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用来証明死形式的是数学法則。用来領悟活形式的是类比。利用这些方法，我們就能区别世界上的极性（polarity）和周期性（periodioity）。

人們历来知道，世界历史的表现形式在数量上是有限的，时代、紀元、情境、人物都是符合类型地重复出现的。人們討論拿破侖时很少有不旁及愷撒和亚历山大的——我們将要看到，从形态学的角度看来，在这两个类比中，第一个类比是很难被接受的，第二个类比則是正确的——而拿破侖本人則认为自己的处境和查理曼的处境是相似的。法国革命会議談論迦太基时，意思指的是英格兰；雅各宾党人自称为罗馬人。除此以外，各种不同程度地正确或不正确的比拟有：把佛罗棱薩比拟雅典，把佛比拟基督，把原始基督敎比拟近代社会主义，把愷撒时代罗馬的財政巨头比拟美国佬等。佩脫拉克是最早的一个热情考古学家（考古学本身岂不就是历史即重现的意思的一种表现嗎？），他在心理上觉得自己和西塞祿是有关系的，近来英属南非的組織者席西尔·罗得斯在藏书中就藏有关于愷撒們的古典传記的特备譯本，他觉得自己很象哈德良皇帝。命定要遭毁灭的瑞典的查理十二世經常把昆图斯·庫尔齐烏斯所著的亚历山大生平放在衣袋里，他的目的是存心要去模仿那个征服者。

腓特烈大帝在他的政論中——例如1738年的《深思》（Considérations）一文——把类比法运用得十分熟练。他把法国人比作菲力治下的馬其頓人，而把德国人比作希腊人。他說“甚至到了今天，德国的德摩比利——阿尔薩斯和洛林——还落在菲力手里”，这話准确地写出了紅衣主敎夫勒里政策的特征。我們知道，腓特烈大帝把哈布斯堡与布尔邦家族的政策和安敦尼与屋大維的公敌宣告也比成了类似的事情。

但是，这一切还只是片段的、武断的，通常只是一种暫时的傾向，想去作出詩情的或巧妙的表达，而不是对于历史形式具有眞正深刻的領悟。

我們可以艺术类比大师兰克的情形为例：我們发现，他把克約克薩来比拟猎鳥者亨利和把西米利亚人的入寇比拟匈牙利人的侵略，这从形态学的角度看来是没有意义的，他經常把希腊的城邦比拟文艺复兴时期的共和国，意义也很小；他把亚尔西巴德和拿破侖作比較很有道理，但那是偶然作出的。不象严謹的数学家一样能在常人只见外表不同的两組微分方程式之間发现其内在的关系，兰克等人的历史类比是用一种普魯塔克式的通俗传奇式的笔触作出的，目的仅在提出世界舞台中的可資比較的場景而已。

显而易见，规定景物选择的，归根結底，旣不是原則，也不是历史需要感，而是簡单的傾向。我們距离任何类比的技巧是很远的。类比壅塞着（目前比过去更利害），没有体系或連貫性，如果碰对了——就这个詞的尚待确定的本质意义而言——那是由于运气好，也有少数出自本能的，但决不是根据原則得出的。在这个領域中，至今为止，还没有人去想出一种方法，也没有人稍稍涉想过，这里原有一种根源，事实上是惟一的根源，从它出发，历史上的問題就可以获得广泛的解决。

类比，就其揭露历史的有机結构而言，对历史思潮原是一件好事。类比的技巧，由于在发展中受到了一种綜合观点的影响，原是有把握导致必然的結論和邏輯的优势的。但是，至今为止，人們对于类比的理解和运用却使它变成了一种禍害，因为它使历史家可以放任各自的爱好，而不去严肃地认識：他們的首要的和最艰巨的任务是关心历史的象征性及其类比，因此，問題至今还没有获得理解，更談不到获得解决了。很多类比是皮相的（例如把愷撒叫作官办报紙的創始人）；有些类比比皮相更坏（例如給古典时代的不仅极端复杂而且我們全然陌生的现象加上种种近代标签，如同社会主义、印象主义、資本主义、僧侶主义之类）；有时甚至荒誕到了歪曲的程度——你瞧，雅各宾俱乐部多么崇拜布魯图斯，就是那个巧取豪夺的百万富翁，他以寡头政治理論作借口，在貴族元老院同意之下，暗杀了那位民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