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今天，我們是按洲思考的，只有我們的哲学家和历史家才不懂得我們是这样思考的。他們給我們指出的概念和眼界，自以为是普遍地有效的，实則其最远的視界也没有越出西方人的智能气氛之外，然則这样的概念和眼界对于我們又有什么意义呢？

根据这一观点来考查一下我們最优秀的著作吧。当柏拉图談論人类的时候，他指的是与蛮族相对的希腊人，这是完全符合古典生活和古典思維的非历史形态的，他的前提使他得出了对希腊人而言完整而有意义的結論。然而，当康德把伦理观点等哲学化时，他认为他的論点对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的人都是适用的。关于这一点，他說得并不多，因为，对他自己和对他的讀者，这都是无須申說的。在他的美学中，他所制定的原則不是关于斐狄亚斯的艺术的，不是关于伦勃朗的艺术的，而是关于一般艺术的。但是他所提出的思想的必要形式实际只是西方思想的必要形式，虽則略略看一下亚里斯多德及其本质上不同的結論，本来就足够說明亚里斯多德的才智在透彻程度上不比他差，但才智的結构不是一样的。西方人的范畴对于俄罗斯人是陌生的，正如中国人或古希腊人的范畴对于西方人是陌生的。对我們說来，有效而完全地領悟古典字根是不可能的，正如有效而完全地領悟俄文〔28〕或印度文字根是不可能的；现代中国人或阿拉伯人具有全然不同的智力性质，对他們說来，“从培根到康德的哲学”只有一种珍玩价値。

西方的思想家所缺少的正是我們期望能从他身上找到的这一点，就是：了解其作为某一存在且限于某一存在的表现的史实的历史相对性；懂得它們的有效性的必然限度；相信他的“不可动搖的”眞理和“永恒的”见解只对他是眞理，只对他的世界观是永恒的；他有責任在这以外去发现别种文化中人同样确切地得出的眞理和见解。只有这样才能使未来的哲学完美无缺，此外别无他法；只有通过对现存世界的理解我們才能懂得历史的象征性。在这里，没有什么是經常的，没有什么是普遍的。我們必須停止再談什么“思維”的形式、“悲剧”的原則、“国家”的使命。普遍的有效性永远包含着从特殊到特殊的論証中的謬誤。

但是，当哲学的重心从抽象的、系統的方面轉到实际的、伦理的方面，当叔本华以后的西方思想家从认識問題轉到人生問題（追求生活的意志、追求权力的意志、追求行动的意志）的时候，比邏輯謬誤远为恼人的事情就开始出现了。在这里，要考查的不是康德的理想的、抽象的“人”，而是在历史时期中在地面上住过的、組織成原始的或进步的民族的实在的人；用有着地域限制性的“古代——中古——近代”的体系去界說他的最高观念的結构，就更徒劳无益了。但人們却是这样做的。

想想尼采的历史眼界吧。他的关于衰微、尚武精神、一切价値的重新估价、追求权力的意志等概念在西方文明的本体中是根深蒂固的，对分析西方文明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但是，他的創见的基础是什么呢？是罗馬人和希腊人，是文艺复兴和欧洲现状，是对于印度哲学的走馬观花、一知半解——总而言之，是“古代、中古、近代”史。严格地說，他并没有越出这体系一步，与他同时的其他思想家也是如此。

然則在他的“狄奥尼苏斯的”观念〔29〕和一个文明程度很高的中国人或一个当代的美国人的内心生活之間有、或能有什么相关呢？他的“超人”对伊斯兰世界有什么意义呢？自然与才智、异敎徒与基督徒、以及古典的与近代的等等形成心象的对比对于印度人或俄罗斯人的心灵能有任何意义嗎？托尔斯泰——他从他的人道主义的深处出发，把整个西方的世界观看作外来的、遙远的，加以拒絕——能拿“中世紀”、但丁、路德干什么呢？一个日本人能拿巴尔其伐尔和《瑣罗亚斯德如此說》干什么呢？一个印度人能拿索福克里干什么呢？难道叔本华、孔德、費尔巴哈、赫伯尔或斯特林德伯格的思想領域就会开廓些嗎？他們整个心理尽管向往着世界范围的有效性，难道不只具有純粹的西欧意义嗎？

易卜生的著名的娜拉是一个欧洲西北部城市中的妇人，她的眼界可以从她每年付出一百至三百鎊房租和受过新敎敎育忖度出来，如果我們把她換成愷撒的妻子，換成舍焚耶夫人，〔30〕換成一个日本或土耳其农妇，那末，易卜生的妇女問題——它也要求一切“人道精神”的重視——将显得多么可笑！但是在这个問題上，易卜生自己的視界就是昨天和今天的一个大城市中的中产阶級的視界。他的矛盾的精神前提約到1850年才出现，它們的存在也很难超过1950年；这些矛盾旣不属于广大的世界，也不属于下层的大众，更不属于非欧洲居民的城市。

这一切都只有地域性的和暫时性的价値——其中大多数实际上局限于西欧型城市中的一时性的“知識阶层”。它們断然没有世界史的或“永恒的”价値。易卜生和尼采一代，不論实质上如何重要，但把有关“近代”以外的因素看成从属的，估計过低，或者加以漠視，都是违反“世界历史”这个詞的眞实意义的；“世界历史”指的是整体，不是选定的某一部分。但是，事实上，它們却被低估、被漠視到了惊人的地步。至今为止，西方人关于空問、时間、运动、数目、願望、婚姻、財产、悲剧、科学等問題所談所想的，都是狹隘而不足信的，因为人們总想对总問題获得总解决。殊不知发問的人有許多，答案也就有許多；任何哲学发問实际上是一种掩藏的願望，想为問題本身所隐含的东西获得明白的肯定；任何时代的大問題都是流动于一切概念以外的；因此，只有获得好些历史地有限的解决，并按純粹非个人的标准加以衡量，才能发现最后的秘密。眞正研究人类的人不把任何观点看成是絕对正确或絕对錯誤的。在时間或婚姻之类重大問題上，訴之个人經驗、内心呼声、理性、祖先或同时代人的意见是不够的。它們可以作出对发問的人及发問人的时代說来是正确的答案，但是这并不够。在别一些文化中，现象另有自己的語言，对另外的人說来，眞理又另是一个样子。思想家对于它們的有效性通通应当承认，要么就通通不承认。

可见，西方人对世界的評論可以加宽与加深的范围有多么广闊！一个人在尼采及其一代的純朴相对論以外，还应該看得多么远——一个人的形式感和心理洞察力应該变得多么細致——一个人多么应該完全摆脫自我、实际兴趣和視界对自己的束縛——然后他才敢去挑起理解世界史，即当作历史的世界的担子。