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結束語
如前所述，《西方的没落》問世以后，立即风行一时，在德国国内外都吸引了不少的讀者。但是，它还不仅仅是一部普通的暢銷书，而且是一部对于现实政治起了重大影响的著作。
首先，《西方的没落》对于战后德国的思想界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后，德国帝国主义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敗，自战敗的那一天起就在积极进行着复仇的准备活动。十月革命成功后，社会主义理想日益深入人心，馬克思主义获得了广泛的传播。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德国革命运动在1919—1923年間也曾有过几度的高涨。在这种国内外的形势下，德国垄断資产阶級和容克地主迫切需要各式各样的反革命理論，来对抗革命，为战敗的德国帝国主义鼓气，以便奠定重整旗鼓的思想基础。
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以及他的其他一些政論著作（特别是《普魯士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正好滿足了德国統治阶級的这种需要。《西方的没落》一书披着学术的外衣，以旁征博引的手法，纵談古往今来的各門学問，表面似在說明西方的没落，实則在于論証德意志帝国統治全世界的必不可免的历史“宿命”。单单这一点，就足以博得当时刚刚战敗的德国統治阶級的欢心，更何况在书中还充滿着一系列的反动透頂的观点——对于进步观念的攻击，对于劳动人民的刻骨仇恨，对于苏联十月革命、德国1918年革命以及全世界工人运动的肆意誣蔑，对于馬克思主义的恶毒咒駡，以及反对理性而宣揚迷信等等。特别値得提出的是，《西方的没落》与斯宾格勒后来所写的那些政論小册子不同，它把一系列极其反动的观点包藏在一件学术外衣的下面，这就使它比那些公开漫駡（当然，《西方的没落》中也仍然有不少这样的地方，见前）的文章更容易欺騙讀者，蠱惑人心。因此，本书一出，斯宾格勒立即成了德国东普魯士地主与西部資本家的宠儿。《西方的没落》也儼然成为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普魯士軍国主义的半官方圣經，对当时德国的反动知識分子起了巨大的影响，为他們提供了一把銳利的反革命匕首。
斯宾格勒的反动思想对于德国法西斯哲学的影响，則是更为直接和明显的。这一点，甚至連一些資产阶級学者也并不否认。〔95〕斯宾格勒所提倡的社会主义与希特勒匪帮的国家社会主义不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而且在許多具体内容上也是恰相吻合的。〔96〕并且，二者还都是以普魯士为中心来推行这种“社会主义”的。在主张废除資产阶級民主，代以大資产阶級的公开的、恐怖的专政这一点上，斯宾格勒也是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先驅。如果說尼采第一个預言了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資产阶級所渴望的統治方式，斯宾格勒則进一步地具体地設計了这种統治方式——“愷撒主义”，而希特勒匪帮則終于将它变为现实，在德国建立了最野蛮、最黑暗的法西斯专政。至于，仇視人类的思想，对人民群众的賤視，对理智和文化的貶低，对战爭的歌頌，对紀律和服从、迷信和愚昧的贊揚等等，則更是斯宾格勒的反动历史哲学与国社党的法西斯哲学二者的共同思想，这就不必詳述了。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尼采哲学是德国法西斯哲学的最初来源，而斯宾格勒的反动历史哲学則是它的直接先导。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国社党的官方学术界所推崇的人物中列有斯宾格勒这样一名，又为什么他的著作經常受到法西斯理論家的征引了。〔97〕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也俘虏了一些資产阶級知識分子，虽然影响并不很大。1928年，在《学衡》杂志上首先由张蔭麟譯出了美国葛达德和吉朋斯二人合写的《斯宾格勒之文化論》，作为对斯宾格勒学說的通俗介紹，而且由編者替它大大地吹嘘了一番，称之为“影响当世之大，达尔文种源論以来所未有也”。〔98〕1930年，叶法无在其《文化与文明》一书中也介紹了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并誉之为“文化史的杰作”。〔99〕但是上面的这些歌頌者对于《西方的没落》一书的体系及其实用的反动政治目的并没有全部掌握，斯宾格勒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眞正“入室弟子”还要算是“战国策派”。近年以来，我国的史学工作者已經对“战国策派”及其主要成員进行了严正的批判，写了許多有益的文章，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値得我們注意的是，斯宾格勒并不是一架完全不再起作用了的僵尸，他那腐烂尸体上所散发出来的霉气仍在今天的西方資产阶級学术界中传布着，继承他的反动衣鉢的也还大有人在。《历史研究》的作者，在西方資产阶級学术界頗負时望的英国学者湯因比是公开承认自己深受斯宾格勒的影响的。〔100〕湯因比关于文明是历史研究的单位，文明有生有死的看法，关于“同时代”的看法，对于工人阶級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誣蔑等等，都脫胎于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在全世界反动势力中心的美国，斯宾格勒的影响則要更大于英国。斯宾格勒关于“战国时期”以后必然出现一个大帝国的說法以及他对于工人阶級和共产主义的恶毒誣蔑，都是美国帝国主义所十分需要的“理論”。早在葛达德和吉朋斯二人合写的《斯宾格勒之文化論》这本书中，美国資产阶級学者就已一面介紹斯宾格勒的学說，一面宣传未来的世界大帝国将由美国統治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的时候，美国資产阶級学者又一次地囑目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这决不是偶然的。魏格尔特在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二十五年后的回顾》〔101〕一文中，特别强調斯宾格勒关于苏联将成为西方世界的威胁这一点，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希望美国的政治家在战后“考虑世界重建”（实即奴役全世界）的时候，要从斯宾格勒的著作中吸取經驗敎訓，特别注意对付苏联的問題。此外，魏尔格特也一再駁斥斯宾格勒关于英、美的輕蔑看法，而反复申明美国力量的强大，这实际上已在以世界霸主自居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今天，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在美国一直有着相当的影响。哈佛大学历史学敎授司徒亚特·休士甚至把索罗金、克罗伯尔和諾尔斯罗甫（Northrop）等人称作了“新斯宾格勒派”。〔102〕以上这些人实际上各有自己的一套体系，但总的說来都和斯宾格勒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因此，我們还有必要进一步对于斯宾格勒的这些西方門徒进行彻底的批判。
另一方面，我們也应把斯宾格勒和他的門徒們作为很好的反面敎員，借以提高自己对于帝国主义的警惕。从他們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分子“贊成什么，反对什么；喜欢什么，痛恨什么”。尼采、斯宾格勒、希特勒、肯尼迪这一群牛鬼蛇神，他們的职业虽然不同，国籍虽然不同，在世的时間虽然不同，但都是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分子，他們一心一意想的是如何奴役人民，如何屠杀人民，如何征服弱小的国家，他們的著作和言論非常淸楚地告訴我們帝国主义分子是一时一刻也没有放弃他們的反动企图的。我們正是应当从这些反面敎員給我們所上的极有敎益的課业中，吸取足够的經驗敎訓，加强我們对于帝国主义的警惕，坚决和它斗爭到底，而不对它抱任何一絲一点的幻想。
帝国主义的灭亡前途是已經注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探討西方文明（实即資本主义制度）的前途的书籍曾經盛极一时。早在那时，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就已英明地指出：“总把自己看成世界中心的資产阶級和帝国主义的旧欧洲，已經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屠杀中象发臭的浓疮一样潰烂和裂开了。不管施本格勒（即斯宾格勒——笔者）之流和一切狂热地崇拜他（或者是研究他）的有敎养的小市民，为此怎样痛哭流涕，然而旧欧洲的这种衰落不过是靠帝国主义掠夺和压迫地球上大多数居民而养肥了的世界資产阶級没落史上的一段插話而已。”〔103〕列宁当年的这一科学預见已为以后的四十年历史所完全証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至现在，西方的資产阶級学者又一次地热衷于西方文明的前途的探討，其中有些人表示悲观，但也頗不乏肯尼迪那样的“滿怀信心”的人士。但是，不管悲观也罢，乐观也罢，历史的发展趋势，将必如毛澤东同志所正确指出的“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他們做尽了坏事，全世界一切受压迫的人民决不会饒恕他們”。〔104〕
〔1〕値得注意的是：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美国，斯宾格勒的反动历史哲学一直受到很大的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資产阶級学者論述斯宾格勒的著作很多，較重要的有：（1）索罗金：《一个危机时代的社会哲学》（P.A.Sorokin，Social Philosophies of an Age of Crisis，1950）；（2）休士：《对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評論》（H.Stuart Hughes，Oswald Spengler：ACritical Estimate，1952）；（3）克罗伯尔：《型式与文明》（A.G.Kroeber，Styleand Civilization，1957）；（4）休士：《意識与社会》（H.Stuart Hughes，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1959）。
〔2〕《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5頁。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3〕《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产阶級性》，《列宁全集》，第27卷，第314頁。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4〕如同許多德国資产阶級学者一样，斯宾格勒好以一种学說的首創者自居，其实往往是在剽窃别人的思想。他最推崇的思想家只有两人：歌德和尼采。下面所談到的一些人物，有些是他連名字也没有提到过的，但这并不能証明他和他們之間在思想上不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5〕尼采：《瑣罗亚斯德如是說》（The Complete Works of Friedrick Nietzchevol.ⅡThus Spake Zarat hustra，tr.Thomas Common T.N.Foulis，1916），第246頁。
〔6〕见本书第142頁注①.
〔7〕《反对抵制》，《列宁全集》，第13卷，第6頁。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8〕索罗金认为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是达尼列夫斯基的历史哲学的变相。这种看法过分夸大了二者之間的关系，是不能令人同意的。
〔9〕斯宾格勒尽管自称他的哲学思想主要来自歌德，但是在他笔下出现的歌德思想，实际上已經被纂改得面目全非，“斯宾格勒化”了（詳后）。因此，我們在叙述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的思想前提时，不把歌德列入。当然，这并不等于說，歌德的思想对于斯宾格勒就没有任何一点眞正的影响。
〔10〕见本书第5—6頁；第66—67頁。
〔11〕《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170頁。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列宁用来形容尤什凱維奇的这句話，移在斯宾格勒身上也是十分恰当的。
〔12〕斯宾格勒自称他的著作是历史哲学，又称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然哲学。《西方的没落》一书对这二者都談到了，但談得非常混乱，异常缺乏邏輯。下面的批判一般是先从他的自然哲学談起，重点則放在历史哲学上面。
〔13〕见本书第90頁。
〔14〕见本书第94—95頁。
〔15〕《西方的没落》（英譯本，以下簡称《西方》），第1卷，第308頁及注。
〔16〕见本书第253頁。
〔17〕见《第三帝国和它的思想家》（Das Dritte Reichund Seine Denker，Dokumeute，Verlags-GmbH，Berlin-Grunewald，1959），第50頁。
〔18〕见宾森：《近代德国》（KoppelS.Pinson，Modern Germany，New York，1955），第495頁。
〔19〕见本书第539頁。
〔20〕见本书第553頁。
〔21〕见本书第565-566頁。
〔22〕见本书第554頁。
〔23〕见本书第542頁。
〔24〕见本书第542頁。
〔25〕见本书第601頁。
〔26〕见本书第103頁。
〔27〕《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6頁。
〔28〕《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4頁。
〔29〕以上斯宾格勒关于思維与存在的关系的见解，主要见《西方》，第1卷，第49、54、163—164、299—301頁。
〔30〕《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239頁。
〔31〕《西方》，第1卷，第54頁。
〔32〕《西方》，第1卷，第300、315頁。
〔33〕见本书第583頁。
〔34〕斯宾格勒：《普魯士主义与社会主义》（O.Spengler，Preussentum und Sozialismus，Munich，1920），第81頁。
〔35〕见本书第728頁。
〔36〕《西方》，第1卷，第8、25、94頁；本书第107—108頁。
〔37〕《西方》，第1卷，再版自序、第5、15、25、49、95、100、102、107等頁；本书第107—108頁。
〔38〕见本书第441頁。
〔39〕见本书第96頁。
〔40〕见本书第637頁。
〔41〕见本书第96頁。还須指出：斯宾格勒也是反对自然科学的。他认为自然科学归根結底是以宗敎为核心的（见本书第98頁）。
〔42〕《西方》，第1卷，第49頁注。
〔43〕在詩剧《浮士德》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普列汉諾夫在其《論一元論历史覌之发展》一书中，曾摘引了歌德关于辯証法的一段生动的表述（见解放社，1949年版，第114—116頁）。
〔44〕《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281—282頁。
〔45〕尼采：《瑣罗亚斯德如是說》，前引英譯本第245頁。
〔46〕同上书，第167頁。
〔47〕《西方》，第1卷，再版自序。
〔48〕《西方》，第1卷，第7頁。
〔49〕以上见《西方》，第1卷，第21、26、57、174等頁；本书第306頁。
〔50〕见本书第153頁。
〔51〕《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0卷，第192頁。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52〕《西方》，第1卷，第154頁。
〔53〕见本书第691頁。
〔54〕《西方》，第1卷，再版自序，第25頁；本书第143頁。
〔55〕斯宾格勒自认为很重要的一些看法，例如“数（number）”的問題，我們并未涉及，这是因为它們已經包括在我們所批判的問題之内。他用“数”来解释自然世界，认为“数”是一种标志和获得自然印象的东西。由于我們已經批判了他关于两种世界的說法，而且他对于“数”的解释同样是唯心主义的——“数”也是精神的产物，没有数自体，只有各种不同文化的数，各种不同文化的数学等等，所以这个被他列入全书第二章的問題反倒无須詳加批判了。
〔56〕《西方》，第1卷，第46頁。
〔57〕斯宾格勒只对西欧历史略有些知識，而对于他所經常侈論的其他文化的历史，則几无所知。例如，他竟把孙子和荀子混为一人，从而把李斯的老师荀子說成了孙子（见本书第661頁注②）。
〔58〕斯宾格勒认为西方的专制国家时期大約有一百五十年左右（1600—1815年），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期。
〔59〕见本书第633頁。
〔60〕见本书第737頁。
〔61〕《全俄社会敎育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9卷，第334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62〕见本书第499頁，501頁。
〔63〕见本书第643頁。
〔64〕见本书第677-678頁。
〔65〕见本书第679頁。
〔66〕见本书第226頁。
〔67〕兰森在其《1919年以后的世界》（W.C.Langsam，The World Since 1919，New York，1954，p.217）的最新一版（第7版）中，仍然沿袭这种流行的传統看法，浮浅而錯誤地說道：“在其（指《西方的没落》）中，心情忧郁的人証实了他們的恐惧，而幻灭的人則証实了事物的没有价値。”
〔68〕轉引自杜德：《法西斯主义和社会革命》（Datt，Fascism and Social Revolution，second edition，1935），第229頁。
〔69〕见本书第547頁。
〔70〕见本书第579頁。著重点是笔者加的。关切（care）是斯宾格勒杜撰的另一个术語，解释见第1卷，第137頁，此处可不論。
〔71〕见本书第534頁。
〔72〕见本书第699頁。
〔73〕见本书第729-730頁。
〔74〕《西方》，第1卷，第18頁。
〔75〕《浮士德》，第二部，人民出版社1959年北京版，第356頁。
〔76〕《西方》，第1卷，第183頁。
〔77〕见本书第319頁。
〔78〕见本书第141頁。著重点是笔者加的。
〔79〕见本书第739-740頁。
〔80〕《决定的时刻》（The Hour of Decisiontran.byC.F.Atkinson，New York，1934），第145頁，151頁等处。
〔81〕见本书第774頁注①。
〔82〕见本书第722頁注①。
〔83〕见本书第526頁。
〔84〕《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卷，《初版序》，第5頁。此处借用馬克思的話。随着資本主义的日益腐朽，資产阶級学者的“歪曲的良心和邪恶的意图”要比馬克思在世时更加歪曲和更加邪恶了。
〔85〕分别见本书第774頁注①、②；第703頁。
〔86〕分别见本书第774頁注①、②；第703頁。
〔87〕分别见本书第774頁注①、②；第703頁。
〔88〕二者的煽动伎俩也完全一致。大資产阶級的忠实走狗斯宾格勒和希特勒在最初都是打着反对大資本的幌子的。
〔89〕见本书第774-775頁。
〔90〕《季米特洛夫文集》，解放社1950年版，第75頁。
〔91〕这是他杜撰的一个术語（过去有人譯作“假蛻化”不甚确切），借自地质学上的假晶现象，意思是指一个古老的外来文化侵入了一个比它年輕的文化地区，从而使这个年靑文化的固有发展受到了挫折，不能形成它的特有的表现形式并充分发展它的自我意議。詳见本书第330頁。
〔92〕见本书第336頁。
〔93〕见本书第541頁注②。
〔94〕见本书第762頁注①。
〔95〕費夫尔：《为历史而战斗》（Lucian Febvre Combats pour I’histoire，Paris，1953），第121、124等頁；紐曼：《河馬》》（Franz Neumann，Behemoth，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 lism，Ox 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4），第198頁。〔Behemoth系古代之一种巨兽，典出旧約約伯記第四十章，作者借之以喩納粹党。〕
〔96〕国社党党綱的二十五条与斯宾格勒的許多主张頗多吻合之处，甚至在主张废除罗馬法，代以德意志习慣法这一比較次要的問題上，二者的见解也完全一致。
〔97〕英国法西斯分子也很推崇斯宾格勒，对他的历史覌点贊揚备至，认为它“构成一种基础，现代人可据以着手解释他自己的现在并去規定他自己的未来。”参见杜德：《法西斯主义与社会革命》，第229—230頁。
〔98〕《学衡》，第61期。
〔99〕叶法无：《文化与文明》，黎明书局1930年版，第34頁。
〔100〕见湯因比：《文明在考驗中》（AJ.Toyn bee，Civilization on Trial 1948），第9—10頁。
〔101〕載《外交事务》（Foriegn Affairs），1942年10月号，第120—131頁。
〔102〕克罗伯尔关于文化問題的代表作是《文化生长的构型》（Configurations of Oulture Growth，1944），近著有《型式与文明》。諾尔斯罗甫論述文化問題的重要著作是《东方与西方的会合》（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1947）。索罗金是美国著名的資产阶級社会学者，背叛祖国的白俄，著述甚多。馬丁·布劳恩在其《柏立、斯宾格勒与新斯宾格勒派》（Martin Braun Bury，Spengler，and the New Spenglerians）一文〔載《今日历史》（Hist ory Today）1957年8月号〕中，也采用了“新斯宾格勒派”这一名称。
〔103〕《＜眞理报＞創刊十周年祀念》，《列宁全集》，第33卷，第311—312頁。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04〕《紅旗》，1960年10期，第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