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然則世界历史是什么呢？当然是对过去的系統表述，是一种内心的假定，是一种能感到形式的能力的表现。但是，对于形式的感觉，无論如何确切，它和形式本身終不一样。毫无疑問問，我們感觉世界历史，經驗世界历史，相信世界历史能象地图一样去閱讀。但是，直到今天，我們知道的只是它的各种形式，而不是它的形式本身，那是我們自己的内心生活的鏡影。

每一个人如果被問到，当然会說，他很淸晰地、确切地看到了历史的内在形式。这种幻觉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没有一个人严肃地深思过它，更少有人怀疑过自己的知識，因为誰也絲毫没有想到可疑的范围有多么广闊。事实上，世界历史的布局是一种沒有得到証实的、主观的、世代相传的（不仅是外行的，而且是历史专家的）想法，它迫切地需要一点点怀疑精神，那种怀疑精神自从伽利略以来就在調节和加深我們关于自然的天生观念。

由于把历史分成了“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这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地空洞无物且又毫无意义的体系，可是它却完全主宰了我們的历史思維——我們就无法认識高級人类在通史中的眞正地位，无法认識德意志——罗馬帝国以来从西方——欧洲〔16〕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小小的局部世界的眞正地位，无法判定它的相对的重要性，尤其是无法估計它的方向了。这种体系是簡单地直綫进展的，分配比例是无意义的，而且随着每一世紀愈来愈不合理，我們所不断知道的新的历史領域它也无法包括进去；尽管如此，它的正确性却从未被人全力地攻击过，这在未来的諸文化看来，眞是难以置信的。历来的历史研究工作者对于这种体系的批評方式是无意义的；它們只是取消了某种现行的方案，却未代以不同的方案。玩弄“希腊中古时代”或“日耳曼古代”等提法絲毫不能帮助我們去形成一幅使中国和墨西哥、阿克苏姆帝国和薩薩尼帝国各得其所的明晰而又具有内在說服力的图景。至于把“近代史”的起点从十字軍移到文艺复兴，或从文艺复兴移到十九世紀初期之类的变通办法，不过要說明这体系的本身是被认为不可动搖地健全而已。

問題不仅在于这种体系限制了历史的領域，更坏的是，它左右了历史舞台。西欧的土地被当作一个坚实的“极”，当作地面上一块独一无二的选定地区，理由似乎只是因为我們住在这里；而千万年来的伟大历史和遙远的强大文化則都被派极其謙逊地繞着这个“极”在旋轉。这是一种太阳和行星式的怪想体系！我們选定一小块土地，把它当作历史体系的自然中心，当作中心的太阳。一切历史事件都从它获得眞正的光，一切历史事件的重要与否都依它的透視受到判定。但是，制造这样的“世界历史”幻景，只是我們西欧人的自欺欺人，稍加怀疑，它就会烟消云散的。

由于无量的視觉幻觉（它日久已成自然）的欺騙，我們就把几千年的遙远历史，例如中国和埃及的历史，縮小成了純粹的插曲，而在我們的紧邻，路德以后、尤其是拿破仑以后的几十年历史則庞然聳立，如同山云怪影一般。我們深知，高高的云层或远方的火車，看去似乎移动得很慢，其实那是一种虛假现象；可是我們却相信一切古代的印度人的、巴比伦人的、或埃及人的历史的发展速度眞比我們不久的过去的发展速度要慢。我們把它們看得不那么实在，把它們看得比較沉寂，比較淡薄，原因是我們还没有学会考虑（内在的和外表的）距离因素。

不言而喩，对西方文化說来，雅典、佛罗棱薩或巴黎的存在，較之洛阳或华氏城的存在更为重要。但是，难道可以根据这类估計来建立一种世界历史的体系嗎？如果可以的話，那末，中国的历史家就很可以将世界历史安排得視十字軍、文艺复兴、愷撒、腓特烈大帝等为无足輕重，不去提到了。从形态学的观点看来，我們的十八世紀为什么要比以前的六十个世紀中的任何一个世紀更为重要呢？把那短短几个世紀的、实际上限于西欧的“近代史”，同那上下数千年的“古代史”相对立，而整堆希腊前的各种文化又都偶然性地堆积在那种“古代史”中，未經审查，也无系統，不过作为附录而已，这岂不荒謬可笑嗎？这不是过甚其辞。埃及和巴比伦各有一分单独的、独立的历史，在分量上相当于我們从查理曼到世界大战时的所謂“世界历史”，且有过之；但是，我們为了遵循这一陈旧的体系，岂不是把它們当成了古典史的序慕嗎？对于印度和中国文化的广大复杂的内容，我們不是在装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气，把它們貶低成了附注嗎？至于伟大的美洲文化，我們不是借口它們“不合适（”跟什么不合适？），对它們完全加以漠視嗎？

这种使各大文化都把我們当作全部世界事变的假定中心，繞着我們旋轉的流行的西欧历史体系的最恰当的名称可以叫做历史的托勒密体系。这本书里用来代替它的体系，我认为可以叫作历史領域中的哥白尼发现，因为它不承认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比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等占有任何优越地位——它們都是动态存在的个别世界，从分量看来，它們在历史的一般图景中的地位和古典文化是一样的，从精神上的伟大和上升的力量看来，它們常常超过古典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