——如同高空的飞鷹或进攻的軍队的行径一样——后者是依頼悟性的，是在意见相同、目标相同、或知識相同的基础上結合起来的。人們不必有获得宇宙节奏的一致的願望就可以得到它；共同立場的一致却是在人們願意的时候才获得的。一个人可以随意加入或退出一个学术团体，因为涉及的只是个人的醒觉意識。但对一种宇宙性的一致，一个人是委身干它的，并以他的全部存在委身于它。这一类一致中的群众容易被热情的激动或惊恐所掌握。他們在厄琉息、斯或卢耳德〔17〕是叫囂忘形的，或象德摩比利的斯巴达人和維苏威战爭〔18〕中的最后的哥特人一样是英雄般地坚定的。他們把自己組織得合乎合唱、进行和舞蹈的音乐，象純种的人和純种的动物一样对明亮的色彩、装飾、服装和制服的印象很敏感。

这类被激厉的人群是有生有死的。知識团体只是一种数学意义的总和，由于加减而起变化，直到（有时候是这样）意见完全一致，动人到了达到血的程度，因而突然从总和中造出了一个存在。在任何政治轉折点上，言詞可以变成命运，意见可以变成激情。一群偶然遇合的人在街头上聚在一道，他們具有同一意識，同一感觉，同一語言——直到那短命的心灵一閃而灭，各人又分道揚鑣为止。这种情形在1789年的巴黎每当听到“处死他”的喊声时，天天发生。

这类心灵有其特殊的心理，〔19〕懂得这种心理对于一个从事公共活动的人是很重要的。单一的心灵是每一眞正的等級或阶級的标志，不管它是十字軍的武士和軍人等級，是罗馬的元老院或雅各宾俱乐部，是路易十四治下的上流社会或普魯士的乡“紳”，是农民或行会，是大城市的群众或深山僻谷的人們，是迁徙中的民族与部落或穆罕默德及一般新創立的宗敎或敎派的信徒，是大革命时的法国人或解放战爭时的德国人。我們所知道的这类最强有力的存在是高級文化，它們是在伟大的精神剧变中产生的，在千百年的生存中把一切低級的結合——民族、阶級、城鎭、世代——熔于一个单位之中。

历史上的大事都是由宇宙級的存在，由民族、党派、軍队、阶級所进行的，而才智的历史則是在松弛的会社和团体、学派、各种敎育阶段、“傾向”及“主义”中进行的。在具有最大效力的决定性时刻，这类人群有没有一个領袖，或只是盲目地随波逐流；偶然的領袖是第一流的人物，或只是一些抬出来的无关重要的人物如罗伯斯庇尔或庞培之流——这又是一个命运問題。政治家的特征是，他对于这些在时代潮流中形成起来又消解下去的心灵、对于它們的力量和持續力、对于它們的方向和目标具有一种准确而透辟的眼力。即使如此，究竟他是一个能够控制它們的人或是一个被它們所席卷而去的人，还是一个偶然問題。〔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