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四

当我們把伦拿德·馮·达薩尔（1167年死）——一切时代的最伟大的德意志政治家之一——的政策与皇帝查理四世（1378年死）的政策相对比时，并同时考虑到古典的情感从騎士时代的“西密斯”〔37〕演变为漸次壮大的城邦的“黛吉”〔38〕时，区别就很明显教皇权与帝权的这个灭亡的意义，正是国家对等級的胜利。封建制度的基础曾經是这样的感情，即生存的目的在于“生活”应当按照它所含有的意义去度过。历史全部包含在貴族的宿命中。但是现在发生了这样的情感，即还有某种另外的东西，某种甚至貴族也隶属于它并且貴族与一切其他阶級（无論是身份的阶級还是职业的阶級）共享的东西，某种不可捉摸的东西，一种观念。事物終于不再根据率直的私法观点来評断，而依照“公”法方面来評断。国家可能（并几乎毫无例外地的确）仍然是彻底貴族的；国家的外貌可能未因从封建集团到阶級国家的轉变而改变；那些在等級之外的人們不仅具有义务而且具有权利这种观念可能仍然是未知的；但是情感已經变得不同了，并且生活应当在历史的高峰上度过这种意識已經让位于另一种情感，即生活包含一种任务。了。〔39〕西密斯仅包含一种要求，黛吉却还含蘊着一种任务。

国家观念在其健旺的青春时代永远——并且由于在动物性自身中根深蒂固的本性而自明地——同一个个人統治者的概念密切相关。这个概念，还以同样的自明性适用于每一决定性的形势中的每一奋起的人群——如同每一次暴动的集会和每一次突发的危急关头所重新証明的。〔40〕这样的人群是感情的单位，但是盲目的。只有当他們为領袖所掌握时，他們才“具有”适于事物的奔流的“形式”。这个領袖突然出现在他們当中，由于那种感情的一致而立即居于首領的地位，并力求一种无条件的服从。这个过程在我們称作民族和国家的伟大生活单位的形成中反复重演，但更緩慢并具有更必然的意义。在諸高級文化中，有时为了一个伟大的象征而人为地取消或抑制这个过程，以利于其他的“具有形式”的方式；但就連在这些形式掩飾下的时候，我們实际上常常见到一种事实上的个人統治者的职位，无論它是国王顾問的統治者职位还是政党領袖的統治者职位；并且在每一次革命剧变中事物的原来状态都再次出现了。

一切定向生活的最本质的內在特性之一，嗣續的意志，是同上面这个宇宙事实有密切关系的。嗣續的意志在每一强有力的种族中都以一种自然现象的力量出现，并甚至驅迫那瞬息即逝的領袖（常常十分无意識地）也去維持他的地位，以便延續他的个人生存，或超越此范围使他的血統子子孙孙地綿延下去。同样深刻的和植物性的特性鼓舞着每一个眞正的追随者，他感到領袖的血統的延續就是他自身血統的延續的保証和象征。这种原始的本能恰恰是在革命中显现出来，完滿、有力并不顾一切原則。正是因为这种本能，1800年的法国不仅把拿破仑，而且把他的世袭职位，看作革命的眞正成就。理論家們，如馬克思和卢梭，从概念的理想出发而不从血統事实出发，永远不能理解这个存在于历史世界中的巨大力量，并因此把它所显现了的結果标志为可僧的和反动的。但是这些結果就在那里，并且具有一种如此坚持的力量，以致連高級文化的象征性也只能暫时地和人为地凌駕它們，这表现在古典情况中为特殊家族独占选举的官吏，表现在我們自己情况中为巴罗克时期的教皇重用亲族。在十分經常地自由辞去領袖职位这个事实的背后和“有功德者为君”这句格言的背后，实际上常常发生显貴們的竞爭。他們原則上不反对世袭的統治者职位，但实际上阻挠它，因为他們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为他自己的血統暗地里要求这种职位。这种积极的、有創造力的嫉妒状态，是古典的寡头政体所由建立的基础。

两种因素的結合产生了朝代的观念。这种观念如此深入地生根在宇宙中并如此致密地交織在历史生活的事实网絡里，以致每一文化和一切文化的国家观念都是这一原則的变形，从浮士德精神的热情的肯定直到古典精神的坚决的否定。一种文化的国家观念的成熟，同城市并甚至同城市的青春期联系在一起。文化民族，历史的民族，是建設市鎭的民族。〔41〕首都代替城堡和宫殿而作为高級历史的中心，并且在首都中运用权力的感情，西密斯，轉变成政府的感情，黛吉。这里，甚至在第一等級自身的意識方面，封建的統一在精神上为文化民族的統一所压倒，并且統治权的赤裸裸的事实在这里上升为主权的象征。

因此，随着封建主义的衰落，浮士德型的历史变为朝代的历史。从王侯家族府邸所在的小中心里（它們“发生”的地方，如这个詞所說的，使我們想起植物和財产），民族的形成开始了——这是全然貴族政体的民族，但国家还是制約了等級的存在。早已在封建貴族和小地主家族中盛行的譜系原則，扩张感和追求历史的意志这二者的表现，已經变得如此地有力量；以致凌駕語言的牢固一致和景色的牢固一致之上的各民族的出现，是以統治家族的宿命为轉移的。联姻与死亡，割断或联合全体居民的血統。〔42〕罗塔林王朝〔43〕和勃艮第王朝未能实现的地方，已成胚胎的各民族也就未能发展。威胁霍亨斯陶棻的劫数所涵蘊的不仅是皇权而已。对于德意志和意大利而言，它的意义是追求統一的德意志——意大利民族的强烈渴望几百年来沒有滿足；反之，哈布斯堡家族却使奥地利民族，而不是德意志民族，得到发展。

在枚斋世界，由于它的洞天情感，朝代的原則完全用别的方法构成。古典的元首，僭主和保民官的合法继承人，是德謨（平民）的化身。愷撒和人民的关系，就象宅納司〔44〕和門戶的关系与維斯塔〔45〕和炉灶的关系一样。愷撒是奥缶斯信仰的最后創造物。反之，“君主兼上帝”是枚斋的，他是一个分享圣火（馬茲达教徒的薩薩尼帝国的hvareno，在异教的和基督教的拜占廷变为光輪）的沙（Shah），这圣火在他的身边放射并使他成为pius、felix、invictus（最后的一个名称，自康莫都斯朝起是他的正式称号）。〔46〕在拜占廷，統治者类型在公元三世紀时所經历的变化，与含蓄在拆毁奥古斯都的官僚国家去建立戴克里先的封建制度这件事当中的变化是相当的。“奥理略和普洛布斯所創始的并由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建立在废墟上的新創造物，大概就象查理曼帝国一样地与古典世界和元首政治相异。”〔47〕枚斋的統治者治理正教的全体一致的现世部分，它如同奥古斯丁在其《天国》一书中所描写的那样，是教会、国家和民族的三位一体。〔48〕西方的統治者蒙上帝的恩典成为历史世界的君主；他的人民所以服从他，是因为上帝把他們賜予了他。但是在信仰問題上，他本身也是一个下属——成为教皇的下属，或視情况而定为他自己良心的下属。这就是国家权威与教会权威的分离，时間与空間之間的浮士德型的重大冲突。当教皇在800年为皇帝加冕时，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新統治者，以便他自己得以昌盛。法兰克土地上的皇帝是教皇在宗教事件方面的僕人，而且是（或許）教皇在世俗方面的股肱；反之，按照枚斋的世界感情，拜占廷的皇帝却是教皇的宗教方面的和世俗方面的长上。作为一种观念，教皇一职仅由于自哈里发一职中分出，才能出现，因为教皇是包括在哈里发里面的。

然而，正是因为这个緣故，枚斋統治者的选择不能完全限制在譜系的继承法范围內。它出自居統治地位的血亲的一致性，从这种血亲当中，圣灵示意并指定那中选者。当提奥多西在550年去世时，他的一个亲戚，修女普尔荷丽亚，正式許婚于年老的元老馬尔其安，因此把这位政治家并入了皇族并为他取得了王位，从而也取得了“朝代”的延續；〔49〕这一行为，如同薩薩尼家族和阿拔斯家族中的許多类似事件一样，被視作来自上天的暗示的結果。

在中国，周代早期的与封建制度有密切关系的天子观念，不久就变成了一种梦想。这个梦想，迅速地并日益清楚地終于用帝和更为古老的神話式的帝构成的三代这个形式去反映先前的整个世界〔50〕。但是，对于那些旋即成长起来的国家（王的称号在其中終于得到了十分普遍的使用）系統的諸朝代，則施行了王位继承的严格规則。正統——一种完全不合于早期的见解——成为一种有巨大影响的力量，〔51〕而統系的断絕，继嗣以及联姻于寒門，則如在西方的巴罗克时期一样，导致了数不尽的王位继承战爭。〔52〕有的正統原則确实还构成了下面这个值得注意的事实的基础，即埃及第十二王朝的統治者們（埃及文化的晚期随他們而告終）还在他們自己活着的时候就已立自己的儿子为君了。〔53〕这三种朝代观念之間的內在联系再一次地証明了：寓于这三种文化中的存在是同类的。

各种事物的进程在古典世界里恰好是完全相同的，并且它不仅包括了从封建联合到阶級国家的变化而且甚至也包括了朝代原則，理解这一点需要对古典世界的政治的形式語言作精密的洞察。古典的存在，的确，拒絕可能把它引进空間距离或时間距离的一切事物，并且就連在历史的事实世界里还以那些其中略具防御性的創造物把自己包围起来。但是这一切縮小和縮短是以一事物为先决条件的，古典的存在力图自保以防御它的侵犯。古典实体的狄奥尼苏斯式的浪費和奥缶斯式的否定把完滿的、实体的存在的阿波罗式理想就包含在它們的反抗的那个形式中。

在最古老的王权中，个人的統治权和传授后嗣的意志明显地被視作当然的事情。〔54〕但是它們还在公元前800年的时候就已經变得靠不住了，就象“奥德賽”的較早篇幅中梯里馬庫斯的职分所表示的那样。大封臣和貴族中最著名的人物經常拥有王的称号。斯巴达和吕西亚有两个王，史詩中的費阿細亚城和許多实际存在的城市則有更多的王。然后，官职从显貴职位中分离出来了。最后，王位本身也变成了貴族授予的一种官职（虽然在最初或許仅授予古老的王族中的成員）。这样在斯巴达监察委員們，当代表第一等級时，在其选择国王方面是絕对不受限制的；在哥林斯則自公元前750年左右，巴凱阿狄王族废除了世袭的王位继承，并每逢有事时就从他們自己的团体中立一个具有国王身份的議长。起初同样是世袭的重要官职成为仅是終身而不再传的，然后为限期的，最后再变为年任的，更进一步，則安排成职位的占有者多于职位本身的程度，而領袖权則由每个人輪流行使——这种慣例，如人們都知道的，导致了康奈的灾难。〔55〕这些年任的官职，从埃特魯里亚人的年任的独裁官职位〔56〕到多里亚人的监察委員职位（存在于赫刺克勒亚、麦西尼和斯巴达），同城邦的本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它們的組織在公元前650年左右达于完滿的程度。恰好在西方阶級国家的相应时期（15世紀末），朝代的世袭权力正在为皇帝馬克西米連和他的联姻政策（反对选侯門的要求）所获得，为亚拉岡的斐迪南、英国的亨利七世和法兰西的路易十一所获得。〔57〕

但是由于古典世界对于现时和现地的界限日益森严，內在具有一个等級的萌芽的僧侣，也以同一的步調变为一个純粹的城市官吏集团。荷馬时期王政的所謂首都，沒有成为把国家影响远播到各个方面去的中心，却收縮了它的有奇异魔力的范围，一直到国家和城市成为同一的时候。因此，自然，貴族与城市貴族融合在一起了，并且如果連在哥特时期新兴城市的代表（例如英国的下院和法国的国会）也为城市貴族所独占的話，那么更何况是在强有力的古典的城市国家中了！城市国家的确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事实上，純粹是一个无王的貴族国家。成长中的城邦的严格阿波罗型的“形式”，称作寡头政治。

这样，在这两种文化的早期的結束时，我們见到两种平行的而又对立的原則：浮士德型的——譜系的原則和阿波罗型的——寡头政治的原則；两种宪法，两种“黛吉”。前者为一种无限的扩张感所激励，以形式传統深深地追溯过去，以同样强烈的追求延續的意志筹划最遙远的未来；而在现在，也以深思熟虑的王朝联姻并以我們称作外交的眞正浮士德型的、动态的与对位的政治，力求将政治势力扩展到辽闊的地区。后者完全是具体的和靜态的，为其自給自足的政策自限于最近的和最直接的现在，并且在各方面都断然否认西方存在所肯定的东西。

朝代国家和城市国家都必須先有城市本身的存在。但区别在于：西方政府的所在地虽然可能远非（并經常不是）国土上最大的城市，却是政治张力領域中的一个势力中心，因而在无論如何遙远的角落所发生的每一事变都广泛地震动着全国；而在古典世界中，生活則紧密而又紧密地聚集在一起，直到它形成統一运动——政治世界中欧几里得型的追求形式的意志的极致——的奇异现象。除非并直到民族有形地凝聚在一块，作为一个实体的时候，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国家必須被看见，并甚至“一眼”就看见。并且，当浮士德式的傾向越来越减少朝代中心的数目时——因而馬克西米連一世甚至能看到他家族的在朝代上稳固的世界帝国朦朧地出现在远方——古典世界却瓦解为无数的小据点，这些小据点几乎刚一出现就开始去作那对于古典人类而言几乎是自給自足政策的思想和最純粹的表现所必需的事情——互相毁灭。〔58〕

統一运动連同其后果，城邦类型本身的創造物，专門是貴族的事业。建立古典的城市国家的是貴族，而且只为他們自己建立；使城市国家具有形式的是乡村貴族和城市貴族的聚攏。各职业阶級业已登場，从阶級观点来看农民不再算数了。更由于貴族权力的集中于一点，封建时期的王权就被破坏了。

根据对于希腊的这些瞥见，我們不妨試述一下上古罗馬历史的梗概，虽然确否自然是有待証明的。罗馬的統一运动——广泛散布的貴族家族的集合——是和城市的“建立”一致的，“建立”城市是公元前七世紀初埃特魯里亚人所担任的一种事业。〔59〕面对着卡庇托尔丘的王室要塞，在帕拉丁丘和奎里納尔丘长期以来还有另外两个村落。古代的女神茹麦娜〔60〕和埃特魯里亚人的茹馬氏族〔61〕属于这些村落中的第一个；第二个村落的神是男神奎萊納斯。罗馬人和“奎萊提茲人”的双重名称以及依附于这两座小山的賽里〔62〕和魯佩尔庫斯〔63〕的双重祭司团，就是由这些村落发生的。既然，称作拉姆奈斯、提梯斯和路凯列斯的三个血族多半是一切埃特魯里亚人的住地所共有的，〔64〕那么它們一定曾存在于我們此处所涉及的那两个村落中；因而这在一方面就說明了騎士百人团、軍团司令官和貴族性的貞女祭司的数目所以是六的緣故，同时在另一方面也說明了行政长官（或执政官）的数目所以是二的緣故，这两位行政长官（或执政官）还在很早的时候就作为貴族們的代表隶属国王之下并逐漸地剝夺了国王的一切势力。到600年时，罗馬的政体一定早已是“父亲們”的强大的寡头政治，伴有一作为傀儡領袖的有名无实的王位。〔65〕这样一来，放逐国王这种較早的理論和慢慢分解王权这种較晚的理論，終归能够并存了。当涉及塔尔昆的僭主政治的复灭时，生效的是前一理論，塔尔昆的僭主政治如同古典世界的其他各地一样，例如底士特拉妥在雅典，在公元前六世紀中左右已經和寡头政治对抗了；当涉及荷馬时期的王权（假定說）的封建权力在所謂的“創立期”即危急期以前为貴族的城市国家所緩慢瓦解时，生效的是后一理論，行政长官可能就是在这个危急期出现的，如同执政官和监察委員出现在其他地方一样。

这种城邦是同西方阶級国家（具有貴族、僧侣和高級市民）一样严格貴族的。属于它的民族的贅余部分仅是它的客体，但是在西方是它的政治关切的客体，而在古典世界則是它的政治漠視的客体。因为“及时行乐”在这里是寡头政治的箴言，也是其他事物的箴言。“及时行乐”的精神在忒俄格尼斯的詩篇中和克里特人希布里阿斯的詩歌中响亮地把自己表现出来。它使古典的財政直至其最后的时期——从波力克刺提对自己人民慣常施行的海盜行为到罗馬三雄的公敌宣告——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只顾眼前的临时占有資源。在法学方面，它以无匹的邏輯显现在罗馬敕律关于行政长官的一年任期的限制中。〔66〕最后，在用抽签办法——对机遇女神泰基的一种崇敬——递补軍事的、法律的和行政的缺位（尤其是它們当中較为重要的官位）的不断增多的实践中，这种精神也被见到。

这就是古典世界在政治上“具有形式”的方式，从而相应地也是古典世界的思維方式和感情方式。例外是不存在的。埃特魯里亚人是和多里亚人及馬其頓人同样受其支配的。〔67〕当亚历山大及其继承人把他們的希腊化城市星罗棋布在东方的时候，他們并非出自有意識的选择才这样做的，因为他們不可能設想出任何其他的政治組織形式。安提亚克一定存在于叙利亚，亚历山大里亚也一定存在于埃及。后者，在托勒密諸王并稍后在罗馬皇帝的統治下，的确不仅在法律上而且无疑地在事实上是一个大规模的城邦——因为那久已回复到无市鎭的費拉状态并据远古先例来管理的外面的乡村，就象异国的边陲一样守在它的門口。〔68〕罗馬帝国不过是奠基在巨大的城乡統一运动之上的最后的和最伟大的古典城市国家而已。在瑪尔庫斯·奥理略时代，修辞学家亚立斯泰德能够以充分的理由說：罗馬帝国已經“以一个城市的名义把这个世界集合在一起：一个人无論出生在帝国的那一处，他們住的地方都位于帝国的中心。”就連帝国中的被征服的居民——漂泊的沙漠部落、阿尔卑斯山的山谷村落，也組成为城社。李維始終不变地用城市国家的形式来思考，并且对于塔西佗而言行省的历史完全是不存在的。当公元前49年庞培在愷撒面前引退，放弃在軍事上不重要的罗馬并到东方去就地建立一个坚固的作战基地的时候，他的失敗命运就注定了。在統治阶級看来，他既抛弃了罗馬，也就抛弃了国家。罗馬对于他們是至高无上的。〔69〕

这些城市国家在原則上是不能扩展的。它們的数目能够增加，但是它們的范围却不能扩大。认为罗馬的門客轉变为有投票权的平民以及乡村部落的創設合有破坏城邦观念的意义，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在罗馬如同在亚狄加一样，国家的全部生活依然如前地限定在一个地点，这个地点就是希腊的市場，罗馬的广場。那些被授予公民权的人們无論住在多么遙远的地方——在汉尼拔时期可能是意大利的任何一个地方并后来可能是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他們当中每一个人的政治权利的行使都視他是否亲自出席广場而定。因此，大多数公民不是在法律上，而是实际上对于政治事务沒有影响的。〔70〕为此，公民权对于他們的意义不过是服軍役的义务和享有城邦的国內法而已。〔71〕但是甚至对于到罗馬来的公民，政治权利也受到了第二次的和人为的統一运动的限制。这次統一运动是在授予农民公民权之后和作为其結果而出现的，它只能理解为一种保持城邦观念完全不被削弱的不自觉的努力。新公民不論数目多少，都被登記在极少数的部落中（根据朱里鳥斯法，数目为8个），从而在民会中与享有旧公民权的公民相比永远居于少数的地位。

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个civitas〔72〕自始至終都被視为一个实体，一个σωμα〔73〕。凡不属于其中的人，都在它的法律范围之外，是一个异邦人（hostis）。位于人們的这个团体〔74〕之上的是諸神和英雄們，位于其下的是奴隶（根据亚里斯多德，奴隶完全不被称做人类）。但是个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政治野兽（ξωονπολι-ικóν），它在以扩张感思維并生活在扩张感中的我們看来，是一种十足的奴隶身份；他仅由于他具有一个别的城邦的成員身份，才存在着。由于这种欧几里得式的感觉，作为一个独立自足的实体的貴族在最初是和城邦同一意义的——的确相同到这样一种程度，甚至在十二銅表法中，貴族和平民之間的联姻也遭到禁止；并且斯巴达的监察委員們，按照古代的习俗，就任之始，首先即对希洛特人宣战。每当非貴族的人因革命而变成那德謨（人民）的时候，关系就倒轉过来了——但它的意义依旧不变。政治实体在对外关系方面，也象在对內关系方面那样是整个古典历史中一切事件的基础。数以百計的城市，互相埋伏伺候着对方，每一个城市都尽可能在政治上和經济上成为自我聚集的，动不动就撕咬起来，假借最微不足道的借口开火，并以消灭对方国家为战爭目的，而不以扩张自己国家为战爭目的。战爭以毁灭敌人的城市并屠杀或奴役其公民而結束，恰如革命以杀戮或放逐失敗者并由胜利的党派沒收其財产而結束。西方各国間的自然状态是纵横交錯的密切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可能为战爭所破坏；但是古典的国际法却假定战爭为正常的状态，这种正常的状态不时为和平条約所中断，而宣战不过是重建政治的自然状态而已。只有这样，那些四十年和約与五十年和約，spondai（如公元前421年的有名的尼細阿斯和約），才成为可以理解的，即其意义为暫时的保証条約。

这两种国家形式，連同适合于每一种的政治型式，到早期結束的时候得到了保証。国家观念战胜了封建联合，但是导致国家观念的是各个等級，并且民族只有作为它們的总体才具有政治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