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們对于作为一种观念的政治想得比应想的多，因为，相应地說，我們对于如何观察作为一种实在的政治懂得太少了。伟大的政治家們慣于根据对事实的可靠嗅觉立刻采取行动。对他們說来，这是如此的不辨自明，以致他們的头脑压根儿就沒有想到要考虑他們的行动的一般基本原則——假使眞有这类原則的話。在各个时代，他們都知道他們应該做什么，关于这种应該做什么的知識的任何理論則是他們的才能和爱好所不知道的。但是那些把注意力放在人們的既成事实上的专門思想家，內心上却和这类行动相距甚远，从而他們仅为自己織下一个抽象的网——偏好正义、美德、自由等神話的想象——并把这类抽象的东西作为对过去，特别是对未来的历史事故的标准来应用。結果他們忘記了概念只是概念，并作出結論，认为有一种政治科学，我們能借以按照一个理想处方来形成世界的进程。由于这类事情从来沒有发生过，也沒有在任何地方发生过，政治行动与抽象思想比起来就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从而他們在著作里就尽在爭論究竟有沒有一种“行动的天才”。

在这里，相反地，我的企图不是作出一个观念論的体系，而是給那在一般历史进程中确实实行过，而非可能实行过或者应該实行过的政治以一种体相。問題过去是，现在也是，要钻研重大事件的最后意义，要“看透”它們，要体驗和改写它們中間最有重要象征意义的东西。世界改良者的設計与历史的实际彼此毫无关系。〔1〕

当我們把人类的存在川流看作运动时，它們就叫作历史；当我們把它們看作被运动的对象时，它們就叫作家族、等級、人民、民族。〔2〕政治是这个流动的存在借以維持，成长，并战胜其他生命之流的途径。在本能的每一特征上，在最深的本质中，生活着的一切都是政治。〔3〕那我們现在喜欢称之为生命力的东西，那在我們身中不顾一切地努力向前和向上的“彼物”，那驅向有效与力量并在同时保持植物性与种族性的盲目的宇宙动力，与大地，“基”地，是分不开的；方向性，即实现的需要，在每一高級人类中作为它的政治生活而出现，这种政治生活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在寻求那决定人类将成为一种宿命或将遭受一种宿命的伟大决断。因为它要么就生长，要么就死亡；沒有第三种可能。

因此，作为一种强烈的种族性的表现的貴族是眞正的政治等級，并且眞正的政治教育是訓练，不是形成。每一个大政治家都是事变之流中的力量的中心，在他的自我天职和內在本分的情感中都有一些高貴的东西。反之，一切小宇宙的和“智性”的东西都是非政治的，因之在一切計划政治和观念論里都有些教士气的东西。最优秀的外交家是孩子們；在他們的游戏中，或是当他們想要某种东西的时候，一个个别的人所离不开的宇宙的“彼物”立即出现，且具有梦游者的稳定步法。当他們长大以后，他們不学习这种幼年的艺术，而是忘掉这种艺术，因此，这种艺术在成年的政治家中就很少见了。

只有在这些高級文化的范围內的存在之流中及其相互之間，才有高級的政策。因此，它們只有在复数里才有可能。一个民族只在与若干民族发生关系时才眞正是一个民族。〔4〕但是它們之間的天然的，“种族”的关系因此就是一种战爭的关系——这是一件沒有什么眞理能加以改变的事实。战爭是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原始的政治，因此战斗和生活在深处是一件事，存在息灭了，战斗意志也就息灭了。古日耳曼文表示这种意思的字如“orrust a”和“orlog”，是指与滑稽和游戏相反的严肃性和命运而言的——这是一种强度的对比，而非性质的差别。另外，虽然一切高級政治都想成为一种代替刀剑的較聪明的武器，虽然在一切文化頂峰上的政治家都奢望有能力废除战爭，可是外交和战爭艺术之間的原始关系继續存在下去。两者都有战爭的性质，都有战术和战略，都要求后方物质力量的支持。目的也依然是一样的——就是，一己的生活单位（阶級或民族）借損害他方的成长而成长。每一排除“种族”因素的企图只能使种族因素轉移到其他場所；代替国家間的冲突，我們有政党間的、或是地域間的冲突，或是（假使在那里，成长的意志也已消灭的話）冒险家的仆从們的冲突，对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其他居民往往不予抵抗地加以适应。

在生活力量間的每一次战爭中、爭执的总是哪一个統治全体的問題。在事变之流中击节的，总是一种生活，决不是一种体系、法律或計划。〔5〕希望自己成为众人的行动中心和有效焦点，〔6〕希望把自己的个性的內在形式变为整个民族的和时代的內在形式，希望自己成为历史的指揮官，以便把自己的民族或家族或意旨置于事变的首位——这是每一个負有历史天职的个别人物的很少意識到，但又是不可抗拒的冲动。世界上只有人的历史，因而也只有人的政治。斗爭的不是原則而是人，不是理想而是种族性，因为执政的权力就是一切。甚至革命也不例外，因为“人民的統治权”这一提法仅仅表示了一件事实，就是，統治者已取得了人民領袖的称号而非国王的称号。統治的方法很少因此有所改变，被統治者的地位則完全沒有改变。甚至世界和平，在它存在的每一場合下，也只是整个人类在决心掌握政权的少数强有力者所强加的統治之下的一种奴役状态。

执政权的概念暗指生活单位——甚至动物界的情形也是一样——再被細分为統治的主体和对象二者。这是不辨自明的，所以沒有一个群众单位曾經一时一刻不感到它本身的这种內部結构，那怕在最严重的危机中（如1789年）也是如此。消灭的是在职者，不是官职；如果一个民族在事变的狂潮中实际上失去了一切領导，漂流不定，这只是意味着控制权已經轉到外人的手里，它已經完全成为被統治的对象而已。

具有天賦政治才能的民族是不存在的。那些被认为是这样的民族，其实只是牢固地被少数統治者所控制、从而自己感觉很得意的一些民族而已。作为一个民族的英吉利，在政治事务上，也象其他任何民族一样，是粗忽、狹隘和不切实际的，但是他們拥有——尽管他們喜好公开辯論——一种信任的传統。不同之点只是英国人是一个具有非常古老的和成功的习慣的政权的統治对象，在这种統治中他默默地服从，因为經驗已經告訴他，默默服从是有好处的。从表面同意的默从再进一步就是相信这个政府是依賴他的意志的，虽則在骨子里，他的想法却是那个政府为了自己的技术上的理由不断地打进他的头脑的。英国的統治阶級已經全然不依賴其“人民”发展了它的目的和方法，它利用不成文宪法并在不成文宪法的范围內进行工作，这种宪法的精华来自实践，完全沒有什么理論，对于外行是曖昧的、难解的。但是一支軍队的勇气要靠它对其統帅的信任，而信任則意味着非自願地放弃批評。使懦夫变成勇士，或使勇士变成懦夫的是軍官，这种道理对軍队、民族、阶級和政党同样适用。一个民族中的政治才能不过是对它的領导者的信任而已。可是那种信任是有待取得的；它只能在它自己的良好时机中成熟，而成功就会把它稳定下来，使它变成一种传統。被統治者缺乏当然之感的现象实际表示了統治阶級中領袖才能的缺乏，这就使那种非本性的和好事的批評得以产生，这类批評的存在就說明一个民族已經处于“不健全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