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譯者第一卷序言

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在1918年7月出版，也就是正在四年世界大战的轉折点时出版，究竟是由于作者所說的意义的宿命还是偶然之故，这应該留待評論家們去断定。作者告訴我們，这本书构思于1914年以前，完成于1917年。就作者而論，他創作这本书的动力，起因不是上次大战对于我們的文明所留下的看法，而是（如同作者所明白表示的）正在来临的大战所将发觉的看法。但是，人們之所以要讀这本书的願望必然是在战后的条件下产生的，是由于战后的条件而产生的，因此，这本严肃而艰澀的历史哲学获得了印数九万册的銷路。书名很合时宜，容易使高等知識分子把它看成一部切合时宜的著作——由于作者只是一个首席敎师，在权威的学术界中默默无聞，情形更是如此。

事实上，斯宾格勒的著作并不是德国革命的惟一哲学产品，也不是最“受欢迎的”哲学产品。在比較严峻的关头，健全的心智对于比較严峻的問題是不会等閑置之的——他們不是怀着超乎寻常的决心面对这类問題，研究这类問題，就是通过同样超乎寻常的努力去欣賞或忍受到来的岁月，把这类問題視若无睹。即使常态恢复以后，人們——至少是西方人——也不再能不知这类問題的存在了。如果說，战胜者也不易摆脫战爭的后果，不易象正常人一样回复工作，不易仅仅通过业余的努力和浅尝輙止的注意去对待那些意义深刻的事情，那么，在战敗者方面，这就更没有可能了。这是一个物质困难（常常极端困难）的时期，在这期間，对成就的驕傲和对失敗的屈辱有力地一道起作用。揚和費希特的后耶拿时期的德国的健全心智是这样，1919至1920年德国的健全心智也是这样。

这篇序文的目的不是要去負起书評家的責任，不是要去比較斯宾格勒的哲学和德国现阶段的其他哲学的各自内在价値，这也不是作者力所能及的。另一方面，讀者必須无条件地认識到，摆在他跟前的这本书不仅在富有思想的普通人中間业已获得了大量的追随者，而且吸引了学术界各部門的注意，加重了它們的負担。神学家、史学家、科学家、艺术評論家——都受到了挑战，都把他們的批評工具用来对付斯宾格勒的学說涉及其領域的部分。熟悉德文的讀者可以参考門弗勒·施罗特的《关于斯宾格勒的論战》一书，以便知道詳情；这里只須指出施罗特书中的評論家的人名索引就有四百条左右就够了。这些評論家中不仅有一般的书評家，甚至主要不是一般的书評家，他們大多数是地位很高的专家。至少，値得注意的是：这部火山般热烈地自以为是的历史哲学显然是很受欢迎的，它有一个广告性的书名（Reklamtitel），它会导出，它也导出了一群特殊的邏戈斯，学术界的世界选手們都从中对于他們所能找出的任何不准确的或无根据的地方作了判断。（事实上，这类地方第一版非常多，在这譯本所根据的新版中，作者已仔細作了改正或修訂。但应着重指出的是，作者在这第二版中并没有从第一版的观点中撤消任何主要的东西。）

这第一陣批評的鮮明特点是：一方面，一般評論家缺乏足够的批評武器，另一方面，有学問的評論家又只看到树木而不能看到树林。看过施罗特的书（它的分量等于斯宾格勒原书第一卷的三分之一）的人，都不能不同意施罗特的断語，就是，这部著作尽管有許多自相矛盾、牵强附会、不准确的地方，但比批評它的一切評論家却高明得多。毫无疑問，正因感到了它的伟大，所以許多学者——其中有些威望极高的学者——对它就根本不表示意见。把他們的沉默說成“袖手旁观”是愚蠢的；說得更恰当一些，这是对那向一切敎条挑战并具有巨大含义的一种哲学和一种方法論采取保留态度。对于少数在学問上旣有一切必要的造詣、在眼界上又有必要的自由和胸襟的人說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在放大鏡下仔細检查出来的細节上的准确或不准确。准确或不准确这种看法本身就先須选择或采納它的引証，并从而选择或采納一种观点作为“起点”。这不过是一种初步的科学而已——然而，学者型的批評家却还要首先以自己的批評具有科学的严密性自詡呢！在历史上和在科学上一样，当观察是在有限的和几乎个别的情况下进行时，要想通过这样一堆当作定点的观察去画出一条曲綫是不可能的。

从爱德华·迈尔博士在1924年第二十五期的德意志文学报上发表的論斯宾格勒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一种大不相同的、較高一級的批評。在这位近代学术界的伟大人物之一的身上，我們正好发现了一种胸襟伟大的評論，它旣注意了次要的錯誤——显然并不重視它們——而又只在重大的問題上公平正直地对待斯宾格勒的論著。迈尔博士在許多严重的問題上不同意斯宾格勒，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問題可能是关于枚斋文化的起源与范围問題。爱德华·迈尔并不列举斯宾格勒所整理的大量事实中仍可找到的錯誤，而敬重地証明我們的著者“随时具有惊人地淵博的学識（erstaunlioh umfangreiohes，ihm stndig prsentes Wissen）”〔这句話和歌德的“精确的感性幻想（exakte sinnliche Phantasie）”同样簡洁、同样不可迻譯〕。他坚信斯宾格勒的某些观念，例如“第二信仰”的观念是有益的。他尤其信从有机地活着的諸文化的平行論的基本观点，并以他的重大威望掩护了这一观点。他所接受的并不一定是斯宾格勒的文化結构論——其中一部分，他确定地拒絕了，认为是錯誤的或証据不足的——但是，在文化之为一种有机結构，之为一种历史形态这一問題上，他是公开地和这位年紀較輕的思想家站在一边的，他把斯宾格勒的著作概括为“我們的科学和文学的始終有久远影响的財富”。迈尔的最后这一句話对一个全面的学者（不同于一个博学的专門家）非常直接地、簡要地表明了构成斯宾格勒的著作的特殊质地。它的影响較之可加以“足供参考的”这个慣用的形容詞的任何著作深刻得多、微妙得多。事实上，它根本不是任何形容詞所能形容的，它只能由其結果表明出来、勾画出来，这結果就是，一个人研究了它、掌握了它之后，他就会发现，如果不把文化問題看作基本上是一个“形态学”問題，他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接触任何文化問題——老的或新的、敎义的或艺术的、政治的或科学的——也几乎是不可能接触的。

这部著作共分两卷——付題分别叫作《形式与实际》及《世界历史的透視》——这册譯本只包括第一卷。我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完成这件越困难就越有吸引力的工作——它的性质本是这样。目前，当引証到第二卷时，只能指出德文原本的頁碼；如果日后第二卷譯完出版，我希望能附上一份必要的参考頁碼对照表。讀者会注意到，在这一版中，譯者相当大量地在各頁加上了脚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脚注并不想自充評論性的注释。它們只想帮助讀者比較詳尽地去追迹那位“随时具有知識”的斯宾格勒所一笔带过的种种事实。这就是它們的目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們采取引証大英百科全书中适当条目的形式，而大英百科全书則是惟一旣有所引各种各色的（通常是深奥的）材料的相当充实的知識、同时又是这部著作达到之处大概都能找到的一部书。毫无疑問，每个讀者都会发现，在他的专业方面，这些脚注是浅薄的，甚至是合人生厌的，但是我认为，对一位完全懂得希腊戏剧中的淨化作用的学者說明一下数学上的极限問題，对他可能是有帮助的，反之亦然。

末了，我不能不記下我的妻子汉娜·瓦勒·爱金孙在本书的編譯工作中所起的作用。我对她所起的作用的最好的描繪是，它应当記在扉頁上而不是記在这里。

1926年1月

查理·弗兰西斯·爱金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