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由于每一文化对金錢都有它自己的思考方式，所以它也有它自己的貨币象征，通过这种象征，它把它的估价原則在經济領域內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是一种把思想感官化的东西，在重要性上、它与口头的、书面的、或描画的数字以及其他数学符号完全相等。这里有一个深奥和丰富的探索領域，到目前为止几乎还沒有被探索过。連一些基本的观念都还沒有正确地被論述过，因而在今天要去传譯那构成埃及的以物易物和証券业、巴比伦的銀行业务、中国的簿記以及犹太人、帕栖人、希腊人和訶伦·阿尔·拉西德时代以来的阿拉伯人的資本主义之基础的貨币观点，把它譯明白，那是办不到的。办得到的只有指出阿波罗型和浮士德型金錢的根本对立——一个把貨币看作量，另一个把貨币看作功能。〔48〕

在經济上，和其他方面一样，古典人把它的周围世界看作是一些变換位置、移动、相互驅逐、攻击或消灭的实体的总和，就象德謨頡利图所描写的自然一样。人是許多实体中間的一种实体，城邦作为这些实体的总和是一个高級的实体。生活的全部需要是有形体的量，因而金錢也代表这样一个实体，犹如阿波罗神像代表一个天神一样。公元前650年左右，与多里斯式神殿的石建殿身及其周围的塑造逼眞的自由塑像同时，出现了硬币，一种刻得很美的金属块。作为一种量的价值早已存在——实际和这一文化的本身一样悠久。在荷馬时代，一个塔伦是有一定重量的一小块金子或一小件黄金装飾品。阿奇里的盾牌代表两“塔伦”黄金，甚至后来到了罗馬时代，人們仍慣于按重量来登記銀器和金器。〔49〕

不过，古典形式的貨币实体的发现是异常稀少的，以致我們还沒有理解其深刻的和純粹古典的意义。我們把它視为“人类的成就”之一，因此，正如我們在街道上和广場上建立塑像一样，我們到处鑄造这种硬币。我們力所能及的就只有这样；我們能仿效其形状，但我們不能再賦予同样的經济意义。把硬币当錢用是一种純粹古典的现象——这种现象只有在一个全然按照欧几里得观点設想的环境中才有可能，但它在那里却創造性地支配了一切經济生活。象收入、資源、債务、資本之类的概念，在古典城市里的意义与对我們的意义是迥然不同的。它們所指的，不是从一个点放射出来的經济力量，而是手中所有的有价值的东西的总和。財富永远是一种可动的现金儲备，它因有价值的东西的增减而发生变动，它和土地占有完全不生关系——因为在古典思維中，二者是截然分离的。貸款是现款的借出，并期望这笔借款仍以现款偿还。喀提林尽管拥有庞大的产业，〔50〕他还是穷困的，因为沒有人把他为他的政治目的所需要的现款借給他；罗馬政治家〔51〕所負的巨額債务的最后保証不是等值的土地，而是掠夺一个行省的动产的可靠远景。〔52〕

参照这种事实，而且也只有参照这种事实，我們才开始懂得某些现象，例如第二次僭主政治統治下的富人大批地被处死；罗馬的公敌宣告（以夺取社会上流通的大部分现款为目的）；得尔斐神殿的財宝在圣战中被佛西斯人所銷毁，哥林斯的艺术珍品被穆米鳥斯所銷毁，以及愷撒在罗馬、苏拉在希腊、布魯图斯和卡西鳥斯在小亚細亚把最后的奉献貢品銷毁掉，当需要貴重的材料、金属和象牙时就顾不得艺术价值了。〔53〕那些在胜利中俘获的塑像和器皿，在目击者的眼里純是现金，因之，蒙森〔54〕就能根据硬币窖藏出土的地点，試图断定瓦魯斯遭难的遺址〔55〕——因为罗馬的宿将是亲自携带他的全部貴重金属財产的。古典的財富不在于拥有产业，而在于积存金錢；一个古典的金融市場并不象我們世界的和古代底比斯的証券交易所那样是一个信貸的中心，而是一座实际上集中了世界上的大笔现款的城市。可以认为，在愷撒时代，古典世界的黄金有一半以上在罗馬。

但是，大約从汉尼拔时期起，当这个世界进入无限制的財閥政治的状态时，在其所支配的領域內，天然有限的貴重金属和物质上有价值的工艺品絕望地变得不能充分滿足需要了，于是人們确实渴望得到那些可以当作金錢使用的新的实物。于是，人們就看中了奴隶，奴隶是另一种实物，他是一件东西，而不是一个人，〔56〕因而可以当作金錢一样去看待。从这一点上看，古典的奴隶制是一切輕济史上的一种独特的奴隶制度。硬币的性质扩大到了有生命的物体身上，供总督和包稅人掠夺而“开发”的地域上的“人”的存貨跟金属存貨一样使人发生兴趣。一种稀奇的复式估价方法发展起来了。虽然土地沒有市价，奴隶却有市价。他被用作巨大的閑散財富的积累，因此，罗馬时代就有了庞大的奴隶群，那是完全无法用任何其他需要来解释的。当人們仅仅需要他能有利地使用的那么多的奴隶时，奴隶的数目就不多，并容易由战俘和判决后的債务人来补充。〔57〕公元前六世紀时，开奥斯才开始輸入买来的奴隶（Argyronetes）。这种奴隶与那人数多得多的工資劳动者之間的差别，本来是一种政治上的和法律上的，而不是一种經济上的差别。由于古典的經济是靜态的，不是动态的，不懂得系統地开发能力資源，因此罗馬时代的奴隶不是为了在工作中对他們进行剝削而存在的，却是或多或少地被雇用的，以便他們的絕大多数得以維持。具有某种特殊才能的特别中看的奴隶最受欢迎，因为生活費一样多，他們却是一份較好的財产；他們和现款一样被借給别人；他們可以自己經营商业，以致变成富有；〔58〕自由劳动被廉价出卖——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无論如何也要补偿这宗資本的維持費用。〔59〕大多数奴隶是完全沒有使用过的。他們单純以其存在来完成他們的任务，就象手边的貨币儲备一样，这种儲备不象当时可供利用的金属儲备一样有自然限度。正是由于这一事实，对奴隶的需要就无限地增长，結果不仅导致了一些純粹为了得到奴隶而进行的战爭，而且引起了私人企业主沿着地中海沿岸（在罗馬的默許下）猎取奴隶的活动，并为地方上的总督們开辟了一条新的发財致富之道，就是，吸吮一个地区的居民的膏血，然后把他們卖作奴隶去还債。提洛島的市場每天一定作过上万个奴隶的交易。当愷撒去到不列顚时，不列顚人缺乏貨币在罗馬所造成的失望，由于有大量掠夺得奴隶的远景而获得了补偿。例如，当哥林斯遭到破坏时，为鑄造錢币而把塑像銷毁和把居民在奴隶市場上拍卖，在古典人看来是同样的一种行动，就是，把有形体的东西变成金錢。

与此絕对相反的是浮士德型貨币的象征——把貨币作为机能，它的价值在于它的效力，而不仅在于它的存在。这种經济思想的特殊型式，早在公元后1000年諾曼人把他們掠夺到的人和土地組成一种經济力量的方式中出现。〔60〕把这些公爵領地官員的純粹帐面估价（在我們的“支票”、“帐目”、“开支票”等詞中留下了紀念）〔61〕和伊里亚特的“同时代的”金塔伦比較一下，人們在这种文化乍一开始时，就见到了它的现代信用制度的基本原理，这种信用制度是对它的經济形态的力量和持久性的信任的产物，我們的金錢观点和它几乎是完全相同的。这些被罗澤尔二世移植到諾曼人的西西里王国的財政方法，被霍亨斯陶棻家的皇帝腓特烈二世（約在1230年）发展成为一种在动力上远远超过原物，并使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有势力的資本家”的强有力的制度；〔62〕当这种数学思考力和王室的权力意志相結合，从諾曼底进入法国，并大规模地用去开发被征服的英国（直到今天，英国名义上仍是王室的領地）时，它的西西里方面被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所效法，并且（因为这些国家的統治貴族不久就把公民經济中的方法用到他們私人的簿記中）在整个西方世界的商业思想和实践中传播开。稍后，西西里式的方法被条頓騎士团和亚拉岡王朝所采用，西班牙在腓力二世时期及普魯士在腓特烈·威廉一世时期的模范的会計技术，我們大概也应归功于这类根源。

不过，决定性的事件是1494年弗拉·卢卡·帕細欧里〔63〕所发明的复式簿記。这种发明和公元前650年左右古典硬币的发明是“同时代的”。在《威廉·麦斯特》一书里，歌德称这种发明为“人类才智的最优秀的发现之一”，这一发明的发明者确实可以毫不含糊地与他的同时代人哥伦布和哥白尼并駕齐驅。我們的計算方式是从諾曼人学来的，我們的簿記是从伦巴第人学来的。要注意，这些人們也就是那創作早期哥特时代的两种最有参考价值的法学著作〔64〕和因其对远洋的渴望而推动了美洲的两次发现的两个日耳曼族。“复式簿記与伽里略和牛頓的学說是同一精神所产生的。……它用它們所用的同样方法，把现象整理成为一个精美的体系，它可以說是建立在一种机械思維的基础上的第一份秩序。正如以后星宿世界的秩序被自然哲学的卓越研究所揭露一样，复式簿記用同样的方法把經济世界的秩序揭示給我們。……复式簿記的基础是把一切现象純粹理解为数量的、邏輯地得出的基本原則”。〔65〕

复式簿記純粹是一种参照对等体系的，对于价值的空間所做的分析，它的起原是“商号”。古典世界的貨币鑄造只容許用价值的量作算术的堆积。在这里，毕达哥拉斯和笛卡儿又是对立的。我們讲一項事业的“积分”是正当的，并且图表曲綫是經济学上的視觉輔助物，就如它是其他科学的視觉輔助物一样。古典經济世界象德謨頡利图的宇宙一样是根据原料和形式来安排的。一种以硬币为形式的原料带动着經济运动，并在使用的地方对同等的价值数量的兌付单位施加压力。我們的經济世界是按力量和数額来安排的。貨币张力的范围存在于空間，并分派給賬上所記的每一客体，不管它是哪一种，是正的实效价值还是負的实效价值。〔66〕“书上沒有的，世上就沒有”。这样設想的功能貨币是唯一可以和古典硬币相比的，但是它的象征既不是实际的記帐，也不是股分凭单、支票或票据，而是在书面上完成功能的行为，有价証券的作用只是这种行为的一般性历史証据。

然而，与此同时，西方，在它对古典事物毫无疑問地崇拜的情况下，已在不断鑄造硬币，不仅把它作为主权的标志，而且相信这种有眞凭实据的貨币实际就是那与思想中的經济相应的貨币。同样，甚至在哥特时代，我們就接受了罗馬法及其对財产和实物的量的等同看待，还接受了建立在視数为量的概念基础上的欧几里得数学。因此，我們这三种理智的形式世界就在继續演变，不是象浮士德型的音乐那样純洁地、鮮花般开展，而是采取一种不断从量的观念逐步解放出来的形式。数学在巴罗克末期就已作到了这一点。〔67〕在另一方面，法律学甚至还沒有认識到它的即将到来的任务，〔68〕但这个世紀将对之作出决定，并要求那在罗馬法学家看来是法律的当然基础的东西，即經济思維和法律思維之內在的一致及对二者同样的实际上的熟悉。以硬币形式为象征的金錢概念，与古典的物法正相吻合，但对我們說来，却絕无这样的吻合。我們的整个生活安排是动态的、而非靜态的和禁欲的；因此，我們的本质的东西是力量和实行、关系和能量——組織的才能和直觉的才智、信用、观点、方法、能量的源泉——而不仅是一些有形事物的存在。我們法律家的“罗馬法学家式的”物的思想和有意識或无意識地从硬币出发的貨币理論，对我們的生活同样是外来的。我們仿效古典时代直到世界大战爆发以前都在不断增加的巨額金属积蓄，事实上已离开了正軌而自演一个角色，但它与现代經济的內在形式、任务和目的是毫无关系的；如果因为战爭关系，它从通貨中完全消失，那是什么改变也不致发生的。〔69〕

不幸的是，现代国民經济是在拟古主义时代建立的。正如只有一些塑像、花瓶和死板的戏剧才算眞正的艺术一样，只有压印得很精致的硬币才算眞正的貨币。約瑟·韦支伍德（1758年）〔70〕用他的风格优雅的浮雕和杯子所要达到的目的，归根結蒂就是亚当·斯密用他的价值学說——即可触知的量的純粹现在——所要达到的目的。因为按劳动数量的量来衡量一件东西的价值，与等同貨币与錢币的錯觉是完全一致的。在这里，劳动不再是在一个效果的世界中的效果发揮，不再是一种能在日益广泛的范围內传播、能象电場一样被衡量而不能被区分、在不同情形之下內在价值、强度和范围絕不相同的工作——而是发揮效果的成果，純粹从物质上看，是完成了的东西，是一种除了它的分量之外值不得注意的实在的东西。

实际上，欧美文明的經济是在一种完全按其內在质量来区分的劳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比过去在中国或埃及的情况还利害，更不用說古典世界了。我們生活在一个經济动力的世界中并不是沒有关系的，在这个世界里，个人的工作不是按欧几里得的方式增加的，而是彼此在机能上互相联系的。那（只有馬克思加以考虑的）純粹的执行工作，实际上不过是創造、整理和組織的一种机能；其他工作的意义、相对价值、甚至被作成的可能性，全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自从蒸气机发明以来，整个世界經济已成为极少数头脑优秀的人物的創作，沒有这些人物的高級劳动，其他一切事物就絕不会出现。但是这种成就是創造性思維的成就，不是一种量，〔71〕并且它的价值不能用一定数量的硬币来衡量。不如說，它本身就是貨币——浮士德型的貨币，即，它不是鑄造出来的，而是被当作一种从生活中出现的有效率的中心看待的——把这种想提法升到具有事实上的意义的，正是那一生活的本质。对金錢的思考产生出金錢——那是世界經济的秘密。当一个創业的大資本家在紙上写下一百万时，那一百万就存在了，因为这个作为一个經济中心的人物保証了他的势力范围內的經济力量的相应提高。“信用”这个詞对我們的意义就是如此，沒有别的。如果“剝夺者的剝夺”那句名言旨在从他們的創造中除去优秀的才能，那末，世界上全部金块也不足以使体力劳动者的行为具有意义，从而也不足以使其具有价值；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这些人就会成为沒有灵魂的、沒有意志的、空的外壳。这样，事实上，馬克思和亚当·斯密同样是古典的，同样眞正是罗馬法学家法律思想的产物；他只看见那已完成的量；而沒有看到功能，他想把生产手段与那样的人們区分开来，这种人依靠发现一些方法、組織有效率的工业并取得出口市場就能独立把一堆砖头和鋼鉄变成一座工厂，并且这种人如果沒有发揮力量的机会是不会出现的。〔72〕

如果有誰企图发表一种关于现代劳动的学說，他应当从考虑一切生活中的这一基本特征出发。在每一种人們所过的生活中，都有主体和客体，并且，生活愈重要，生活的形式愈丰富，它們之間的差别就愈明显。由于每一种存在之流都是由少数領导者和大多数被領导者所組成的，每一种經济也有領导工作和执行工作。馬克思的井蛙之见和那些社会伦理的理想家只是指出了一堆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但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完全是由于那些最重要的事情才存在的，并且这个劳动世界的精神是只有通过对其最大可能性的領会才能領会的。蒸汽机的决定性因素是它的发明者，不是它的火夫。重要的是思想。

同样，在金錢思考中也有主体和客体之分：即靠人格力量产生和支配金錢的人，及靠金錢来維持生活的人。浮士德式的金錢是从浮士德式的經济动力学提炼出来的力量，它关系到个人的命运（在他的生活宿命的經济方面）；他或者本质上能代表这种力量的一部分，或者，相反地，他只是这种力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